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作者｜张秋子
《与达洛维夫人共度一天》，张秋子 著，新行思|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10月。
被狭隘化的“爱”
“我爱上她了吗？但什么是爱呢？”伍尔夫在日记里这样问道。
“她”指的是薇塔(Vita Sackville-West)，她比伍尔夫小十岁，来自更为上层的贵族家庭。两人都是受欢迎的作家（伍尔夫一度对薇塔更为畅销感到不快），也都嫁给了男人，但是，这两位女性还是为对方写下了数百封的情书，最长的那封叫作《奥兰多》，伍尔夫把它献给了薇塔。而在薇塔的帮助下，伍尔夫说出了当年曾遭表兄性骚扰的事情，也有了人生中第一次令人满意的性关系，她学会了放松自己。甚至，她们在去法国旅游时，伍尔夫买了一面镜子，觉得自己可以照镜子了！
后来，伍尔夫开始觉得薇塔的精力太过于充沛，喜欢到处旅游（这一点和法国作家尤瑟纳尔何其相似），伍尔夫力所不逮，而薇塔对各种各样的情人的欲求，也令伍尔夫吃醋。两个人的热恋最终由于政治意见的分歧而冷淡下来，1935年后，两人渐行渐远。伍尔夫在1935年3月11日的日记里写道：“我和薇塔的友谊结束了。没有争吵，也不是砰的一声，而是瓜熟蒂落。”
其实，我在讲述文学时不太喜欢引用作家的生平，总觉得“知人论世”是一种比较陈旧的方法，一部虚构作品无论在多大程度上有作家个人思想与经历的投射，最终应该讨论的都是独立的作品本身。在短篇小说精读的课堂上，我甚至要求学生保持一种纯粹的“不知”，也就是在他们对所阅读的作家毫不了解甚至完全没听过的情况下就开始阅读，我想，这样多少能逼出一些更贴近作品“内在物”的思考。
无论是罗兰·巴特的“作者已死”，还是普鲁斯特驳斥圣伯夫，说的都是文学评论应该迫使评论者返身于作品的内核、内在的超验维度、内向的质料，并且使评论者也保持一种宁静中默默自观的状态。有可能，读十本传记都比不上读一本小说原著更能捕捉作家的文学内核。
在我的书架上，我甚至把一个作家的作品和传记远远隔开，仿佛它们会互相干扰似的。不过，对于非专业的普通读者来说，作家的八卦故事也并非多余，它能亲切地减少我们与百年前作家的距离，也为经验不够充分的学子提供一套便宜（虽然有些简单粗暴）的阐释逻辑：因为伍尔夫的同性恋情如何如何，所以她才会在小说中如何如何写。
电影《薇塔与弗吉尼亚》(Vita & Virginia ，2018)剧照。还是让我们回到原文，且不管伍尔夫自己的风月情浓吧。在这个细读章节，作家设置的第二组对折是从女性之爱到男女之爱。
小说花了不少笔墨来描述克拉丽莎与萨利曾经有过的情感：
只能存在于女人之间，尤其是刚成年的女子之间的特征。它的形成来自于一种合谋，一种预感，仿佛有什么东西必然会把她俩拆散（她们谈起婚姻，总把它说成灾难），因而就产生了这种骑士精神，一种保护性的感情。
在课堂上，一开始很多女生都特别确定地表示难以理解这种感情，也从来没有经历过，从她们的表情判断，似乎这是一种令人难堪的情感。我在想，人们衡量和理解亲密关系的模式是否就是那么边界清晰的呢？女人之间绝对不会有中间的暧昧与模糊状态吗？
超越关系分类的女性灵谊
更具体一些问：人们如何理解爱呢？
大多数人希望它有一些清晰的界定和边界。C.S.刘易斯在《四种爱》里曾提出过泾渭分明的界定：慈爱是父母对子女的关爱，也包括孩子对父母的爱；友爱是超越血缘关系且最具有智性色彩的感情；情爱是根植于性欲、发生在男女之间的欲望；圣爱则超乎于前面所有这些尘世之爱，由信徒对泽被苍生的上帝发出。我在课堂上常常会引用刘易斯的这个分类，也会看到年轻的学子们非常虔诚和勤勉地把刘易斯的话记在笔记本上，因为他为年轻人暧昧未明的情感世界提供了一个极为确凿的框架。
可是，刘易斯的分类是足够的吗？在课后，有过好几位女生来和我聊到自己的情感体验，她们都发现，自己的真实体验无法完全被边界清晰的框架容纳进去。其中一个女孩与另一个女孩因为都喜欢读书而走近，继而她对自己的同学有了一种近乎占有的、排他性的情谊，她甚至做出决定，以后不结婚，要和那位同学一起赡养她得了慢性病的寡母；还有一个女生说起自己假期留校的经历，她和关系很好的室友一起去吃饭，买了酒又回宿舍看电影，看的是《燃烧女子的肖像》，那一刻，她已经有点微醺，忽然想到身边的室友，对她们到底是什么关系产生了困惑。当然，第二天，酒醒了，电影结束了，二人还是像往常一样，自然地去上自习和打饭了……
小说帮助这些女孩表达了自己的处境，因为小说正是把慈爱、友爱、情爱、圣爱这些过于分明的划分给搅成了一锅粥，也在最大限度上还原了人内在世界的含糊状态。对这些女生来说，文学正是在这些时刻与自己亲近的——很多时候，人们希望的不是文学真的能解决什么问题，而仅仅是自己的处境得以被说出、被表达，因为，说出可能已经意味着被理解。
简而言之，文学不界定，只描述，不解释，只呈现。它把最为幽微、模糊、暧昧的情感从过于清晰系统的框架中解救了出来，让人们回忆起那些因为害羞、道德感或者时间磨损而被丢弃在记忆深处的情感体验。我猜测，很多女性在青春期都体会过一种对于同性的近乎爱欲的亲密与信任感，它是混沌且带有神秘色彩的女性之爱，令女孩们掉转枪头一致向外，形成伍尔夫所描绘的“合谋”，虽然，她们最后还是会嫁人生子。
电影《黛洛维夫人》（Mrs. Dalloway，1997）剧照。为什么说女人之间这种充满了幽微与暧昧的亲密关系甚至会产生“骑士精神”呢？
实际上，19世纪以来，女孩与女性朋友发生浪漫关系仍然是一种习惯。与她们关系密切的人，如母亲和老师，往往鼓励女儿和学生之间的这种浪漫关系，她们认为这种关系比与男性的亲密关系更安全。“骑士精神”则让我想到中世纪神学体系中的“灵性情谊”，指的是两个人在走向上帝的过程中在精神上合二为一的亲密感，其特征还包括手势、目光、倾慕与温柔，途径则是通过共度时日、共同完成使命、共同分担责任，等等。
现代人一提起中世纪的修道院，想到的可能都是清规戒律和禁欲，所以可能会很惊讶修道院里的人会互相写情书，而且全是滚烫热辣的情话，他们这不就破戒了吗？实际上，灵性情谊的特点正在于此，当时的很多神秘主义者都喜欢用充满情欲的修辞来描述人与上帝的关系，这一传统最早可以追溯到《雅歌》。两个人如何表达他们对上帝共同的爱呢？通过更深入地走近对方，然后才能更接近上帝。
中国人有时说“革命友情”——“咱俩感情可是经过革命考验的呀”——其实也有点“灵性情谊”的味道，那些神圣的、召唤着我们一起奔赴的目标，会为我们之间的感情点染神圣色彩。所以，对于克拉丽莎来说，她与萨利的女性之爱也在情爱、友爱乃至圣爱之间游走。当萨利亲吻了克拉丽莎时，后者甚至觉得那是“神灵的启示、宗教的感情”。
和男性之间的友情相比，女性之间会产生上述感情的可能性似乎更大，这又是为什么呢？
友谊也许是分性别的。毕竟你可能很难见到两个男生约好一起去上厕所或者买奶茶（我祈求这里不要被误解为是刻板印象）。或者说，男性之间的友谊偏向于是肩并肩的，女性偏向于面对面的。女性之间的友谊更多地以情感的分享与自我的表露展开，有时候，互相吐露内心的秘密甚至诉苦，是最快地拉近两位女性距离的方式。
当两个女性面对面时，她们交换的是眼神，还有气息。气息，总是和一个人的内在性有着更紧密的联系。它会让我联想到上帝在造人时，是往人的鼻孔里吹了一口气，人才有了灵魂；或者小时候，我记得有一位邻居自己做了豆腐，挨家挨户地叫卖，据她说，在制作豆腐的过程中，要有人的气息参与到发酵里，做出来的豆腐才好吃。
是否可以说文学中，女作家们往往也会更敏锐地把握女性角色对于气息的敏感？在普拉斯的《钟形罩》中，女主角有一只狗一样灵敏的鼻子，总是能闻到女伴身上的味道：轻微的汗酸、马的味道……
面对面的情谊显然比肩并肩的情谊更能摄入代表着灵魂与身体渴望的气息。我的一位学生和我分享过一个有趣的地铁观察，在他对面，坐着一对年轻情侣和一对老年夫妇，与老年夫妇全程正襟危坐、目不斜视相比，小情侣腻歪在一起，不停地寻找一个最舒服的姿势，一会儿女孩头依靠在男孩肩膀，男孩顺势闻了闻女孩的头发，一会儿女孩又窝到男孩胸口，像小猫一样蹭一蹭、闻一闻。
我的学生由此得出一个特别好玩的结论：年轻人是用气息来谈恋爱的，老人之所以没有腻歪在一起蹭啊蹭，是因为气息已经消失了——荷尔蒙的消失。我觉得这个观察非常有趣，脑海中马上想到的是契诃夫的《吻》。小说中的男人在黑暗中不期然地吻了一个女人的嘴，但是契诃夫没有写接吻的触感，男人自然也不知道女人的模样，契诃夫唯独只写了接吻留下的气息：薄荷味，这个气息令他魂牵梦绕。
相反，在山多尔的小说《伪装成独白的爱情》中，女人回忆起与她前夫的气味，是“干草味”。想想看，人们都喜欢吃薄荷味的糖，它凉丝丝的让人回味无穷，可是，没有人会期待吃干草味的糖。在伍尔夫笔下，当男人猛地出现后，女人灵性情谊之间的气息交换被中断了，后来的故事中克拉丽莎与萨利分别结了婚、生了子，这是结结实实的事，不再是缥缈的气息。
结结实实的男女情欲关系被另一个意象坐实了：墙。
伍尔夫用“撞在一堵墙上”来形容女性灵谊的突然幻灭，男性的冷硬一下子出现在眼前。柔软的、暧昧的、模糊的女性情欲被替换成坚韧的、清晰的、绝对的男女情欲。当然，作家有时候也会用“墙”来反向地塑造女性的柔媚。
在《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张爱玲塑造了极具性张力的女人王娇蕊，她在男主角面前又娇憨又诱人，当她说自己在喝乳钙时，用了一个绝妙的形容：“像喝墙似的。”这么一个不通文法的句子，不仅是要交代娇蕊作为华侨的中文不精，更要暗示娇蕊对于男性力量与气质（仍然是以墙为隐喻）的性贪婪，她的柔媚是可以吞噬和消化他的强硬的，故而，两人在后文勾搭成奸也就不令人意外了。
这个细读章节的第二个对折由此发生，女性之爱被蛮横地对折到了男女之爱里，克拉丽莎用“真可怕啊”匆匆结束了这段回忆，开始专注于眼前和彼得的情感较劲中。所以，回到当下的客厅环境后，克拉丽莎向彼得炫示的是自己的女儿：“这是我的伊丽莎白”，而彼得则暗示了自己最近的情事。两人的谈话以回忆开始，而沉湎于回忆暗示着两个人再没有未来。
此后，再没有什么是两个人可以共同完成的志业了，伍尔夫在这个章节对当时男女分道扬镳的处境作出了沉痛的描绘：一个男人，可以做成千上万件事情：旅途，骑马，争吵，探险，桥牌，恋爱，工作，工作！而女人呢，透过彼得的眼睛，他只看到了一个家庭主妇，坐在那里缝补衣服。在这一刻，伍尔夫对男女不平等的状态发出了最强烈的申诉，这种不平等被象征性地赋予到了两个物件之上——克拉丽莎的是一根缝衣针，而彼得的则是一把小折刀。
电影《黛洛维夫人》（Mrs. Dalloway，1997）剧照。
这两个工具意味着什么？
我的学生们给出了非常有想象力的解读。他们想到了针和小刀的功能不一样：一个功能单一，只能缝衣服，一个却能劈砍杀削，功能多元，这意味着男女之间能做的事情的差异；他们想到了针与小刀造成的创口是不一样的：针很小很深，意味着女性受到的伤害总是向内的、不可见的、自行消化的，而刀则是明显的，有伤口的话也能让所有人都看到；他们还想到了针总是面对已有之物进行工作，但刀却可以砍向一个人还不曾拥有的东西，通过砍削来获得对象，这也对应着伍尔夫发现的男女之间的差距：女人只能坐在家里缝补，但“一个男人，可以做成千上万件事情”。
我也补充了我的想法：一枚针，就像是一枚作茧自缚的工具，克拉丽莎把自己的人生缝在了像茧一样的绿裙子中，安心当起了理查德的“家内天使”，被大量的物质、仆人与宴饮包围；而一把刀，则象征着彼得开拓人生、丰富自我的武器。一个是向内缝补，一个则是向外砍削。刀是伍尔夫偏爱使用的男性工具，它往往代表破坏性与创造性。在《海浪》中，尚为小男孩的伯纳德会在女性玩伴哭泣时，拿着小刀子，“向她编造一些故事”，借此安慰她。
在文本细读时，读者们不妨留意小说中出现的道具，一流的作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向读者吐露天机的工具：契诃夫在《精神错乱》里的工具是一只酒杯，他让即将逛妓院的男大学生盯着这只酒杯，那里漂着一些软木塞的碎屑，凝视杯中渣滓暴露了这位学生的精神洁癖，他在后文因为无法接受妓女安逸的处境而精神错乱；托妮·莫里森在《秀拉》里的工具是一块猪油，她让做母亲的女人把这块猪油塞到儿子的肛门里为他通便，而这猪油是家里仅存的食物，只是再不拉屎，儿子就要憋死了，母爱无非就是在挨饿和肠梗阻之间做抉择。
哲学家喜爱用“上手”来描绘人与世界打交道的状况，那是一种工具与使用者高度融合、抽掉中介的境界，一如庖丁解牛，刀近乎无形，或者剑客的手中无剑、心中有剑，总之，工具变成了身体的一部分。我想，好的小说中的道具，往往也是最能贴合人物手感的东西，是人物性格与命运的外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