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燕赵”是河北的别称，燕赵大地，东临渤海，西接太行，北依燕山，南望黄河。这片大地历史灿烂、英雄辈出，但为何特称“多慷慨悲歌之士”？要溯源到战国七雄之燕国与赵国了。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在今天回眸两千多年前维系了两个多世纪的战国时代，战国七雄的气质，有着显著的差异：齐国富庶而尚空谈，楚国广袤而图安逸。相比野蛮凶悍、迅猛崛起的秦国，魏国则是一个江河日下的骄横却疲惫的老牌强国。韩国呢，纯属“墙头草”角色，跟在强国后面，强国吃肉，他喝汤。秦国统一六国，第一个灭的就是韩国，后者基本上没有像样的抵抗。
如果用一个字来形容，那么，齐国是“富”，楚国是“虚”，秦国是“狠”，魏国是“狂”，韩国是“滑”。
占据着今天河北之地的燕赵呢，赵国是“累”，燕国则是“苦”。
“地域性格”之说，颇为流行。中国学者曹世潮多年潜心研究国家民族性格之形成，他认为，世界各族群乃至国家在形成的过程中，无一不在天气、地理和自然环境强烈的影响下形成不同的特性，随着历史、生产力的演进，宗教、制度及文化又留下了强烈的烙印。
今日世界如此，当年战国亦如此。
从地形上来看，赵国乃所谓的“四战之地”，西有虎狼之秦，东有富强之齐，南有凶悍之魏，北边有林胡、匈奴、东胡、楼烦诸多游牧民族，还加上一个不时趁火打劫的小兄弟燕国。
赵国常常面临多线作战，一边要应付其他诸侯国的攻打，一边还要防御北边游牧民族的侵扰，疲于奔命，是一个累得死去活来的国家。尤其要命的是，赵国是秦国东出的最大阻碍，赵秦硬撼，是历史宿命。
燕国也好不到哪里去，偏处东北一隅，苦寒之地，人口稀少，土地贫瘠，加上北临东胡等游牧民族，南又与强国齐赵相邻，在历史大舞台上，往往是以小角色身份出现，但偏偏历代燕王还不甘心充当小角色，要刷存在感，常常发兵攻打他国，人昏庸，胆儿肥，结果把国家整得更苦了。
远在春秋时期，赵国还未产生，燕国就不堪北方游牧民族的打击了，两次被迫迁都。
公元前664年，山戎大举来犯，燕国抵挡不住，国君燕庄公只得向齐国求援，当时齐国还是齐桓公在位，“春秋五霸”之一，确实霸气，率兵反攻山戎，灭之，同时顺手把孤竹、令支也给灭了。
燕庄公感激不尽，亲自送齐桓公归国，一直送到齐国境内，还依依不舍。春秋时期，诸侯还是颇讲些礼节的，齐桓公虽然是霸主，但还是很清醒，赶紧说：哎呀，我不是天子，您作为诸侯，我们是平级的，您不宜送我出境啊，这样搞得我就对燕国无礼了。
当时史官可厉害了，若在竹简上刻下这无礼之举，对好面子的齐桓公来说，大大不利。怎么办？毕竟是霸主，任性，齐桓公大手一挥，把燕庄公送行入境所到的齐国一块地，全划给燕国了。
可见当时齐国之大与燕国之小。
山戎、孤竹、令支覆没了，北方又冒出林胡、东胡、楼烦等等来，还有持续骚扰中原王朝直至南北朝的“一号反派”匈奴。遥想当年，燕与赵，北境的烽火台，总是狼烟滚滚。
在今天，河北还是长城途经距离最长、保存最完好的省份，境内长城遗存达2000多公里。在秦代之前的战国时期，燕、赵两国就开始大规模修筑长城了。
但这两个国家的最大的威胁，还是来自其他诸侯国，长城无法防护。
公元前260年，秋天，恐怖笼罩赵国。
两百多名精神近乎失常的赵国少年兵，衣衫褴褛，满身血污，连滚带爬回到了邯郸城，逢人便说他们刚刚离开的地狱：长平，主帅赵括被乱箭射死，40万赵国降卒被屠戮。
史书记载，“血流淙淙有声，杨谷之水皆变为丹”，尸山血海，冤魂无数……整整40万啊，赵国几乎家家都有死难者，整个国家，“子哭其父，父哭其子，兄哭其弟，弟哭其兄，祖哭其孙，妻哭其夫，沿街满市，号痛之声不绝”。
这是秦国的心理战，故意将这两百余名少年兵放回来。他们想用巨大的恐惧，彻底征服赵国。
但是两年后的邯郸保卫战，尽显赵国人的顽强与坚韧。
秦国大军杀至邯郸城下，赵国则坚壁清野，放弃野战和卫星城，集中各地的守军及粮食全力保卫都城。
赵军精锐士兵已于长平之战中损失殆尽，守城主力多为老人和孩子，年轻士卒不足十万，御林军也已站上城墙。但是，他们悲愤有士气——长平之役，几乎每家皆有丧子、丧夫、丧父之痛。同仇敌忾，誓死血战。
好在，指挥邯郸保卫战的是名将廉颇。秦军久攻不下，伤亡日甚，而赵军在守城之余，还能派出少量精锐部队出城突袭秦军营栅，虽然突袭者很少有人能活着回来，但秦军伤亡更为惨重。
秦军不断增兵、换帅，邯郸到了最危险的时刻，却仍然不屈不挠，殊死抵抗。廉颇终日带甲卓立城头，赵相平原君赵胜更是散尽家财于士卒，编妻妾入行伍。
终于，在苦苦支撑一年多时间后，援军来了，大雪纷飞之中，魏国信陵君指挥魏楚联军，对秦军发动了强大的攻势，魏军击于西，楚军击于东，赵军应于内，秦军三面受敌，全线崩溃，联军乘势收复河东六百里之地，其威大震。
孟子说过，“春秋无义战”。他要是能再活两百年，肯定会感叹：“战国太残酷”。
春秋初期，大小诸侯国若雨后春笋，多达140余国，互相攻打兼并，大浪淘沙，到战国初期，只剩二十余家，最后仅剩七雄，互相厮杀，加以各种阴谋阳谋、连横合纵。
史家一般以赵、魏、韩三家分晋，作为战国之开端。“战国”这两字很形象，据统计，战国时期，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相比之下，春秋诸侯之间的战争，更类似一种仪式，双方战车对攻，输者服气，赢者大度。
战国的诸侯战争，则残酷无比，一是各国能够动员的战争资源空前强大，常常数十万人对阵厮杀，二是以自己生存、消灭对方为目的，“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尽可能多地杀死对方有生力量，成为衡量战争胜利的可怕标识。
赵国人的尚武与强悍，是连年不绝的战争培养出来的。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过一句名言：“战争是万物之父，也是万物之王。”这话有些绝对，但对于赵国人来说，却是很贴切的。
战国四大名将，白起、王翦、李牧、廉颇，前两位是秦国的，后两位是赵国的。赵国名将无敌，而赵人关键时刻也近乎全民皆兵，强敌环绕，赵人为了生存，只能培养出团结、耐苦、善战的性格，才能在乱世生存。
燕惠王有一次问名将乐毅的儿子乐闲，能否攻赵？乐闲回答说：“赵邯郸，四战之国也，其民习兵，伐之不可。”意思是，赵国人擅长打仗，不要去攻打他们。
当然，燕国人也是相当尚武的，他们所处的环境，战事频繁，也不比赵国好多少，动不动强敌来袭，只能举全国之力抵抗。燕国人的刚烈，还因为在大厦将倾的绝境中，出了一个策划中国历史上最著名刺杀事件的燕太子丹。
一直认为，韩愈所言“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应该出自易水河边那场荡气回肠的诀别。
司马迁在《史记》对这一幕的记载，极具镜头感和戏剧张力：太子丹带着一群人，来到易水河边给荆轲饯行。他们都穿着白衣戴着白帽，一身缟素，送勇士远赴决死之路。朔风强劲，易水奔涌，荆轲的朋友高渐离击筑，他和着拍节唱歌，苍凉凄婉，送行者泪流满面，一起唱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声调悲壮，慷慨激昂，歌声中，人人怒目圆睁，头发直竖，几乎把帽子都顶起来。荆轲歌毕，踏上马车，一路南去，始终没有回头。
这就是“慷慨悲歌”。
远去的古典气质，悲壮与优雅的完美结合。
太子丹是个不甘屈从命运的人。他派遣荆轲刺杀秦王，发生在公元前227年，在此之前14年，楚、赵、魏、韩等国一次合纵进攻，被秦军击溃。这也是东方六国最后一次联军行动，此后再也无力共同组军对强秦战略进攻或防御。
刺秦之前，秦已先后灭掉了韩国，并攻占了赵国都城邯郸。太子丹知道：军事抵抗已无意义，只能采取刺杀这一非常手段了。
刺秦失败，秦军铁蹄，已无可抵挡。
在战国末期，赵国是六国唯一能够与强秦抗衡的国家，但长平之战改变了双方的均衡，即便如此，秦军在强悍的赵军面前，也讨不了太多便宜。
张艺谋的电影《英雄》，里面写到秦军万箭齐发、遮天蔽日的盛况，但在历史上，赵军更擅用强弓劲弩，让他们的对手包括秦军，死伤无数。
有名将有悍卒有先进的武器，赵国输在何处？除了综合国力(例如长平之战，秦、赵谁都输不起因此拼尽国力，但秦国最终胜在后勤补给能力上)外，还有一个致命原因，就是君臣相疑。
廉颇、李牧在赵国，几乎是无敌战神，但偏偏赵国君主宁肯相信身边的佞臣太监，也不相信在前方浴血杀敌的忠臣名将。赫拉克利特还有一句更著名的名言：“人不能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但赵国君主偏偏两次走进同一条河流，先逼走廉颇，后冤杀李牧。
遥想当年，廉颇、李牧有多么累？！
公元前229年，秦挟上一年灭韩国之威，攻打赵国，赵国君主是幽缪王(一听这名字就阴森森的)，他派李牧率军抵抗，李牧大显神威，秦军不敌，就使离间计，重金贿赂赵王身边奸臣，说李牧要叛变秦国，赵王居然信了，李牧只能死了。
赵国自毁长城，短短三个月后，秦军就攻入邯郸，俘虏了赵幽缪王，后者在流放地开始思念李牧，后悔莫及：如果李牧还在，我哪用吃秦国的米啊……
邯郸沦陷、赵王被俘后，赵国还没投降，王室赵嘉逃到代城称代王，公元前226年，最后的赵军与燕军合兵于易水之西，就是荆轲刺秦出发地，联军会战秦军，燕太子丹也在阵中。
燕与赵，此前彼此攻伐，大战小战不断，但最后时刻，他们携手站在了一起。
这一仗，燕赵联军输了，败军逃至辽东，秦军紧追不放，再战，燕赵联军又败。为求生，燕王杀死了太子丹，献给秦军求和。秦军已无视他们了，主力转而进攻魏楚。他们艰难又捱了4年，在公元前222年，燕、赵双双亡于秦军。此时秦国，只剩下最后一个对手：齐国。翌年，灭齐，秦王嬴政称皇帝，为始皇帝。
历史大势，不可阻挡。张艺谋的大片《英雄》，当年毁誉皆有，争议焦点在于：李连杰饰演的来自赵国的刺客“无名”，在完全能够杀死秦王的距离内，却为了天下大一统而放弃刺秦的任务，并毅然牺牲了自己，丧生于秦军万箭之下。这是张艺谋想要表达的“侠”与“英雄”，很宏大的理念。
这是一种理解。司马迁笔下的荆轲、豫让、聂政、侯嬴之徒，均出自战国，则是司马迁对“侠”和“英雄”的理解。
今人怀念春秋战国，是怀念一种精神，一种血性，一种能为人所不敢为的侠气，一种慷慨悲歌、意气赴死的抉择。
今人或许感慨：分久必合，但为什么统一天下的，不是“多慷慨悲歌”的燕赵，尤其是军事力量超强的赵国？答案其实很简单：无论是中国的《周易》，还是西方的赫拉克利特，核心思想是“变”：一切都在变，但“变”，却是永恒不变的。
谁能持续求变，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
想当年，赵武灵王锐意求变，“胡服骑射”，将传统的步兵为主体的军队结构，改为骑兵和弓弩兵为主体的军队构成，完全改变了战争方式，赵国因此一跃成为军事强国。
再往前追溯，魏国是战国最先强盛而称雄的国家，也是因为在战国初年，魏国首先实行变法，改革政治，奖励耕战，兴修水利，富国强兵，成为老牌强国。
纵观战国史，七雄都有风光时刻，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秘诀在于明君贤臣名将，更在于改革创新变法。
大家都在求变，但有的停滞了，有的放弃了，而秦国，基础可谓最差，一度被魏国打得无处藏身，却后来居上，始终不懈变法革新，逐渐超过了所有的对手。燕赵之人，即使再骁勇善战，又如何能够超越制度的胜利？
好在，燕赵之地，慷慨悲歌的气质，延续了下来。一个地区的人性格同一性，经过漫长的历史才形成，也在漫长的历史中绵延不绝。
从东晋闻鸡起舞、中流击楫的祖逖，到南宋誓不降元、血战到底的张世杰，到明末死守江阴、死不下跪的阎应元……燕赵英豪，每逢国家、民族有难，总能慷慨赴国难，名垂青史。
抗战时期，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处于华北敌后抗战的最前沿，是中国全面抗战后创建的第一个、也是华北范围最大、人口最多的敌后抗日根据地，曾被毛泽东亲笔授予“模范抗日根据地”光荣称号。
当年神出鬼没的抗日“雁翎队”，就活跃在今日雄安新区核心的白洋淀。
燕赵慷慨悲歌之气质，是在战国时代极为艰难困苦的生存环境下锻炼而出的。一切在变，今日燕赵人，早已不复当年苦累之背景，但这份血性、忠义与卓越的生存能力，仍然有，亦很重要。
诚如当年曾国藩给弟弟曾国荃写的一封家书所言：“精神愈用则愈出，阳气愈提则愈盛，每日作事愈多，则夜间临睡愈快活。若存一爱惜精神的意思，将前将却，奄奄无气，决难成事。”
祝福燕赵之人，祝福雄安新区，祝福历史机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