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天昊
著有《大国诸城》
致力于国家与城市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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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uotianhao99
（罗天昊国与城）
安邦危机，举国震惊
重塑制造，举国振奋。
不久前，安邦前董事长吴某案被移送执行，没收达一百零五亿元，追缴达七百五十二亿元。总额合计达到857.5亿之巨。
近日，国家领袖在多地视察，呼吁国家未来要重视制造业。
政商财阀：依靠权力为主致富的经济势力。
实体经济：依靠市场竞争为主的经济力量。
打击安邦，意味着打击金融地产等财阀的高潮即将到来。
扶持实体，意味着倡导制造的高峰即将到来。
此前，
曹德旺、宗庆后等实业家多次呼吁，绝对不能让政商勾结发财的人，压制了靠市场竞争辛苦创业的实业家的活路。
政商勾结，国之大凶。
此前，社会上流传一个笑话，称韩国总统不是人干的职业。
李承晚（
1948-1960
）流放海外。
尹普善（
1960-1962
）被监禁。
朴正熙（
1963-1979
）暗杀。
全斗焕（
1980-1988
）判无期。
卢泰愚（
1988-1993
）监禁。
金泳三（
1993-1998
）驱逐出境。
金大中（
1998-2003
）监禁。
卢武铉（
2003-2008
）自杀。
李明博（
2008-2013
）目前平安。
朴槿惠（
2013-2017
）被弹劾。
绝大多数不得善终。
韩国大财阀与韩国总统命悬一线，也是多数不得善果。
郑梦宪，现代掌门，
2003
年自杀。
李健熙，三星掌门，
1996
年和
2009
年被捕。
金宇中，大宇创始人，
2006
年被捕。
崔泰源，
SK
株式会社董事长，
2008
年被捕。
辛东彬，乐天董事长，
2017
年全家所有成员均被起诉。
在韩国十大财阀中，至少六家的掌门人曾被捕，前五大财阀无一幸免。。
在中国，这种现象也非常接近，在中国，
地产和金融大财阀也不是人干的。
在重庆事件背后，倒下的高官背后，地产财阀徐明成为祭品。
在仇和倒下的背后，是一大批追随支持他的财阀。
部分官员和财阀同时不得善终，有何逻辑联系，又有何警示？
（
1
）中国大财阀的兴起与政商联盟
大国豪强，举足轻重。
改革初期中国社会相对公平，市场活力巨大，对于财阀的产生具有强大的抑制作用。至
改革后期，国家与民间在高速发展中积累了巨大财富，但同时权力寻租现象严重，大财阀的产生，进入
21
世纪之后，大财阀已成虎狼之患。
中国经济体量大，人口众多，使得大财阀对于社会经济的控制力相对日韩等小国，烈度低了许多，但是，
在局部领域和区域，大财阀的影响却更甚。
大财阀产生领域，
多为权力垄断领域，以及半开放行业。
权力豪门拥有深厚的政治与资本，故起步高，容易获得社会资源。
这些家族多从事一些需要审批的贸易，基础产业，能源等产业，以及众多官办垄断产业。
而半开放行业，亦多被豪门或其代理人把持，最显著的就是地产与金融行业。几乎每个大财阀背后，都有一个或者一批豪门加持。
据
2017
年胡润全球富豪榜统计，
中国出富豪最多的行业是房地产行业，达
120
名，超过制造业和科技行业。
这与发达国家的富豪多来自科技领域有巨大区别。
香港更为严重，十大富豪中，七家主业为地产，而且前五名大财阀全都搞地产。
权力的加持，使中国的大财阀获得了无往而不胜的利器，在很多垄断和半开放行业，他们开疆拓土，驱逐潜在竞争对手，联合权力对民众巧取豪夺等，获得了超级红利。积累了庞大的资产与社会势力。
最近几年更是出现了新动态，
大财阀和贪腐官僚为防范在本国被法律惩治，开始联合将掠夺民众得来的财富转移到海外。
欧美投资移民的风潮中，不乏大财阀的身影，与此同时，贪腐官僚向海外转移的不义之财，数额惊人。
（
2
）大财阀成为贪腐帮凶是不祥之兆
在韩国闺蜜门中，虽然李在镕自称“受害者”，辩称三星电子是迫于朴槿惠的压力不得不向崔顺实提供资金支持，
但韩国舆论普遍认为，财阀并非受害者，而是共犯。
为得到赦免和掌控等特权，财阀不断拉拢收买政客，这才让崔顺实这类幕后实权人物有机可乘。
在中国，
大财阀也充当了帮凶角色。
每个倒下的徐明式的财阀背后，都有一个腐败高官。同样，每一个倒下的仇和式高官背后，也有不法商人的身影。
财阀的存在，加速和加剧了社会不公。他们利用权力扭曲了市场，也破坏了社会公平。
两大弊端，一是不公平竞争。得到了权力的倾斜和照顾的企业，实际上侵害了潜在竞争者的权利。伤害了公平。二是将政治家和商人都推向了不义的境地。为其日后的不祥命运，埋下了伏笔。
最后，
多数贪腐政客和财阀成了难兄难弟，都难得善终，两者命悬一线。
这一现象充分说明，
国家改革与转型，并非总是精英带动大众，有时可能相反：大众早已完成了现代化，而权贵和财富精英，却仍留恋特权。
韩国近
30
年都未能彻底清理旧时代负资产，告别政商勾结长路漫漫，需时刻警醒。
自
2003
年以来，中国基尼系数一直处在全球警戒线之上
，
2008
年达到最高点
0.491
，之后基尼系数呈回落态势。但
2017
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仍在
0.463
。北京大学公布的《中国民生发展报告
2015
》更明确指出，中国家庭财产基尼系数从
1995
年的
0.45
扩大到
2012
年的
0.73
。顶端
1%
的家庭占有全国约三分之一的财产。
官民两方的统计数据均表明，中国社会贫富分化极度严重。
贪腐官僚滥用权力，部分大财阀参与其中，
以权力寻租，用市场套现，是中国社会不公和贫富分化的肇源。部分大财阀虽不是主角，却充当了帮凶角色。
在香港也一样，大财阀多数通过房地产和金融致富，而这个与权力勾兑普遍的行业中，他们获得权力体系的垂青与加持，
是对竞争者的不公，也是对其它行业的不公，更是对香港普通民众的不公。
2017
年，香港十大富豪的财富，竟然接近香港
GDP
的一半，大量财富被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基尼系数最高峰值竟达到
0.53
以上，财富来自权力干预经济严重的产业领域，
这实际是对于大众财富的变相掠夺。而且打击了其它产业的信心，造成地产金融之外，百业凋敝。
香港贫富分化严重，阶层撕裂。政商大财阀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难辞其咎。
在勾兑权力方面，大财阀有意无意中成为了权贵经济的帮凶。
更为吊诡的是，部分大财阀一边将勾结权力掠夺大众的财富转移到国外以逃避清算，一边还俨然伪装成权力经济受害者，两边投机。
在一个
法治完备的地方，大财阀和政治权力的勾结，最后都难逃法律惩罚
。
韩国在惩治了朴槿惠的同时，也惩治了几大财阀势力，
民众权利意识日益浓厚，民心所至，香港急需震慑权钱经济，提振民众信心。前特首曾阴权已经被关进笼子，大财阀能否免灾，值得关注。
（
3
）从政策和立法两方面治理财阀
同为亚洲国家，韩国和日本治理政商勾结，抑制大财阀的策略，可为中国借鉴。
财阀和门阀一度横行日本，
50
年代日本进行了社会改革，以天皇走下神坛为标志，日本以立法的形式，限制豪强大族，同时，对于财阀进行了限制，冻结了三井、三菱等
15
家大财阀的财产。一些大财阀被迫拆分。
韩国亦大力度抑制政商勾结，打击政客与打击财阀双管齐下。韩国前总统金大中誓言要进行“不流血的反腐败斗争”，
1993
年
9
月，韩国成立了“不义之财特别调查小组”，对非法致富的高官进行调查，严管官员，防止官员权力寻租。同时，韩国清算了强人政治，将权力关进了笼子里，彻底走出了威权时代的阴影。
管好官后，韩国也开始对大财阀进行严管。实行企业重组，规范金融秩序和投融资体制，加强税务监管。
2003
年，现代集团案发，郑梦宪被逼自杀，郑氏家族在政治献金案的打击下遭遇重挫，大大震慑了政商勾结的行为。
朴槿惠被弹劾并被捕，乐天董事长辛东彬等大财阀同时被清算，对于韩国未来政商勾结，造成更为巨大的冲击力和震慑心理，韩国新总统文在寅就表示，韩国需要一场全国化的清洗。
中国提出了
亲商与清商的问题
，国家提倡既要为商人服务好，同时，也要适当划分政商界限。未来，中国也需要
从政策和立法两个方面抑制政商结盟
。
政策措施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减少权力对市场的干预。继续推行简政放权，同时，国企在竞争性领域逐步退出。
二是，逐步抑制政商结盟严重的一些行业。比如地产和金融投机行业。
过高房价榨干了民众的财富，导致消费乏力，实体经济萎靡，压抑了中国经济的发展潜力。吸干了国家的新鲜血液，形成了对于创新与创业的严重阻力。
摧毁地产金融霸权，方可为中国经济松绑。同时釜底抽薪，使政商勾结失去经济基础。
香港同样需抑制财阀。依靠豪族财阀虽可短期叠加经济社会方面的资源优势、但同时也容易使豪族和财阀与权力捆绑，尾大不掉，且
一旦香港遇到困难，大财阀可全球转移财产，倒霉的是留下的香港万民。未来治港者需适度疏离豪族，扶助香港平民。
在立法方面，需要严格界定政治与商业的界限，并且严格执法。
国家的打虎肃贪不可停，与此同时
，需要立法使之制度化。确立公民的财产权，使公民不用惧怕权力，不用依赖权力就能保全合法财产。依靠智慧与汗水就可致富。
变革的希望在于增量，在于未来，
所有的权力，必须受到监督，所有的财富，必须来自阳光。
与民立约，确立法治权威，才得久远。
政商结盟，必伤两方
。解决大财阀问题，政治人物和财富人士各得其所，各安其分，对双方是最好的结局，
财富人士免受人生颠簸。政坛人士也少卷入纠纷，得保善终。
公平而有活力的社会，方可铸就富强的国家。
（
4
）解放实体经济，振奋企业家精神
政商财阀的存在，不仅严重摧残了真正实业家的士气，使投机胜过苦干，勾结权力胜过尊重市场，伤害了千万实业家的信心。近几年，大量财富集中到政商财阀手中，导致实体经济缺血，营养不良，不少企业苦苦支撑甚至倒闭。
同时，政商财阀设法转移资产到海外，导致国家税收流失，民众创造的财富受到损失。
2015
年及
2016
年秋，
笔者两度行走南方，遇到千千万万的企业家，他们一致表示，做实业辛苦。做企业无力，他们极度反感勾结权力致富的人，靠权力致富的人获取财富的轻松，使这些辛辛苦苦老老实实搞实业，靠市场竞争的真正企业家产生严重的挫败感
。
笔者多年来呼吁抑制大陆和香港的财阀与豪族，并分别在2010年和2015年撰文，近年来的时势发展，证明了其必要性。权贵经济不是市场经济，甚至是市场经济的破坏者。
打击贪腐政客，抑制依靠权力致富的投机阶层，不仅可提振企业家精神，亦可修复利益受损群体的民心。
箭在弦上。
民心在沉默的大山中等待惊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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