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陈卿美，匠心晚清一百年
甲午之战，清陆军的表现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在整场战争中，清陆军除了少数场合能够勉强一战外，大多数战斗都是一触即溃或者望风而逃，整体表现完全可以用不堪一击来形容。
当时的清军在甲午战争前经历了镇压太平天国、围剿捻军、收复新疆、中法之战等多场战争的锤炼，战绩卓著、战将如云，武器装备水平在如火如荼的洋务运动也得到了极大地改善，给外界的观感并不是一支弱旅。
然而，在观感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之下，人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久经战阵、人数众多的清朝陆军会在国小兵少、多年没打仗的日军面前毫无招架之力？
可以说，清败是综合实力全面落后之败。
甲午中日战争
战前，清廷对日警惕不足，更不了解日本一战决心，后果是举凡指挥体系、兵役制度、装备更新等各个方面均逐渐被日本抛在身后。
对日本，清廷出现致命的误判。对日情报为零而日本却派大量间谍掌握了清的上下军情，还窃得清的密码，使清对日单向透明。
清廷中负责对日防务、意见建议能够左右枢机对日决策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
低估了日本一意发动战争，侵略中国的野蛮决心，一厢情愿地认为日本不会开战，一误再误，枢机中也无人能予以匡正。
朝鲜危机出现，驻日大使汪凤藻、驻朝商务大臣袁世凯密报日本正在增兵求战，李鸿章仍主观地认为日本首相“伊藤尚明大局，不致嗾韩匪起事”，“伊藤与吾交好，非虚伪”，日军却大举入朝，占据仁川、汉城一带战略要地，做好了先发制人的准备。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局，清廷一开始表示震惊，但又
认为日本只是“造声势”、“争体面”，仍做着完全凭外交手段退敌的迷梦。
李鸿章
此后，随着日军的步步进逼，前线将领提出“事至今日已无可闪避，不如制敌先机，予敌人以迎头痛击，挫其锋锐”，但李鸿章却给提出先发制人建议的人记过处分，认为“日本添兵，虽谣言四起，并未与我开衅，何必请战。”
清廷指挥决策层对战略形势的误判，到了如此荒谬可笑的程度，战争的布置准备也就可想而知。正如当时美国驻华大使田贝在致美国总统的秘密报告中指出的那样：
“中国以完全无准备状态卷入战争，乃史无前例。”
直到战争爆发，清廷仍对战争全无设计和谋划，既没有一套应付日本进攻的战争构想，更没有制定出应付各种可能情况的作战预案，战略指挥完全是反应式的，战争动员、兵力布势、后勤保障处处后于敌手。
陆战首战成欢之战时，清军到达朝鲜的兵力不及日军机动部署兵力的一半，首战即寡不敌众，对后续入朝部队的兵心士气造成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平壤之战前夕，清朝才急忙急脚地大量招募新兵，充实兵力，这些新兵连开枪开炮的基本的训练都没有时间完成，作战表现不难想象。平壤之战爆发时，清军本应运抵前线的大量后勤物资还滞留国内，成了平壤守将不敢与日军相持的重要原因。
战略指挥应该做到的高度集中统一，
由于清内部政治斗争激烈，军队又派系林立，清廷根本就做不到，在战场上多次形成了日军力量集中，清军力量分散的不利局面。
鸭绿江之战，因为作战部队来自于八旗练军与勇营两个系统，清廷只好将防线一分为二，由黑龙江将军依克唐阿和四川提督帮办北洋军务宋庆分别负责。
山东半岛作战，清廷在同一战场上委任了两个战区指挥官，北洋大臣李鸿章负责海军基地威海卫防卫，其它陆上作战则由山东巡抚李秉衡调度。李秉衡是李鸿章的政敌，对李鸿章护卫后路的支援要求各种敷衍拖延，很有作壁上观的嫌疑，导致威海卫守军在战争期间，一直是独自与优势兵力的日军对抗。
在战争期间，由于李鸿章、刘坤一等战略指挥员信心不足、军队野战能力差、战术战法保守等原因，清军实际上采取的是
消极防御的战略方针，违背了战略指挥应牢牢把控主动权的基本原则，一再在战场上陷入以寡敌众或坐困危城的被动局面。
清军士兵
在朝鲜战场上，李鸿章要求“先守定局，再图进取”，入朝各军听令株守平壤孤城，不主动出击，将战场主动权拱手让与日军，在后勤不继的情况下失败只是早晚的事情。
在山东半岛、辽东半岛抗登陆作战中，清军同样实行单纯守点、分兵把口的消极战法，完全没有集中必要力量实施机动阻击的布置，
被日军以优势兵力各个击破是必然结果。
且淮军是李的私家军队，对军阀来说军队是其根本，没有了军队也就没了一切，观淮军的表现大有弃地保军之嫌，因而才会有一触即溃或者望风而逃。
甲午战争前夕，清军的兵力看起来很庞大，计有八旗、绿营以及湘淮军等地方勇营部队
110余万人
。但是纸面上与实际可用的兵力并不是一回事。
其中，总数多达近70万人的八旗、绿营因为吏治腐败、装备老旧、不思训练，早已丧失了战斗力，在鸦片战争、太平天国战争中表现得不堪一击，只能勉强充当维持治安的角色。
清军能够一战的只有以淮军为主的各路勇营部队，以及借鉴勇营兵制，以勇营出身将领为骨干，从八旗、绿营中择优编练的练军。练军整体作战能力虽然强于八旗、绿营，但是大多数也没有达到清军精锐淮军的水平，而且大多分散各地，抽调不及，也上不了前线。
根据李鸿章的报告，当时清可以作战的精锐陆军，总数只有
区区53281人
，计有驻防旅顺、大连湾、天津、威海等地的淮军勇营部队
38642人
，驻在奉天（沈阳）的勇营部队奉军，直隶练军中较有战斗力的正定、通永、古北口练军
14639人。
清军士兵
由于这些军队中，很多都担负着守卫炮台要塞的重任，并不能随意调动，真正能够机动作战机动的兵力仅有驻所在天津的卫汝贵淮系盛军
11384人
，叶志超、吴育仁、聂士成等部直隶练军，武毅军
10357人
，以及驻扎在奉天等地的左宝贵奉军
3879人
，总计只有
2万5千人
。
此时的日本经过军制改革，已经全面实现了军队训练、制度、装备、战术的近代化，除守备兵力外，还编练了7个野战师团，多达12万余人的机动作战部队。也就是说，日军的机动兵力达清军的5倍之多。
由于堪战兵力的巨大差距，在甲午战争的系列战斗中，清军始终处于以寡敌众的不利境况。清军与日军的首次陆上交锋是成欢之战。这是双方开战之前已进驻朝鲜部队之间发生的一场战斗，清军总兵力3800余人，参战兵力2800人，日军总兵力8000余人，参战兵力4000余人。
平壤之战，清军防守平壤的兵力为11000人左右，而日军兵力为16000多人。鸭绿江之战，清军名义上的总兵力达到28000人，但实际上参战的只有20000人，只有日军30000的三分之二。
到鸭绿江之战时，李鸿章眼中的能战之兵，已大多投入战斗，其中机动作战兵力已经在第一梯次全部投入朝鲜战场，原本防守炮台的兵力不得已也抽调了大部参与了鸭绿江之战。
清朝惨败
其后的战斗，
与日军作战的多数清军都是仓促募集的新兵，这些人没有时间经过充分的训练，
连枪炮响声都怕，
其实不能算作有效作战兵力，反倒带来了巨大的战场控制和后勤保障麻烦。
就算把新兵算作有效兵力，日军进犯大连、旅顺时，清军防守兵力仍不及日军。直到日军深入辽阳之后，陆续聚集的清军才开始在数量上超过日军。
但此时清军精兵和重武器消耗损失殆尽，光谈数量意义已经不大，比如海城之战中的主力湘军，只不过是起用一些湘军旧将在湖南重招募的兵勇而已，与太平天国战争时的湘军其实没有什么关系，不是能战之兵，这也是清军四次反攻海城不能得手的重要原因。
清军兵力在辽东战场处于弱势，在山东战场也是同样的问题。
日军在山东登陆的兵力34600余人，但清军驻防兵力只有22200余人，并且分别听命于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山东巡抚李秉衡，原本就单薄的兵力经分散在作战中更加弱势。日军在攻克北洋水师基地威海卫的作战中，始终面对只有淮军的8000人，而李秉衡手下的兵力龟缩在烟台以东，没有一营一队前往救援。
清军官兵的思想素质极低。
战斗素质来源有三：
1，对国家民族的认同和效忠；
2，一定的经济物质和思想素质基础；
3，武器的精良和严格的训练；
而清军这三点都缺乏：
1）当时的民众国家民族意识十分薄弱，没有国家民族概念，且国是皇上的，不是自已的。
2）在经济上，当时的国民大多处于赤贫状态（多数国民属无地的农奴，只有少量的地主官绅很富有）。
3）大多数国民没有机会受教育，目不识丁。他们之所以参军，所追求的不过是当兵吃饷，升官发财而已，谈不上有任何职业理想，也没有忠君爱民、保家卫国的自觉。
由于思想素质上的缺陷，清军官兵严守纪律、服从指挥、顾全大局的意识非常淡薄，在缺少利益刺激的情况下和挫败恐惧的压力下，很容易丧失斗志，甚至溃乱哗变。
清军士兵
而那个时代清军的领导层，除湘军创始人曾国藩以外，似乎也一直没有认识到思想教育和改造对军队建设的重要性。他们维持士气的唯一办法，就是晓之以利，靠斩首一人赏银多少，命中一炮赏银多少这样粗陋、直接的物质利益刺激来集结振奋人心。
即便以曾国藩的嫡传大弟子、得意门生自居的李鸿章本人，也没有意识到曾国藩在军营中进行经常化思想教育的意义所在。他在军队建设上，关注得更多的是武器装备和战术操法，部属只要能打仗，其它的包括贪污受贿乃至刚愎犯上都可以优容。
领导层对思想素质改造的忽视，又进一步加剧了清军官兵素质的败坏，让他们变成了一群目无法纪的骄兵悍将。
另外，将领们在战场上协同作战时门户之见严重，不是同一个系统的就不协作配合，而且在同一系统内还分小派系，对于上级明确的指挥员，只要不是同一派系，就公然不服从调度，即便是同一派系，也要一争高下，互不服气，活脱脱就是国民党军队的前世版。
直隶提督叶志超在被任命为平壤前敌指挥官时，知道卫汝贵、左宝贵、马玉昆、丰升阿等其它各路将领不会听自己的，只好哀求李鸿章的儿子李经方，一个从未上过战场的文人，代表李鸿章上前线督军。
直隶提督叶志超（前排左五）
其实这几位将领，除了丰升阿属八旗系统之外，都出自淮军，叶志超和卫汝贵还一直在李鸿章麾下共事。而士兵们则纪律荡然，稍有机会就扰民害民，杀人抢劫强奸放火，无恶不作。作战其实较为得力的盛军统领卫汝贵在兵败平壤后遭到清廷处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李鸿章的政敌抓住了盛军军纪败坏的辫子，得以借惩处卫汝贵来打击李鸿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