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主要研究变量的描述。对于政治新闻，有超过半数的中国女性使用率较低。在媒介信任度上，中国女性对官方主流媒介的信任度较高。对于中国女性的政治兴趣、政治讨论和政治信任的状况而言，中国女性对政治讨论的频率较高，也拥有较高的政治兴趣。但是，她们的政治信任度却比较低。至于中国女性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满意度、人际信任和国家认同感几个方面，其主观幸福感和国家认同感较高，但在社会现状满意度和人际信任上，有近半数的女性持消极态度。
（二）媒介对中国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通过采用多元线性回归，对样本数据进行回归，研究发现：
（1）对传统媒体中政治新闻使用越多的中国女性，其政治信任度就越高。这在于传统媒体作为主流媒体，承担着党和政府的宣传任务，所以对新闻内容严格“把关”，将正面政治信息传播出去，起到宣传和说服作用。根据议程设置理论的观点，女性会在“想什么”的问题上受到传统媒体的引导，从而潜移默化地影响和塑造了女性对政治的正向评价和信任。现有研究也表明，报纸和电视媒体中的政治新闻关注对公众的政治信任有显著正向影响。虽然并不是针对女性所得的研究结论，但也说明传统媒体中的政治新闻使用对个体的政治信任度具有强化作用，女性自然也会受到这种正向宣传和涵化的影响。
（2）对网络中的政治新闻使用越多的中国女性，她们的政治信任度就越低。这在于网络新媒体因其“开放性”和“无结构性”的特性，对信息的审查不会受到严格管控，更可能造成政治/政府负面消息的传播，而女性对这些负向消息的接触可以影响她们的政治认知和情感，从而弱化了政治信任度。
（3）在媒介可信度的影响上，中国女性感知的官方主流媒体可信度越高，她们的政治信任度也越高。同样地，认为非官方媒介可信度越高的中国女性，她们的政治信任度也越高。但从具体影响程度而言，官方媒介可信度对中国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明显大于非官方主流媒介可信度的影响。产生这一结论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央视、新华社等官方主流媒体扮演着党和政府的喉舌，对政治采取正面宣传为主。另一方面，非官方媒介信任包括对小道消息等渠道的信任，而该类媒介信任对女性的政治信任有一定程度的积极影响。
（三）中介效应的检验。通过Sobel Goodman检验，研究发现：
（1）在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上，媒介可信度起到了39.7%的中介效应。这表明，提高中国女性对政治机构和政府官员的信任度，不仅需要改善媒体的政治报道，还需要提升媒体的可信度。
（2）个体社会心理变量在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上起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尤其是国家认同感和社会满意度的中介效应较高，分别中介56.3%和34.3%的比例。这表明，中国女性在心理和情感上赞同与支持中国民族主义的意识越强烈，即国家认同感越高，就越能影响其政治信任度，也能对媒介使用与政治信任的关系产生较高中介效应。而对于社会满意度，现阶段，人们对政府的评价开始使用社会服务质量来评价。女性也正是透过社会现状了解了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建设能力，这种表面上虽体现为对社会现状的满意，但实际是对政府管理能力的认可。
（3）政治心理-行为变量，即政治兴趣和政治讨论在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影响上的中介效应有限。研究发现，政治兴趣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另外，政治讨论的中介效应较小，仅占总效应的9.25%。通过比较可知，个体社会心理感知变量在影响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的效果时要优于政治行为和政治心理变量。因此，讨论传媒对政治信任甚至政治参与的影响时，不应局限于政治领域变量的考量，而应多关注个体社会心理变量的中介影响。
以上研究结论，除政治兴趣的中介效应假设不成立外，其余研究假设均得到验证。除此之外，研究也发现：年龄越大的中国女性，她们的政治信任度就越高。可能性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年龄较大的女性有充足的时间参与社区里的政治活动或公共事务，也更愿意利用闲暇时间了解政治信息。另一方面，年龄较大的女性思想较传统，缺乏对政治过程的批判，且对执政党高度认可。相反，身为中共党员的女性，其政治信任度却比较低。或因社会转型时期，多元观念的出现给党的思想整合带来了挑战。党员女性也许因受其影响而导致政治信任度降低；也许是因对政治过程过于了解，知晓宣传与传播的差异而影响了政治信任度，具体原因尚需进一步探讨。教育程度越高，女性的政治信任度就越低。原因在于受教育程度越高，女性的批判意识就越强，并且对政治体制的认知就会越高，从而对政府机构或官员持更多批判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