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不必将功利主义者想成那种不仅不能信任还要踢他一脚的人

在写作此书较早的版本时，我本人是作为相当专一的功利主义者来这样做的。

在我看来，既然功利主义的原则表达了普遍仁爱的立场，任何拒绝功利主义的人必定是无情的，也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是不具有仁爱之心的；不然，就必定是概念混淆的牺牲品，或者是不加思考的传统思维方式的追随者，或者可能是某一宗教性伦理学体系的信徒，而这种伦理学体系借助形而上学的批评就能够推翻。

无可否认，功利主义确实会产生与通常的道德意识相左的结果，但我倾向于采取这样的观点：

“通常的道德意识太过糟糕。”

也就是说，我倾向于拒绝这样一种通常的方法论，即通过查看其如何与我们的特定场合的情感相合，来检验一般的伦理原则。

毕竟，有人可能会感知到如下一些内容。什么是道德的目的？（回答这个问题是要做出一个道德上的判断。认为有人能够在不做道德判断的情况下回答“什么是道德的目的”这个问题，是要容忍自然主义的谬误，也就是从“实然”中推断出“应然”的谬误）假定我们说——因为它肯定至少有诱惑力的——道德的目的是要有利于全体的幸福；那么，看起来马上就会推断得出， 我们应当拒绝任何与功利主义原则相冲突的推定的道德规则，或者拒绝任何与功利主义原则相冲突的特定的道德情感。

不可否认，在特定情形中，我们确实会有反功利主义的道德情感，但或许应该尽可能地不去考虑它们，因为这是由于我们在儿童时代经受的道德训练所致。 （ 这种思路的缺点在于，赞同功利主义的一般原则可能也是由于道德训练所致。即便仁爱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然的”而不是“人为的”内心态度，这种考虑因素至多可能具有说服力，而缺乏任何清晰的理论依据。从道德态度的自然性到其正确性的论辩，将会犯自然主义的谬误）

不过，在某种意义上，相比于特定的道德戒律，功利主义的一般原则可能会向我们建议更多的东西，这恰好是因为它很普遍。

因而，我们可能倾向于拒绝这样一种伦理性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意味着，在特定情形下，应当借助自身的反应来检验一般原则。

与之相反，我们可能逐渐感到，在特定情形中，应当参照最一般的原则来检验我们自身的反应。与科学相类比并不适合，因为声称观察性的陈述比此类陈述所检验的理论更具有坚实基础，这样的说法并不远离事实真相。

但是，为什么更为特定的道德情感要比更为普遍的道德情感更值得关注呢？

如果我们接受不可知论的元伦理学，则在伦理与科学之间不应进行类比的看法，便显得颇为似是而非。

功利主义者将参照一般原则来检验他的特定情感，而不是参照他的特定情感来检验一般原则。

现在，当我具有某种倾向来采纳这种观点时 （假如不具有这种倾向，我本来不会有动力去陈述与捍卫作为规范伦理学体系的功利主义） ，我同时也感觉到存在相反的倾向，也即，我们有时应当通过自己对一般原则在具体场合的适用的感觉，来检验一般原则 （我有点像摩尔回答史蒂文森那样，他一方面感到自己正确而史蒂文森错误，另一方面也感到自己错误而史蒂文森正确。我的犹豫不决可能更难以解决，因为在我的情形中，它是涉及感觉的问题，而不是理解力的问题） 。

在某些例外的情况下，功利主义可能产生一些非常可怕的后果，这一点并不难表明。

在一篇非常清晰而简洁的探讨性评论文章中，麦克罗斯基 （H. J. McCloskey） 考虑过这样的情形。

假定一个小镇的治安官只有通过“陷害”并处死（作为替罪羊的）一个无辜之人，才能够预防严重的骚乱（在骚乱中，数以百计的人会被杀死）。在这种现实的情形中，功利主义者通常能够认同我们对此类事务的正常的道德情感。

他会指出，存在发现治安官弄虚作假的可能，由此带来的后果是削弱共同体对法律与秩序的信念与尊重，这样的后果将比数以百计的居民痛苦地死亡要糟糕得多。

但正如麦克罗斯基随后指出的，他能举出这些反对意见都不适用的情形。比如，人们能够想象，治安官可能拥有很好的经验性证据，证明他不会被发现。因此，反对的意见，也就是认为治安官明知他所“陷害”的这个人将会被杀，而他只是或然地相信，除非他陷害这个人，不然骚乱将会发生，便是不成立的。

类似于麦克罗斯基这样的人可能总是如此来强化他的故事，我们于是不得不承认，如果功利主义是正确的，则治安官就必须陷害这个无辜者。 （麦克罗斯基也很有说服力地提出，规则功利主义也包含类似的令人反感的后果。也就是说，一个不公正的惩罚制度可能比公正的惩罚制度更为有用。因而，即便规则功利主义能够与行为功利主义清晰地相区分，一个功利主义者通过从“行为”模式后退到“规则”模式，也将无法避免其理论带来让人反感的后果）

现在，虽然一个功利主义者可以主张，发生像麦克罗斯基所设想的这种情况，从经验来讲不太可能，但麦克罗斯基会指出，出现这样的情况在逻辑上是有可能的。如果这名功利主义者拒绝不公正的行为（或制度），他就显然在放弃他的功利主义的立场。

麦克罗斯基评论道：

“但就我所知，在当代的功利主义者中间，只有斯玛特乐于采取这种‘解决方案’。”

在此，我必须提出温和的反对意见。麦克罗斯基对“乐于”一词的使用，无疑使我看起来成为非常应受斥责的人。

即便在我处于极为功利的情绪之中时，我也并不乐于看到功利主义的这种后果。

不过，不管多么不乐意，功利主义者必须承认，他得出了可能使自身陷于不正义状况的结果。

我们希望，这只是逻辑上的可能，而并非事实上的可能。在希望如此时，我并没有与功利主义不一致，因为任何不正义都会引起苦难，因此只有作为两恶相权取其小时，才能将这样的不正义予以正当化。功利主义者被迫在两恶相权取其小的情形越少出现，他就会越愉悦。

人们不必将功利主义者想成那种不仅不能信任还要踢他一脚的人。

作为一个未经专业训练的社会学观察的问题，我该说，一般而言，功利主义者要比通常可信的人更值得信任，而那种害你的人很少是功利主义者。

我们很可能不喜欢并且害怕这样的人，他在麦克罗斯基所设想的那种情形中，能让自己去做正确的合乎功利主义要求的行为。

虽然在这种情形中，这个人可能做了正确的合乎功利主义要求的行为，但他的行为将表明他的强硬和缺乏敏感，而这会使他成为危险之人。

必须记住，人们既有自利的倾向，也有利他的倾向，如果这样的人被诱使去犯错，的确，他可能会实施非常错误的行为。

功利主义者记得人可能具有的道德弱点，他可以十分坚定地对这类人表达偏好，尽管他们不总是能让自己去做正确的合乎功利主义要求的行为；同时，功利主义者也可以十分坚定地让自己与这样的人交往，尽管后者在极端的情形中，由于太敏感而无法按功利主义的方式行事。

不，我并不乐于得出，麦克罗斯基确定地声称功利主义者必定会得出的结论。 但我也不乐于得出背离功利主义的结论。 因为如果这样的情形，即不正义是两种罪恶（就人类的幸福与苦难而言）中较小的那个，确实发生了，那么，反功利主义的结论同样令人难以接受，也就是说，在一些情况下，人们必须选择更大的苦难，或者是要大很多的苦难，比如像数以百计的人们遭遇痛苦的死亡。

为了逻辑一贯，功利主义者还是必须接受麦克罗斯基提出的挑战。让我们期望，他所设想的那种可能性仅仅只是逻辑上的，从来不要成为现实。

无论如何，即使我已经建议，在伦理学中应当通过一般的内心倾向来检验特定的情感，麦克罗斯基的例子让我还是倾向于认同相反的观点。或许，期望能够存在一种在所有方面都合乎我们天性与情感的伦理学体系，的确是期望过高了。

在一个人身上存在相互冲突的内心倾向，这绝对是可能的。不可能存在合乎我们所有内心倾向的伦理学理论，这也是完全可以想象的。

如果这样的理论是功利主义理论，则有时实施不正义的行为可能是正确的，这一点会让一个受正常教育长大的人感到极不满意。

另一方面，如果这样的理论不是功利主义理论，而是具有道义论因素的理论，那么，它也会蕴含不令人满意的内容，也即，有时不应该防止那些可避免的苦难（或许是非常大的苦难）。

人们可能认为，某种按罗斯的思路提出的折中论，对功利因素与义务论因素进行平衡，它可以提供一种可接受的妥协方案。

然而，问题在于，这样的“平衡”不太可能：我们很轻易就能感觉到，有时会被拉向这边，有时会被拉向那边。

人们如何能在一方面是严重不正义的行为，另一方面是数以百计无辜者痛苦死亡之间，进行“平衡”呢？

即使我们忽视纯粹自利的态度，基于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对待自己就和对待他人一样没有偏向，也仍可能并不存在让所有人都满意，甚或让一个人在不同时间都满意的伦理学体系。

这可能与科学颇为相像，也就是没有科学理论（包括已知的与未知的）是绝对正确的。

倘若这样的话，则世界比我们所认为与希望的要更为纷乱无序。但即便世界并不纷乱无序，人们的道德情感却可能如此。

基于人类学的依据，极为可能的是，这些情感存在某种程度的纷乱无序。

无论作为孩子还是作为成人，我们可能经历了众多不同的道德训练，这些道德训练无法轻易地彼此相容。

与此同时，在可能的选项之中，功利主义确实有它的吸引力。由于对手段与目的的问题持经验的态度，功利主义与科学的禀性相符合，它能够灵活地应对变动的世界。

然而，最后这个考虑因素与其说是正当理由，不如说是自我劝诫。 因为如果灵活性是一种劝诫，这都是因为灵活性有它的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