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自 陈虎平 《打破自我的标签》第四章 中国大时代）
在修身齐家、从业兴城的基础之上，就是为国为天下做贡献了。中国古人的理想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农业时代的国与天下为己任，为超越个人与家族的精神指引。
1840
年以来国败，遂退缩于家以至个人，读书人成为无根之游魂。民国跨出了探索的一步，共和国在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大步前进。实践已经逐步丰富起来，但还需要理论升华。今天的知识人急需构造工业化条件下的国与天下的价值论述，以为新指引。
国
国与天下的概念不需放弃，而要重造。首先，国不是道德概念。在古代，国的解释权为读书人和官僚独掌，容易带来概念狂热、道德虚伪。今天，国的内容要有公开指标、大规模验证，不能由个人、团体、阶层来单独解释。如高举道德大棒，就不能团结人、反而离散人心。有信念，同时要以结果为导向。一切都要实事求是，概念可测度、命题可检验。传统的国是道德意义大，实际利益的内容少。
农业国的读书人以为文化就是国的边界，但侵略者不会管这一套！儒家从德性主体转出知识和政治主体，从内圣化外王，以为道德可以转化出实力，这是把道德当奇迹制造者。但没有实力，连道德解释权都不会有。而且，这种思想，也无法避免认外族人做新主，特别是如果这个外族接受了中国文化传统的话。这是传统知识分子的思想失误，不值得宣扬。
在工业化时代，中华民族有它确定的国土边界，不是一个单纯的道德和文化概念。我们的国就是在这个边界里的国，它靠实力支撑我们每个中国人在地球上的生活。所以，国是个人、家庭、公司、政治团体、政府等多层协调的现实和价值合一的系统。
在今天的中国，以工业化、城市化、法治为途径，以中华民族复兴为目标，既是现实存在，又是价值认同
。
在国家和民族之上，并不存在更高的世俗价值。有些人讲普世价值，但这是西方人自己对自己的，公平正义、自由人权、人是目的的普遍原则，只是他们对内宣传的理想，对内做得也许还好，但对外族人、外国人并不这样。王小东在《天命所归是大国》中清醒的指出，只有自己的国家、民族才是我们的真实立足点，没有什么普世价值，只有民族利益和个人利益；个人利益在民族利益下得到保护，民族利益又是为了个人利益；抛弃任何一个方面，都是不行的。从概念实证的科学视野来看，个人利益的大小，以国家和民族的实力为前提，可以从财政、军力、生活需求等硬指标的角度去讨论，不能用道德、理想、价值、意识形态作为依据。人是生活在现实条件下的人，不是生活在理想空气中的人。
天下
天下则是以科学理解的人性为基础的文化和精神共同体，比民族国家的范围更广，目前只能是一种理想。人性只能适应亲人和熟人群体的小社会环境，超出这个范围之外的陌生人社会就需要文化认同和共同价值，目前只是在民族国家的局部范围内实现了。超出天性的人类普世规则只能是文明的产物，这需要：一，各个主要民族的文化内容基本一致，二，违背规则的民族或群体受到全球认可的世界警察的惩罚。这两个条件目前都不存在。英国曾经是一个全球帝国，但没有对所有被统治民族推行个体自由和平等，而是汲取殖民地资源，为自己民族的人所用。美国也是以国家利益为依归，哪个政府亲美就支持哪个，不管他们的人权和自由，人权和自由只是反对不听话政府的口号、提高谈判要价的砝码。
群内团结、群间敌意，讲一套、做一套，这是人类天性的反映，没有超出人性。除非人类各民族进行深度融合，天下是很难实现的。在我们有生之年，能够实现的是国。中国人要理直气壮维护中华民族的利益。这当然不意味着战争、对抗，合作、双赢也能维护自身利益，但该亮剑的时候，就必须亮剑，该表明立场的时候，就不能含糊。
一些人、特别是文科的读书人，对代表整个国家的政府不大认同，认为它集权、专制、干预社会太多。政府在很多方面的确还有改善的空间，但他们不是实际研究问题，帮助政府出谋划策，而是诋毁、攻击、嘲笑，这就不是简单的认识问题，而是立场问题。在私人场合讲讲也就罢了，在课堂、媒体、互联网上宣扬，影响青年人，激动他们的热血，让他们无心向学，那就是害人了。有些人对国家不认同，也不理解国家在做什么，还说呆在美国就是普世主义。其实也就现在赚钱多点，个人利己主义而已。又说很自由，其实因为你是外族人，别人不带你玩而已。只是呆在外面赚点钱，养活自己、养好家庭，这按中国传统来说，只是修身齐家，是脱离国家、民族的游魂。
个体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叙事，如果容不下国家和民族，就是一种虚假。
西方的价值理想是殖民和工业历史的产物
西方近现代的一些价值和理想，本身也是历史条件的产物，并不见得有什么普遍的真理在里面。近代西欧大讲个体自由，是因为中世纪教会压制个人，要个人交税来服务僧侣阶层，同时，世俗的君主又专断，不善于统治，在这两种势力面前，自治城市和商业阶层要获得话语权，就要大讲个人自由，个人对于教会的自由，个人对于任性君主的自由。这种自由的实质就是自己阶层的生存权、发展权。英国光荣革命后，商业资本掌握政权，政策和规则都倾向于商人和新兴中产阶级。商业无国界，但政治家却要照顾底层。外能御敌、内能补贴，能撑住的国家，靠军力在殖民地抢，靠工业化把平民转变为中产，又靠货币全球通行而产生的铸币税来搜刮财富，三个手段齐下，维持社会稳定。
地理大发现后到处建立殖民地，获得了社会转型和工业革命的原始资本积累，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生产率猛升，二战后电子和信息革命生产率继续升，全球化后金融资本横行，美国的财富继续增加。
欧美商业资本主导的个体权利和社会福利的宣传，本民族自己人也信了，以为这是成功之源。但同时发生的还有工业化。没有工业升级，财富不增长，福利水平无法维持，人权就变成空谈。
工业升级是因，人权福利是果
。除了工业化，还有近代的殖民地、现代的金融全球化，都给欧美贡献了大量财富。哪天工业升级不了、美元铸币税减少，而社会福利又太多，财政撑不住，内部就会出问题。
权力驯化的话语忽略了国家竞争
我以前也觉得驯化权力很了不起。现在不这么想。西方人根本就没有驯化权力，而是在近代学会了不要像以前的绝对君主那样任性、武断，于是拿着权力制衡的制度来限制任何人都这样的权力。这没什么了不起的。权力制衡的好处是不会有人君临天下犯下大错，坏处是内部争执、议而不决。有外部威胁时，内部可能抱成团；外部威胁不明显时，可能会一直争吵，政治瘫痪。瘫痪是一种美吗？瘫痪是权力驯化的目的吗？别扯了。
议会制度并不是和平年代的最佳决策机制。在没有竞争的情况下，它是最不坏的制度，但德国和苏联的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成就斐然，迅速赶超英国和美国的工业水平。德国因为挑战英美、苏联因为不顾民生大搞军备竞赛，相继出了问题。它们都因为贸然挑战世界强权而失败。但政府主导工业化的模式，比政府什么也不管、私人企业带头搞工业化的英美模式，效率高得多。美国在罗斯福政府和二战之后，已经变成政府高度参与经济的国家，奉行的早就不是原始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而是有政府规划的、有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了。
90
年代
美国成为超级大国后，内部没有苏美对抗时那么团结，二十多年来，已经很少出现重要的决策了。
由此可见，权力制衡、议会制度，不是天然就好、本身就好，而是只有在外部威胁时才会团结一致、有效运作；没有外部威胁，内部各个利益集团相互拆台、相互抵制，就成了常事，自己为了利益吵翻天，只要民众能够维持生存，哪管他们！
所以，权力不是被自己内部人驯化的；权力是被外部威胁驯化的。拿着洛克、孟德斯鸠、罗尔斯的政治理论招摇的，有没有思考这些理论的可验证性？通常没有。说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点在于权利对权力的约束，这是概念游戏。说现代政治文明认可个体权利的优先性，那落后就要挨打怎么算？他们剥夺殖民地的时候怎么说？说普遍人权很重要，自己国家内部的民族问题怎么说？甚至，说人权和自由保障了自己的工业化发展，也不一定对。因为同时或先后发生，并不一定意味着有因果关系。即使有因果关系，也完全可能是这种情况：个体权利水平不是生产水平的原因，而是它的结果；西方的个体福利多，靠的不是自由的价值观，而主要靠工业化；一旦福利水平相对于工业化财富增长太快，财政就会失衡；靠军力收铸币税，也撑不住；福利刚性将带来欧美社会动荡；被自己的意识形态玩死，是必须的。
世俗的价值理想好得很
所以，对于西方的价值和理论，有些部分可以用的，就拿来用；不好用的，就扔掉。原原本本的西方价值和理想，本身就是一种概念想象，在西方社会并不存在。我们借鉴西方所长，为的是建立中国所需，不是为理想而理想、为价值而价值。
中国人的价值理想，都是世俗的理想，这是民族的文化习惯。我们也不需要超越的、纯粹的理想。那些抽象的、普遍的理想，害处大于好处，宣传大于实效，不要也罢
。我以前也受一些理论的影响，但这些年的读书和实地访问，教育了我。文人化的轻蔑言辞，反映的是自己的思维狭隘，而不是理论的高超。几年前，我也不会关注国企新闻和领导们访问的企业。但那是因为我无知，是读书人的清高病、坐而论道概念挂帅的旁观症、因为不懂所以什么也不做的行为惯性。
在中国，实践比理论更出色。要跟紧操盘手、决策者、实干家，他们用真金白银、家族荣誉和人生命运，管理着国家、社会和企业，一些人还做了理论总结，推动了民族文化前进。相比之下，
中国的一些叨叨叨的
“
知道分子
”
，玩弄概念，反对工业化、城市化
，反对集中决策，很多时候都不是基于权利和正义理论，而是无法摆脱的农业情怀和部落思维。其实就是穷，见识的贫困、知识的贫困、思想的贫困。他们吸引的往往都是没钱、没思想、恨社会的穷人和社会边缘群体
。跟这些人同路，你就是一辈子
loser
。
中国对西方的全方位赶超
由于西方的领袖美国二三十年来缺乏变化，中产阶级衰落，内需市场增长乏力，中国已经成为全球工业化和现代化的主要阵地，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中国未来还将成为工业时代的科技、思想和文化创造的主要阵地。西方一些人看到中国的发展不按他们的常理出牌，就以为中国要出问题，要崩溃，这反映的是世界老工业化体系的既得利益对新兴工业国的无知和轻视。但事实上，中国正在赶上、并开始全面超越西方。
从经济上看，中国学习、摸索的政府主导的后发工业化道路，本来就比自由放任的发展道路更有效率。这是德国、苏联、日本的工业化历史所证明的，也是美国在二战后部分接受的做法。中国这个近代落后的大国也只能选择这样一条路。中国政府领导人民一起拼经济，资本只起辅助作用，这不同于先发工业化的英国，英国是工商业资本主导社会的工业化，政府在旁围观。
从政治上看，中国在传统官僚制度上改造形成的党政两分的新型制度，也比议会制度更为可靠。党负责决策，政府负责执行，每个高阶官员都是经过长期历练、层层选拔出来的。这种职业政治家制度保证了他们不会受到地方和局部利益的过度干扰，可以一代又一代沿着正确的大方向前进。虽然经历多次挫折，但都能不断纠错，一种政策不行，就换一种，有高度的适应性和灵活性。无论存在外部威胁还是和平年代，这种制度都能转变政策、持续升级。相比而言，美国的政治制度是缓慢的、低效的。一个强大有力、高效决策的党组织，是中国超越利益团体分散决策的美国的基本制度保障。
从社会文化上看，中国的确较为弱势。文化是财富的延续，中国人穷了一百多年了，文化落后是自然的。西方人在这几百年来对人类文明所做的贡献，是极其巨大的，西式价值观现在也仍然有大量的历史和现实证据，还有社会发展背书，无数杰出的文艺作品也是西方财富和价值的证明。但随着中国人逐渐摆脱生活需求，追求文化和精神产品，中国的工业时代新文化必将涌现。不能完全依靠传统；中华传统文化脱胎于小农中国，必须注入工业化的筋骨，要经过工业化、城市化、科学化的改造，升级为中国新文化。从社会文化看，中国人历来重视家庭和社区，这比西方个体主义文化和社区贫富分化的状况要好，但也要结合城市化、互联网化的新情况来分析。
这
30
多年来对外开放，以美欧为市场，沿海学港台韩日，轻工崛起，民众生活改善，但这种市场依附的工业化也带来民间和学界意识大幅倒向欧美，
100
多年的
革命史、
60
多年军事、工业的救国史、建国史，尽遭忽视。即使中国社会飞速发展，迄今也缺乏普遍获得认可的、现代化的价值叙事。有了，才能争取更多的人；没有，总是说公知和小清晰不动脑筋也没多大意思。有本事就超越洛克、斯密、孟德斯鸠、凯恩斯、罗尔斯、亨廷顿。这些要靠从事
理论工作的青年人，对中国过去
100
多年、尤其
60
多年来的实践进行挖掘和提炼。
文化上的重要问题是增强对意识形态的辨别力。一些西方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吹手攻击中国体制，不是为了中国老百姓好，而是为了从思想上瓦解中国。打败一个具有强大政治竞争力的组织，是他们的民族利益所在。欲灭其国，先灭其史。决不能用西方人的视角来解读中国历史、尤其是近代史、党史、共和国史、改革开放史。对历史的解释、对民族的认同、对政府的支持，是陌生人群体保持黏合度的主要心理程序。要守卫这个心理程序，决不能任由它为外来敌对程序所取代。
要用科学的人性和社会理论，来统一解读西方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要明白这一切都是群内团结和群间斗争的体现，要坚定的捍卫中华民族的利益、要支持为了这一利益不断奋斗的党和政府、要鼓励一同奋斗的伟大的中国人民，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每个中国人的利益、为了每个中国家庭的幸福。如果抱着残缺的价值观、抱着缺失的人生理想，即使学了一堆知识，但选错了国家、站错了立场，最后也会被遗忘。要真心相信小时读书学的，爱社会、爱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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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一下（包括本篇和前三篇：
从天性到多层社会价值
；
修身齐家娃本位
；
从业兴城200平
）。
个人的性格和习惯有的是天生的、有的是成长期由社会微环境养成的，这些在你学会自我反思之前都已经装配到你身上，成为你进入社会的入场券。然而，它们在现代社会不一定是适用的。所以，我一直强调，放低自我、服务社会。这首先是一种理性考虑。在家庭中、在工作中、在社会大环境中，都需要不仅仅考虑自己可以得到什么，而要考虑自己可以给对方提供什么。
其次，更重要的是，它是一种社会和文化的自我认同。中国古人一直在启发我们，孔子说要有广泛的共情之心，以仁爱对人，孟子说要培养自己的浩然之气，不要小气、不要受困于自己的冲动和偏好，后世的学者更将这些变成流传千古的精神价值序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放低小我，不做小写的人，小人常戚戚，君子坦荡荡，要做君子，做大写的人，为他人、为社会服务，把有限的人生投入到无限的为社会服务之中去，这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在这种文化熏陶下，中国人有深入而广泛的共情，一起协作，才能建立一个和谐美好的陌生人大规模合作的社会。
这种古代思想可以被人解释为人的社会政治和法律意义的等级划分，君子高，小人低。但是，这违背了陌生人合作的理性原则，无法调动每个人的积极性，更重要的是，它也不符合现代社会的人格平等原则和人类共同的文化认同。可以认为，它是古代儒家知识分子欺负老百姓的一种方法，为自己获得统治权而辩护，所谓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现代社会的科技和工业，不是单纯的人际关系的劳心即道德规范所能涵盖的。因此，我们并不提倡人在道德和法权上有尊卑贵贱。但人在道德人格、法权地位方面的平等，并不排斥人与人在思维水平、社会价值方面的实际差异。人在服务的社会层次、考虑问题的思维视野上，的确是存在差别的。这是事实的差别，不是道德和法律的差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