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纺织工人家中的卧室与客厅》，摄影：刘易斯·海因（Lewis Hine）
出生于英国的学者约翰·塔格对摄影批评话语最深远的贡献在于，他认为
摄影本身并不存在
。这一观点源自法国哲学与后现代主义思想对摄影的关键思考，塔格在发表于1984年的一篇文章中清晰地写道：
摄影本身没有身份。它的技术地位因介入的权力关系而异。它的实践性质取决于定义并使之发挥作用的体制与代理人。作为文化生产的模式，它的功能与确切的存在条件相关，其产物仅在特定的流通领域才具有意义、清晰可辨。它的历史没有统一性。它在体制空间一闪而过。我们必须要研究的，正是这一领域，而不是摄影本身。[2]
这一由
利落的短句、重复的节奏、绵密的知识以及确凿的陈述
组成的段落鲜明地体现了塔格高超的摄影写作。在文章中，他将汲取自法国哲学家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视角与借鉴自另一位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著作中的修辞学相互结合。最终，塔格总结道，
摄影是控制意识形态的装置，它是传播统治阶级价值观与国家压迫力量的简便载体。摄影之所以能够传播，因为任一照片的意义完全取决于它在某一时刻的语境。在塔格看来，照片是空洞的符号，它只是可能性的领域，直至它们被外部话语填充意义。
塔格的核心主张（即“摄影本身”并不存在）与美国批评家、策展人对界定摄影媒介之本质的普遍强调背道而驰。后一观点源自克莱门特·格林伯格（Clement Greenberg）的艺术批评与伊曼努尔·康德（Immanuel Kant）的唯心主义哲学，并借由约翰·萨考斯基（John Szarkowski）担任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摄影部主任期间（1962—1991年）的系列展览与图录文章最深刻地表达出来。萨考斯基强调“摄影自身”是衡量美学成就的标准，并赋予“逐渐意识到媒介特征与问题”的艺术摄影师特权。这一特权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照片的意义与功能转移至图像的形式属性。简言之，这是一种政治保守、历史错误的思考摄影的方法。
塔格对此的痛恨体现在他为1979年在伦敦海沃德画廊（Hayward Gallery）举办的展览“思考近期英国摄影的三个视角”（Three Perspectives on Photography: Recent British Photography）撰写的尖锐文章《摄影实践的社会主义视角》（
A Socialist Perspective on Photographic Practice
）。
他在图录文章中呼吁“新的真理政治”，而
“真理”与“政治”之间的关系逐渐成为其写作的核心关注点。
比如，塔格在1980年出版了由德国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家和历史学家马克思·拉斐尔（Max Raphael）编辑的文集；
1982年，他的文章《照片的流通》（
The Currency of the Photograph
，首次发表于1978年）收入维克多·伯金（Victor Burgin）编辑的重要摄影文选《思考摄影》（
Thinking Photography
）。
其间，他加入《屏幕文化》（
Screen Education
）杂志的编委会成员，这是一份通过观察艺术、教育、电影、电视、摄影与法律等特定领域，进而构建
“表征的政治”
的英国期刊。
在完成委员会的工作之余，塔格的个人写作很快便带有精神分析、女权主义、符号学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元素。
1980年，塔格在《屏幕文化》杂志发表了一篇由两部分组成的文章，这可能是他在此类论述中最具影响力的案例。这篇题为《权力与摄影》（
Power and Photography
）的拓展评论开拓式地将福柯的著作与摄影史相互联系，并追溯规训权力的传播方式及其在各种旨在确定身份的摄影实践中的影响。塔格认为，这些影响偶尔体现在照片中：
我们开始看到重复的模式：隔离的身体，狭隘的空间，屈服于不可逆的凝视，审视姿势、脸庞与容貌，清晰的光线与精确的焦点，姓名与号码牌。它们是重复无数次的权力的痕迹。无论摄影师身在拘留所、监狱、咨询室、精神病院、收养院或者学校，一旦准备拍照，都是如此。[3]
虽然塔格的分析聚焦于摄影在监狱、精神病院以及其他监禁机构中的使用，但他拒绝将权力和禁律结合在一起。
“我们必须彻底停止从排斥、镇压、审查、隐瞒、根除等否定的角度描述权力的影响。事实上，权力能够生产。它生产现实。它生产对象的范围、语言的体制以及真相的仪式。”
[4]诚然，塔格引用了福柯对权力的描述：“它是特定社会中复杂的策略情境的名字，”[5]并表示，只有从这些角度理解了权力，我们才能与之对抗，而这种抵抗“以分散的、局部的、多元的形式存在”。[6]他的文章可以当作此类抵抗行为的实例，在为常见的现代主义艺术史的学术研究提供一种模式后，便主宰了这一领域。
塔格曾帮助英国利兹大学（University of Leeds）创建艺术社会史项目，后在1985年离开英国，移居美国，并最终在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Binghamton）执教。自此之后，他继续对西方摄影的论战产生影响，并通过其学生影响了韩国等地的摄影研究。1988年，他的文集《表征的重负：论摄影与历史》（
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
）出版，（西班牙语版与中文版分别在2005年、2019年刊行，）其书名与副标题的多元化已成为摄影话语词汇中的常见元素。书中共收录七篇文章，其中六篇曾发表于《屏幕文化》与《10：8》（
Ten.8
）等杂志，并附一篇内容宽泛、自我批评的“导言”。
包括《权力与摄影》在内的所有文章均关注现代国家对摄影的工具性运用，并将特定的摄影实践置于赋予其证据力（evidentiary force）的历史语境中。
书中最后一篇文章《工作活页：关于摄影、历史、表征的笔记》（
Contact/Worksheets: Photography, History, Representation
，1979年）最具实验性。尽管塔格仍呼吁“新的真理政治”[7]并宣布相信“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8]，但
他在书中采用了更个人的口吻和碎片化的叙述风格，一如其历史研究的非连续性。
《表征的重负：论摄影与历史》吸引了一些实质性的评论。比如，大卫·菲利普斯（David Phillips）称赞这本书，但指出“摄影的生产主体”概念不够完善，这是菲利普斯对塔格“精神分析的潜在不安意义”不满的结果。他如此作结：
“约翰·塔格的文章无疑为当前摄影提供了最精密的分析”，并“思考了摄影写作中遇到的可能会改变摄影史原貌的众多复杂问题”。
塔格在之后的文章中继续探讨了这些问题，并收入《争辩的基础：艺术史、文化政治与话语场域》（
Grounds of Dispute: Art History, Cultural Politics and the Discursive Field
，1992年）与《规训的框架：摄影的真相与意义的捕捉》（
The Disciplinary Frame: Photographic Truths and the Capture of Meaning
，2009年）。在过去的二十多年间，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著述深刻影响了塔格，而且，
他的写作本身呈现更明显的文学气质。
不过，那些文章思考了相似的主题，包括针对权力与压迫的体制，政治介入摄影的现实主义与纪实二者关系的建构中（对于他，道德与美学实践同等重要）。事实上，塔格早已突破包括他正从事的历史写作实践在内的体制，而且，“他对证据与争论的拟定也体现了一种暴力：
意义的暴力
”。
在试图描述权力如何被某些摄影实践所传递（甚至铭刻其中）时，在批判地思考之前少有关注的摄影（比如犯罪摄影、医学摄影）时，约翰·塔格是一个关键的案例。他使这类文化工作成为学术研究的重点，甚至将摄影史的研究拔至所谓后现代主义的核心地位。最重要的一点，
他自始至终认为，摄影如同写作，具有生产性，而不是简单的反思；摄影会影响它所代表的实体。
对其他基于摄影实践的作家而言，这正是塔格强调的持续性挑战。
[1] 本文译自Mark Durden ed.,
Fifty Key Writers on Photography
, Routledge, 2013, pp. 235-240.
[2] 引自John Tagg,
The Burden of Representation: Essays on Photographies and Histories
, Macmillan and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London and Amherst, 1988, p.63.（中译本可参阅约翰·塔格，《表征的重负：
论摄影与历史》，周韵译，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32页。
——译注）
[3] Ibid, p.85.（中译本可参阅第58页。
）
[4] Ibid, p.87.（中译本可参阅第60页。）
[5] Ibid, p.92.（中译本可参阅第66页。）
[6] Ibid, p.93.（中译本可参阅第67页。）
[7] Ibid, p.189.（中译本可参阅第193页。）
[8] Ibid, p.197.（中译本可参阅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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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 · 塔格（John Tagg）
，1949年出生在英国东北部一个因造船与渔业闻名的小镇北希而兹，早年学习艺术史与文学，后专注于摄影史与视觉文化分析。1984年，移居美国，担任纽约州立大学宾汉姆顿分校的艺术史教授，著有《表征的重负：论摄影与历史》等，在摄影批评领域影响深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