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 | 张雅迪 余嘉妮 吴雅罕
图片 | 张雅迪
执行编辑 | 宋旖钠
前言：燧人氏在商丘钻木取火，这——“自然界唯一为‘万物所惧’，唯文明所需的一种特殊物质形态”——被创造了出来。中华文化里自古对“人间烟火”、“香火”的崇拜延续至今。人们用火，怕火，敬火，也将“垃圾”与“火”的联系维系至今。但，这脉香火，是时候该断了。
榆中大学城，被包裹在黑黢黢的大山和低矮的村落之中，它本身光鲜的建筑和周围的破落形成对比，显得格格不入。大学城里，大多数人们的生活区间就大致限定在校园以及周边商铺；那与大学追求的沸腾新世界对立的贫困村落，显然不是他们的兴趣所在。对于村落物理和心理上的距离，使得他们主观地将榆中这片完整的土地分割。与村落的居民理所当然地消化自身的破败不同，大学城将自身破败的部分叠加在外围本就破败的环境里，这样似乎是没变化的，土壤肥沃，空气依旧，水源甘甜。
由于榆中校区周围没有现成的垃圾填埋场，校区建设之初，规划中就包含一个垃圾填埋场，服务对象是榆中县，但是填埋场的计划最终没有实现。故从2000年建校以来，校方就将校内的垃圾倾倒在萃英山勇士路盘旋向上右手边的山头，那片山头也自此变成了榆中校区的“垃圾场”。
这种境况，于2014年国家环保局下达明确指示后，得以终结——校方和榆中县执法局签订合同，向榆中三角城垃圾场缴纳一定费用，校内的所有垃圾就将被运输到三角城做集中处理。根据国家规定，大学的垃圾处理费用按照人头收取，这一规定使得这笔垃圾处理费并不实惠，但是回避了十四年的费用，终究开始支付。
同样前来索要代价的，是十四年来一直被黄土层层叠叠掩埋在山上的垃圾。大量垃圾在隔绝空气、一定的温度和PH值的环境下，经过发酵产生沼气。沼气积累到一定程度，遇到太阳的照射和玻璃等物件的反射，垃圾便自燃了。每隔几年就发生一次的垃圾场着火事件，即使是在垃圾场弃用后仍是不间断。伴随着现代化垃圾处理的推进，垃圾堆与火共生这一“传统”终是保留了一脉“香火”。
模糊的后市焚烧者
3月3号，这一天对于后勤部垃圾处理队的俞红军来说是很普通的一天。但实际上3月初，他的工作异常繁重。一两天前的一个下午，他吃完饭收拾着准备回家。突然接到后勤部下的一个通知：为迎接中央巡视组的视察，紧急清理所有垃圾。他开着垃圾车，一趟一趟倾倒垃圾，直到凌晨两点。不过，今天，在他看来不会再有这样紧急的事件了。
早上六点二十几分，他骑着摩托车，从夏官营镇出发。半个小时后，他到达垃圾处理站。这个处理站，被夹在校医院的尾巴和村庄的前额之间，两排矮房相对而立。
在垃圾站工作的这些载岁月里，俞红军见证了垃圾运输的工具由装载量两吨的小车变成，使得学校一天二十吨垃圾可以一次性运输到三角城的两辆压缩车。工作量如洪水猛兽般迅猛的增加和长期长进疲沓的工资让他也积攒了些许不满。“要不是买了‘三金’，我早就不干了。”他开玩笑地说。
已经七点多了，因为要赶上学生早上跑操的第一波、收拾宿舍楼前的垃圾，俞红军开着垃圾车就往宿舍楼去。他把大半人高的垃圾桶抬起一定高度，往垃圾车里倒，但是这个手劲要控制好才能留足发现塑料瓶和捡出来的时间。宿舍楼里的孩子们，大多不在意几分几毛钱的塑料瓶和包装纸箱子积少成多的价值。他把捡到的塑料瓶子放到垃圾车尾部的白色蛇皮袋里，一天的时间，他大概能装松松垮垮的一袋子。
俞红军上午的日程除了配合学生上午三节课的时间，拉三次宿舍楼，还要拉后市厕所旁的垃圾池。后市被分成上、下两个部分。按照规定上半部分的垃圾由学校处理，下半部分由夏官营镇处理，但是不属于处理范围的的垃圾被扔到垃圾池，不是什么秘密。垃圾池的底部呈黑黄色，从近处，可以看到四壁黑色的烟灰，后市焚烧垃圾，实际上也不是什么秘密。
俞红军用一辆大些的拖拉机运输后市的垃圾，车的两侧被加高以扩大容量。他弯腰、铲垃圾、挥铲子，重复着这样的动作，直到两吨的垃圾全部被扔到车上。
被问及后市垃圾池冒出的刺鼻烟味，俞红军的回答有些自相矛盾。他说：“学校是绝对不允许焚烧的，塑料烧不着，我们也是不敢烧的。”后被问及后市的垃圾能否一次被清理完，他又说“有些带不走的垃圾，基本上没有泡沫我们不烧。”
垃圾池旁的后市店家则说：“后市没咋烧，要是烧了也是收垃圾的人烧的，烧了再拉走”。后勤部负责人对这个问题的回应是——（我们）会加强对后市店家的宣传和管理，杜绝垃圾焚烧。
没有目击者，这个“焚烧者”只能在垃圾队和后市店家的身影里来回摆动，始终模糊。
下午拉完最后一趟，俞红军开始做清理工作，开车的师傅会把垃圾送到三角城的垃圾站集中处理，他便可以回家了。
截止到下午四点多的时间，对俞红军而言，这一天的工作完成了。他感到疲累，但是这疲累是他已经习惯了的。这一天，的确平淡无奇。
“垃圾场着火了”
但是对另一个人而言，他的工作，刚刚开始。
杨国云是保卫处的值班人员，3月3号，他当值。晚上七点多，兰大安保大队一行人来到榆中检查两会期间的安全情况和值班人员的值班情况。检查没有出差错，杨国云松了一口气。他没想到的是，晚上九点北门值班室的一个电话，让他的心又迅速被抓了起来。
“垃圾场的位置好像着火了，烟很大。”杨国云接到火讯马上打电话给队长。随后出警人员见火势大，便请示了值班领导。“垃圾场着火面积比较大，灭火器无法使用，人员也很难靠近。”他在值班记录里写道。
同时接到电话的后勤部垃圾处理负责人李勋，紧接着部署人员灭火。他知道垃圾场一旦着火，情况肯定紧急，但是他并不慌乱。
垃圾场着火事件并非孤本。处理垃圾场的突发火灾，他有过一次经验。2013年，一个白天，他坐在校车上，突然看到垃圾场的方向，有黑色的浓烟。他意识到垃圾场大概着火了。后勤部雇用了校内施工单位的装载机，使用黄土掩埋，最终灭了火。但是这次的火灾有些不同，一是发生在晚上，二是现在学校没有可以调用的装载机。这在一定程度上会给灭火的工作造成阻碍。
李勋召集了后勤部可调用的二三十人，上山灭火。在等待装载机抵达的同时，他们用“三马仔”（手扶农用拖拉机）拉来黄土，人工用铁锹铲黄土覆灭火苗。凌晨，明火被控制住，人和机器都停了下来。但是，暗火总是让人放不下心来，第二天天亮，李勋带着后勤部的人员，再次来到垃圾场，排查暗火。又一轮的黄土覆盖结束，确认不会再燃后，他们才离开垃圾场。
追责垃圾场着火的原因，李勋坚定地认为是又一次自燃。“没有人会选择带着垃圾爬一段山路再焚烧，显然是把焚烧完的灰烬拉上山更轻松。没有人会有焚烧的动机。”他强调。
垃圾场在三年前弃用，三年间，李勋仍是在山上安排人员巡逻，填埋黄土。一是因为害怕垃圾产生沼气，引发自燃。二是虽然垃圾场已经弃用，但吊诡的是堵在垃圾场进口的大石块总是被移开，新的垃圾不断产生。这些因素，使得李勋的注意力不得不被后山这个废弃的垃圾场牵绊至今。
吴谢营的平静
在后山脚下的吴谢营村，3月3号这一天也是平淡如昨。拖拉机吭吭哧哧，在农田和房屋间的道路上颠簸。种地的大娘包着头巾握着锄头翻地。一个小个头的孩子站着骑自行车还骑得飞快，路过几个耍塑料玩具的小孩，扬起一片尘土，孩子们在田间的黄土小道上嘻嘻哈哈。大人们在外做工，家里的铁门有的锁着有的大敞着，但是一定会放一两只狗。陌生人踏上村庄的一个小道，沿路一片犬吠。村落临近萃英山的一头，一个弧形的垃圾洞，被花花绿绿的生活垃圾填充着，四壁乌黑。 村子的犄角旮旯，黑色的焚烧残屑也是稀松平常，是偶然起火的野草带起一小片的火迹，还是刻意为之的焚烧，也没人关心。
村里的人们很少有知道他们依傍的萃英山着火的事件，偶有知道的也不以为然。在这里，他们处理垃圾的方式就是以“任何方式”。村民周敏在这个村落生活的三十几年里，垃圾都是自行处理，有烧的，有埋的。她一边犁地一边告诉记者“烧了，就干净了嘛”。当她用双手滋养着这片土地，期待好收成时，她埋下或是焚烧的垃圾悄无声息地蚕食着土地的养分。
她不知道的是，去年腊月开始，夏官营镇政府每天早上八点派垃圾车来到村里收垃圾，她的垃圾并不需要费劲掩埋，或者焚烧。对于周敏以及大多数老村民而言，四个月的小小改变和三十几年来的习惯比起来的确是细微到让人忘记存在。
不论是后山的着火事件，还是每天早上如期而至的垃圾车，吴谢营的老居民们都显得很平静，就好像没有发生这样的事一样。
垃圾不会忘记
2011～2012年间，曾有人提出按照国家标准把山上垃圾场尽快封闭，进行生态恢复和防护的方案，但是没有被采纳。一位许久不来榆中的退休教授，听闻榆中今年冬季也经历了重度雾霾，不禁扼腕。垃圾场再次着火的事件使他的情绪无法平静：“露天焚烧，即使是自燃，对环境、大气中的污染物都是一种贡献。对沟两边黄土的土壤，也造成一种污染。烟尘落在黄土上，对植被也有影响。对大气观测站数据的采集也是一种干扰，不是一种正常的空气质量的浓度值。任由垃圾自燃，这样做是说不过去的，实在是说不过去的。”
3月3号，这一天的不寻常和紧张情绪也许只留存于杨国云、李勋以及参与灭火的几十个人中。对于俞红军、吴谢营的村民们，以及大学城里绝大多数的人们，3月3号只是普通的一天。而极少数人对这一天的特殊记忆也在慢慢褪去。
这时候，垃圾有着超人的记忆。后市冒着轻烟，山上的垃圾无声无息地堆叠着沼气。被人们利用殆尽并无情抛弃的垃圾，在红火和黑烟以及噼里啪啦的声响里，向赤裸裸的空气倾泻怨气。这怨气还会长久得结合在土壤、空气、水源，缓慢地返回人们的生活。人们试图忘记垃圾，但是垃圾不会忘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