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岁，对律师来说算道坎儿么？

“马上35岁了，感觉离合伙人遥遥无期，是不是要准备转行了？”

“今年35岁，很想转行做律师，现在准备考法考，可以吗？”

刷刷社交平台，很容易刷到一些类似的问题。有的是咨询入行，有的是咨询出行。“围城”里的人来来去去，提的问题倒是都出奇地相似——至少35岁是一个过分常见的数字。

问题是，律师也需要考虑35岁这个年龄的尴尬，以及与之对应的职场危机么？

讨论这个问题的很多，答案也多，但大多是从经历、经验入手。

这次我们换个视角，谈谈客观环境。

直觉上看，律师天然不太契合“35岁定律”。

这条萤火般快速燃尽自我的职涯荣枯线，更契合需要快速接纳新事物、吃“青春饭”的互联网行业。但律师，却是一门十分考验知识、技能、经验积累的行当，某种意义上甚至是个非常传统的服务行业，因此很难出现中年失业的情形。相反，中年失业后转型律师是更为常见的选择。

就像很多青年律师抱怨的，当事人甚至会因为年轻而质疑律师“能不能办好事”。

数据最有说服力。由于司法部尚未公布2023年的行业统计数据，我们可参考已经公布的2022年统计数据： 30岁以下的律师10.79万余人，仅占16.56%，略高于50-65岁区间；30岁（含）至50岁的律师则多达41.95万余人，占比64.39%。

可见，30-50岁的“壮年期”律师仍是律师行业的绝对主力军。

再进一步分析，由于全国数据未公布30-50（含）岁这一区间的具体构成，我们可以参考部分省市的情况推测其大致构成：根据深圳市律师协会发布的2023年数据 ^[1] ，深圳30岁（含）以下律师占比24.02%，30-40（含）岁占比39.28%，40-50（含）岁占比则是22.87%，30-50（含）岁合计占比62.15%。

从数据看， 深圳律师行业30（含）岁以下律师占比更高，30-50（含）岁律师则占比略低，相较全国律师行业在年龄结构上更为年轻化——即便如此，深圳律师的平均年龄仍达到了38.56岁。 像营口这样的四线城市，截至去年4月的500名律师平均年龄甚至达到了46岁 ^[2] 。

当然，国内律师行业发展时间相对欧美并不算长，因此年龄结构上其实还占了优势——2019年，美国律师的平均年龄是47.5岁，2016年则是49岁。

对比之下，根据脉脉数据研究院2021年做的调查，“35岁危机”的最典型群体互联网大厂们，往往平均年龄仅在27-33岁 ^[3] 之间：字节跳动和拼多多27，腾讯、小米29，京东、百度30，阿里、华为31。

设想一下一位典型律师的晋升路径：25岁硕士毕业（平心而论，本科学历在律师行业不算一张很好的求职门票），26岁结束实习期完成挂证，此时距“35岁”的节点还剩9年。

9年足够走到什么程度？

参考部分头部律所的晋升机制：金杜将律师分为初级-主办-资深-合伙人的阶梯档位，培养一名合伙人通常需要5-10年；君合设置了“3级9档”的晋升通道，大部分律师可能需要9年左右晋升为合伙人；海问采取了“8年律师+顾问/合伙人”的制度，其升为合伙人的年限往往也在8年以上。

如果不是特别优秀，9年意味着你可能刚刚迈入合伙人的行列，翻开了律师生涯的崭新一页。

当然，近些年在人才战等种种因素的冲击下，许多律所已经大幅削减了晋升合伙人所需的年限、资历，或是通过授薪合伙人等机制给优秀人才提供便利。

但在此之上，律所往往还会按创收等标准进行进一步分类，你还需要继续一步步升级打怪，从初级合伙人，到高级合伙人，直至成为自己理想中的“大律师”。

援引某位律师的话：“当上合伙人，才算真正开始做律师。” 与其说律师会面临“35岁危机”，不如说过了35岁这道分界线，才算真正开始迎来所谓的“职业生涯”。

书接上文，既然律师“越老越香”，那是不是就意味着律师不会有通常会和35岁挂钩的“中年失业”危机？

是，也不是。

是的一面在于，律师虽然挂在律所平台上，但自始至终能决定继不继续干下去的，只有律师自己——大不了换所，再不济办所。只要不想“失业”，办法总比困难多。

不是的一面在于，如果35岁了还没有取得一定成绩或者认清自己并规划好未来，那未来可能遭遇的危机未必会比失业小上多少。

35岁之后，你会失去很多“红利”：绝大部分地区对硕士人才的扶持激励政策止步于35岁；学习能力会被后浪超越，身体状况走上不可逆的下坡路；来自家庭的琐碎压力逐渐增多，专注程度、可用精力都会遭遇更大的挑战。

当然，以上都是无差别存在于每个行业的普遍性危机，律师也免不了俗。 但如果把视角拉高，从宏观层面来看，真正针对这个行业特化的挑战，可能还在于时代环境促成的知识本身的变化。

正如不少人认同的， 不带褒贬地形容，律师本质上赚的是“信息差”的钱。 知识也是一种信息，律师依托知识生存，也因此为知识所“诅咒”。

那么现下的变化是什么？互联网时代的到来没有给律师带来“中年危机”，为什么现在反而有了？

2019年出版的《圈层效应》一书里，针对“Z世代”（也就是“95后”）提出过一个观点性结论：“Z世代”之后，再无代际。在托马斯·科洛波洛斯看来，从“Z世代”起，人们面临的技术升级速度越来越快，几乎两三年就有一轮新技术。因此，“Z世代”再往后，就没法再区分“代际”了。

2025年，第一批“95后”30岁，换言之，5年后，“Z世代”就会迎来35岁这个关键节点。届时，市场会接收越来越多的“Z世代”，平均年龄本就滞后的律师行业也会需要耗费更多成本来避免被反过来形成“信息差”。

换言之，在技术迭代变快的时候，年龄越小，学习能力越强，优势越大。

经济变化影响生产资料，技术变化影响生产方式。如果说此前大家对此的感知还不明显，那么在宏观经济环境发生彻底变化、生成式人工智能（AIGC）开始逐渐落地应用后，知识的“诅咒”也随之加速应验了。

所以我们看到， 律师的“竞争对手”越来越多了：

企业看重成本和效能，所以对外部律师的要求更高了，聘用法务以“替代”律师的情形也多了；

个体客户付费能力弱，但量级大，所以聚焦下沉市场的法律咨询公司和网推所崛起了，从运作效率上完成了对律所的“降维打击”；

同行竞争也越发激烈了，没有自己的差异化核心优势，就维系不了固定客户，进而不得不掉进同质化低价竞争的漩涡。

律师要学的东西也越来越多了：

客户需求的推动下，行业化服务成为潮流，所以律师也越来越需要了解特定行业知识、理解企业运作模式、形成商业思维逻辑；

人工智能工具逐渐发展扩散，尽管目前多数时候还无法直观感知“律师会用AI”和 “律师不会用AI”间的差别，但客户已经在各自行业主动或被动接触了AI，法律圈对AI工具的提效能力也渐渐形成共识；

客户服务和外部竞对的压力，促成了律所服务方式和组织运作手段的变革，让越来越多的律所主动寻求内部管理运作的优化。

想象一下，如果你今年刚好35岁，未来又仍希望在律师行业做出一番成绩，站在这样一个节点，会不会因上述要素而踟躇？

如果答案是否，那你应该多半也不会有什么年龄焦虑。

结论是，可以做，但务必放低预期。

前文讲述的时代环境并不是为了劝退35岁想要入行的新律师，或是35岁表现不佳想要转行的现律师，而是尝试陈述一些客观市场环境的变化，帮助从业者更好地规划未来。

放低预期的建议来源于几个理由：

一是竞争的烈度问题。 近些年，法学院扩招、法考通过率提升、业务量增长不足等因素综合之下，行内竞争的烈度仍在提升。诚然，对司法考试难度的观点一直两极分化吵个不停：有人认为早年的考试难度更大通过率也低，有人则认为时代在进步法考内容也与时俱进变得越来越复杂。

但任何观点都无法驳斥数据事实：法考整体通过率从2018年的23.3%小幅提升到了2022年的26.9%，保持着每年十余万人过线的成绩——即便过了法考不一定非要做律师，也意味着参与竞争的人员变得越来越多。

二是自我的定位问题。 在我国，律师是人民的律师，需要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为人民解决法律问题，而非少而精的精英阶层。

这个定位可能形容上不够具象，但现实就是社会需要律师，甚至需要更多律师，却不一定需要在形象上过度精英化的律师。许多提问35岁要不要入行、要不要转行的律师，其核心动因还是入行或转行能给自己带来体面的收入、优渥的生活。

即便在现下的律师行业，也通过入行前几年的艰难筛掉了一大批潜在从业者，如果未来律师形象进一步下沉接地气，你是否还能接受自己在工作方式、收入、社会地位等方面的变化？

所以，如果你是一位圈外人，自带资源和人脉，且对行业有了足够的了解和预期，那跨行加入律师队伍并不算一个坏选择。

如果是圈外人又没有资源人脉，务必谨慎考虑，做好“吃得苦中苦还得人下人”的最坏预期。

如果你本身还在律师行业，只是犹豫要不要继续做律师，那可能就得好好想清楚了：自己追求的职涯目标，到底是追求律师职业公平正义的初心，还是和芸芸众生一样寻口饭吃。

任何目标都没有道德高下优劣之分，想清楚自己真实想法和需求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后来的职涯路走得不别扭。别扭，就会不快乐。

最后，也不必为此焦虑。毕竟悲观者正确，乐观者成功。

如果你有些焦虑，不妨看看ALB新近发布的“2024ALB China 十五佳律师新星”榜单，上榜律师的平均年龄是37.8岁，平均从业年限则是13.6年。

你看，没人规定38岁不能成为“新星”，自然也没人规定35岁之后不能安安稳稳或跌跌撞撞做个普通律师。

毕竟作为职业，律师最大的优势是“灵活”和“自由”。当然，前提是你能解决掉案源这个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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