民粹主义及民粹主义传播策略

当代的“民粹主义”研究者倾向于采取一种最小定义的策略，不再试图提出一个可以涵盖并解释各种经验指涉的概念，而是从若干核心特征出发尝试把握民粹主义的本质。在这里，作者将民粹主义定义为一种“稀疏的意识形态(thin ideology)”，认为社会由两个内部同质且相互对立的群体组成，即善良的人民与邪恶的精英，并且坚信人民享有最高的、不受任何限制的主权。

在对民粹主义概念化的过程中，不难发现，民粹主义由三个核心要素组成，即人民、精英以及人民主权。这三个维度在传播策略上具有如下的表现：在人民至上的维度，民粹主义政客往往着重描述他/她与人民之间的紧密联系，强调人民的高尚品格和伟大成就，并且将人民描述成为一个同质性的整体（相对于松散的、异质性个体而言）；在反精英的维度，民粹主义政客则倾向于诋毁或指责精英，将这些精英与善良的人民区分开；最后，在人民主权的维度，民粹主义政客一方面倡导一切权力归于人民，另一方面则通过否定精英管理社会的合法性将现实描述成为一种消极的、充满矛盾冲突的状态。图1对于民粹主义3个核心维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描述。

社交媒体作为民粹主义传播的平台

围绕社交媒体如何为民粹主义传播创造了机会结构，作者总结了以下4个方面的要点：

第一，借助社交媒体，民粹主义者得以直接地、不经由任何专业机构地接触和传播民众的不满。第二，社交媒体为民粹主义者创造了低门槛、直接互动的可能性，这使得民粹主义者与选民之间得以建立一种个人的、紧密的强关系。第三，社交媒体为民粹主义者提供了展示后台状态与私人生活的空间，民粹主义者通过描述自己的个人生活、感受与情绪、能力与专业实现个性化的信息传播（相对于传统政客的千篇一律）。第四，不同于其他媒体渠道，社交媒体为志同道合的特定群体提供了相互联结的可能性，这一点对于民粹主义者尤其重要，因为这意味着他们对其政敌的攻击可以得到热烈的响应。

综上所述，规避专业审查的直接或间接接触机会、与民众之间的密切联系、高度个性化的可能性以及目标群体的精准触达4个方面的特征，使得社交媒体为民粹主义信息的传播创造了极大的便利和机会。

研究假设

本研究旨在考察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不同政治行动者在多大程度上使用民粹主义的传播策略，以及他们偏好哪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作为民粹主义传播的渠道。为了回答上述问题，本文提出3个主要的研究假设。

民粹主义作为一种“稀疏的意识形态”可以与各种不同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而非专属于右翼政党。因此，作者提出：

假设1：相较于中间派别，位于政治光谱左右两端的政党更有可能使用民粹主义传播策略。

进一步，作者认为政党在当前政府中的地位也会影响民粹主义策略的使用，并提出：

假设2：相较于执政党，反对党往往更倾向于使用民粹主义的传播策略。

最后，作者认为，脸书在4个方面的特征使其呈现出与民粹主义之间更高的亲和性：

第一，脸书的传播内容包含更多的互惠信息，这使得用户之间建立起更加紧密的人际关系。第二，推特允许用户保持匿名收听，而脸书平台上诸如“互粉”、“喜欢”这样的操作往往需要用户之间更高的亲密度。第三，推特通常用于阅读和传播相对专业的信息，而推特的用户也相对更加年轻，教育程度更高，更多地来自城市，拥有更高的社会经济地位；相反，脸书则更加大众化，用户的社会地位差异程度也更大，这意味着那些反专业主义的、诉诸情感的信息在脸书平台上往往更容易得到大规模的传播。第四，由于脸书没有140字的长度限制，政治行动者有机会更加充分、准确地表达自己的立场和观点。

综合以上4个方面的因素，作者提出：

假设3：相比于推特，脸书的民粹主义倾向更加强烈

研究方法

文章采用半自动内容分析软件Angrist（Wettstein, 2014）对2015年3个月内来自6个国家的88名政客的脸书和推特文本进行了分析。

由于民粹主义是一种跨国别的现象，因此有必要选择差异足够显著的6个国家以检验结论的稳健性。在抽样方面，作者选取了包括瑞士、德国、英国、美国、意大利、法国在内的6个国家，上述6个国家涵盖了议会制与总统制、代议制民主与直接民主、共识民主与多数民主、强民粹倾向与弱民粹倾向（在议会和公共舆论方面）等多个方面的差异。对于每个国家，作者选择5个政党，包括议会内部最大的4个政党（横跨从左到右的政治光谱）以及1个普遍认为最有影响力的民粹主义政党。表1对选出的29个政党进行了描述。

在每个政党内，根据2个标准挑选考察对象，即政治地位最高、社交媒体影响力最大。根据这一标准，作者从29个政党中挑选出110名政客，并运用Facepager工具（Keyling & Jünger, 2013）抓取了他们2015年9月至11月期间在社交媒体上的发言。经过一系列数据清洗，最终得到了一个包含88名政客的845条脸书和555条推特的数据集。

在分析单位方面，作者借助一组经过专业训练的学生编码员对每一条文本的发言者、评论对象以及评论议题进行了标注。对于传播策略的编码，作者主要从发言者关于评论对象的阐述入手，评估文本所呈现出的人民至上或者是反对精英的程度，对于人民主权维度的编码则主要基于发言者对于特定议题的阐述。在编码的信度方面，对于传播策略编码的Brennan & Predige's kappa系数平均达到0.83，且编码员在进入编码池前均通过了信度测试。此外，作者在编码过程中还设置了隐藏的信度测试。

最后，在操作化方面，如果文本呈现出3种传播策略（人民至上、反对精英、人民主权）中的任意一个，则判定为民粹主义。对于29个不同政党，作者首先基于CHES(Chapel Hill Expert Survey)对欧洲政党的意识形态立场进行了分类。由于该调查不包含美国政党，因此作者对美国政党进行了手工分类。在此基础上，作者利用每个政党CHES原始得分偏离中心的程度计算得到了一个政党极端指数。政党极端指数越高，表明该政党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越趋于两端，反之则表明政党的位置趋于中间。此外，文章还设置了两个虚拟变量，即是否为反对党、是否脸书平台发言。

研究发现

总体上，推特和脸书有大约十分之一(10.6%)的发言呈现出民粹主义的传播策略。其中，6.4%的发言呈现出反精英策略，4.3%的发言呈现出人民至上策略，而采取人民主权策略的发言几乎没有(0.1%)。为了检验前文提到的3个假设，作者运用了协方差分析（ANCOVA），因变量为民粹主义指数，自变量包括意识形态极端指数、是否反对党以及是否脸书平台发言。

图3对不同立场的政党在民粹主义指数上的平均得分进行了描述。结果显示，右翼政党使用民粹主义策略的频率最高(M= .14, SD = .08)，其次是中间偏右政党(M= .11, SD = .10)和左翼政党(M= .10, SD = .08)，中间偏左政党(M= .07, SD = .08)与中间政党(M= .05, SD = .11)几乎不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使用民粹主义策略。因此，政治光谱两端的政党确实表现出比中间党派更高的民粹主义倾向（假设一得到支持），同时右翼政党相较于左翼政党也表现出更高的民粹主义倾向。

假设二和假设三同样得到了数据的支持。反对党 (M= .11, SD = .09)相较于执政党 (M= .05, SD = .07)呈现出更高的民粹主义倾向。行动者在脸书平台采取民粹主义传播策略的频率(M = .13, SD = .33)也明显高于推特(M = .07, SD = .26)。

最后，为了检验3个自变量对于因变量影响的独立性，作者采用了OLS回归模型加以检验，表2的结果显示，3个自变量共同纳入模型后仍然保持了各自的显著性。尽管文本层次的回归模型可以解释的方差较小(R2 = 0.021)，但是在行动者层次(R2 = 0.123)和政党层次(R2 = 0.312)，回归模型可以解释的方差都有明显的提升。

结论与讨论

本文的研究表明，位于政治光谱两端的政党以及在野的反对党往往在社交媒体平台更多地采取民粹主义的传播策略，这种策略使得他们得以绕过传统媒体的新闻过滤，实现对选民的直接传播。此外，相较于推特，脸书平台呈现出更加强烈的民粹主义倾向，这意味着脸书用户之间有着更加紧密的联系以及更加个性化的传播模式。

进一步的研究表明，民粹主义的传播呈现出一种碎片化的形式。人民主权的维度在社交媒体的传播中几乎不存在，而人民至上与反对精英两个维度也很少同时被观察到。然而，本文所有的发现在人民至上和反对精英两个维度分别都是稳健的，这表明上述两个维度是相辅相成的。尽管民粹主义的传播策略在经验层面上是碎片化的，然而，从三个核心维度出发界定民粹主义的方法论仍然是富有成效的。对于碎片化现象，文章提出了3个可能的解释：1.民粹主义政客往往倾向于将自己的观点简单化以实现更好的传播效果；2.政治家可能主动保持民粹主义意识形态的模糊性和可塑性，使得追随者可以结合自己的政治立场加以补充；3.碎片化的民粹主义表述意味着这些话语更加难以被自己对手或者评论员抓住，进而加以攻击。

简要评述

在以往的经验研究中，关于拉美国家民粹主义的研究往往将民粹主义与极端左翼绑定在一起，而对于欧洲国家民粹主义的研究又通常一厢情愿地将民粹主义与极端右翼等同起来。Ernst等（2017）的研究有力地回应了这一偏见，并提出了一个超越“左”与“右”的分析框架，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了我们对于民粹主义这一议题在经验层面的理解。

基于社交媒体数据的文本分析方法打破了以往个案研究法的局限，既摆脱了循环论证的批评，又为跨国别、跨语境的民粹主义的测量提供了可行的操作化方案。以往关于民粹主义的研究往往基于竞选期间的演说或者是议会辩论的记录，在这样的情况下，直接将不同国家、不同政党的发言内容进行比较难免有“关公战秦琼”的感觉。社交媒体所创设的公共舆论使得研究者有机会将不同国家、不同政党的行动者放置于同样的时间和空间内加以考察，为跨国比较研究创造了新的可能性。

最后，作者关于传播平台如何影响传播内容的分析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在本研究中，作者提出，用户的亲密度、参与度、社会经济地位，以及传播内容的专业程度都会影响社交媒体平台所呈现出政治态度倾向（在文章中具体表现为民粹主义）。这一点对于我们理解中国语境下不同社交媒体平台所展现出的截然不同的政治态度倾向（或者说氛围）同样有所裨益。

参考文献

Nicole Ernst, Sven Engesser, Florin Büchel, Sina Blassnig & Frank Esser (2017) Extreme Parties and Populism: An Analysis of Facebook and Twitter across Six Countrie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 20:9, 1347-1364, DOI:10.1080/1369 118X.2017.13293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