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泰锡,你知道该怎么做,安静点,把他赶出去。”
“他”曾经是我最优秀的研究生之一,5年内发表了4篇论文;同时,他还一直给非洲的家人寄钱。但是,就因为他跑到手机信号最强的一个走廊里接听求职面试电话,这触怒了一位教授。该教授仅凭肤色便判断他不是学生,于是报警,让警察把他押走了。
我的学生不仅受到侮辱,还因此失去了他梦寐以求的公司的理想工作。于是,他向学校的歧视办公室提出了投诉,而我所在机构的领导却要求我对此事进行“冷处理”。我很气愤却又感到无能为力,因为此时,我即将接受终身教职评估。
从很多方面来看,我的事业都蒸蒸日上。我获得了拨款资助,在期刊上发表了极具影响力的文章,并做了许多会议演讲,在学生中也很受欢迎。可是即便如此,我始终处于一种焦虑不安的状态中。
在教职工会议上,除非有人问我,否则我从不主动发言。我只专注于研究与教育,而不关心学校政治,我以为这就是成功之道。
在我的学生遭遇这次不公之前,我在5年教职生涯中一直都保持着这种心态。事后,虽然没有把他赶出去,但我确实“息事宁人”了——我说服他撤销投诉,把精力放在研究和求职上。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事情似乎得到了解决:我取得了终身教职,我的这位学生也在另一家公司找到了工作。但我始终心怀愧疚,觉得自己像个懦夫。
我变得更加焦虑,体重也在急剧下降,多次因剧痛去看急诊。我把这段时间称之为“垂死时光”。
就在这时,转折点出现了,我的学生最终去了当年在走廊里面试的那家公司工作,并参与研发了首款COVID-19疫苗。我被他的毅力所鼓舞,决定不再让自己焦虑的性格束缚手脚。成为教授后,我也确立了自己的目标:培养未来的领导者。
多年来,我一直想开办一个前沿科学系列讲座,内容涵盖科学家在研究过程中面临的个人与职业挑战。但我总觉得还没准备好,因为自己没有足够大的名气来为这项工作背书。
但是现在,我告诉自己不能再担心职业生涯的影响了,而是要朝着目标前进,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能做的事情上,而不是因为担心出错而畏手畏脚。
当然,事情进展得并不总是顺利,我的焦虑也没有立刻消失。同事和大学领导们对这个项目并没有表现出太大兴趣,我担心自己计划的形式——给“大牌”演讲者较短的演讲时间,而给那些“初出茅庐”的演讲者留出更多时间——可能会被认为是一种羞辱。
但我学会了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尝试而非担心上。我意识到有两类问题:一类是可以解决的,另一类是无法解决的。如果问题可以解决,我的任务就是努力去解决它;如果问题不能解决,我的任务就是找到替代方案。无论如何,担心都于事无补。
我每周举办的系列研讨会,至今已持续两年半了。这需要大量的时间、承诺和努力。尽管如此,我还是从参与其中的年轻人身上看到了兴奋和激情。这也是我一直期望看到的。
学生事件留下的悔恨让我意识到,自己的人生目标应该是自我价值的实现,而不仅仅是事业方面的成功。现在的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快乐,因为我重新找到了自己的目标:培养后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