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的局限性是那个时代烙下的,如对政治制度与法治的思考上——他当“法官”时的理想是建立一个“无讼”的社会,用道德教育代替法律,但在这点上,除了他同时代的几位老师如柏拉图、苏格拉底之外,没人可超越时代去求全责备。
当然,东西方的差异折射在夫子身上,就表现在对生与死的认知上。孔子一生传道授业,在当时就受到了普遍的尊重,常常“不亦乐乎”却总是被认定忧愁、不得志如“丧家犬”,在我看来,就因为他晚年始终无法走出死亡的阴影。
历经十四年的流浪之后,晚年的孔子回到故乡,妻子却在他回国的前一年去世了,想到自己心怀家国天下,却没有陪伴发妻走过最后一程,他不觉悲从中来,这是孔子感觉到自己“老之将至”的开始。更不幸的是,他的儿子在他70岁时去世,时年50岁,白发人送黑发人,孔子悲苦莫名。71岁时,他最得意的学生颜回又先他而去。孔子哭了。子路看到孔子如此不加掩饰地流露出悲痛,大概是有些迷茫,他向孔子请教:“敢问死?”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未知生,焉知死?”孔子以这样一句颇有哲理的话回避了死亡问题。但这几乎近似狡辩的回答,并不能把他从至亲死亡带来的痛苦之中救出。
在经历了20、30多岁被死亡的念头吓得半死,在40多岁相继经历了至亲母亲、父亲去逝,在走遍世界见庙就拜、见教堂就进的三十多年后探索后,我才稍稍有了些对宗教、死亡的认识。也同时认识到我们的文化、宗教与西方的最大差异⋯⋯(部分思考见《伴你走过人间路》)但,孔老师虽不谈论死亡,他自己却以教育思想与哲学理念以及为人处世冲破了死亡之界线与局限,成为后人楷模,几近长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