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闻内容使用上,Jesper Strömbäck发现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的新闻关注对政治信任具有积极的显著影响。这表明,传统媒体的新闻内容使用能够促进政治信任的提高。张明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现,对电视和报纸政治新闻关注的个体,其政治信任是高的。然而,与之相反,洪杰文等发现,公众越多关注微博中的新闻内容,他们的政治信任度就越低。由此,我们分别假设:(1)传统媒体中的政治新闻使用对女性的政治信任具有正向显著影响。(2)网络中的政治新闻使用对女性的政治信任具有负向显著影响。
在媒介可信度上,有学者发现相较对专家信任和人际传播的信任,中国公民的政务媒体接触与政治信任间具有较高的相关关系。另外,Gal Ariely也发现美联社对政治信任具有正向显著影响。由此可知,不论是对代表官方意见的政务媒体,还是对代表官方主流媒体的美联社的信任,都能对政治信任产生积极的影响。所以,我们提出假设:(3)感知官方媒介可信度越高,女性的政治信任度就越高。
对于非官方媒体(社交媒体、互联网)的影响,一方面,有研究表明,社交媒体使用的频率对政治信任具有正向显著影响。如AM Warren发现社交媒体中的在线公共参与能够形塑公民的政府机构信任。但另一方面,更多的研究结论则认为互联网/社交媒体的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是负向消极的。如Andrea Ceron发现对社交媒体关注越多的个体,其政治信任度就越低。此外,上网时间和网络政治行为都对政治信任具有负向显著影响。由此可知,非官方媒体使用对政治信任有着显著影响,但在具体影响的方向上存在“二元对立”的争议。因此,我们提出假设:(4)女性感知的非官方媒介可信度与政治信任具有显著影响。在中介效应方面,卢家银通过研究发现,媒介可信度在互联网使用对青年政治态度的影响上起着中介作用。据此,提出假设:(5)媒介可信度在媒介使用对女性政治信任的影响方面具有中介作用。
除此之外,有研究表明,政治兴趣与政治讨论对政治信任具有极大的显著影响,这一政治心理—行为变量是在研究政治问题(政治参与、信任等)时最受关注的政治因素,常将之作为自变量或控制变量加以操作。基于此,研究另辟蹊径,将之作为中介因素考虑,以试图考察政治心理—行为变量在媒介使用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上是否会起到中介作用。另外,人际信任、公民社会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国家认同感作为个体社会心理感知变量与政治信任也存在相关关系。这些变量反映了个体日常经验感受与认知对政治信任的影响,为将其与媒介使用因素对政治信任的影响相区别,研究同样将之作为中介因素考虑,因此,研究提出假设:(6)人际信任度、社会现状满意度、主观幸福感和国家认同感、政治兴趣、政治讨论在媒介使用对女政治信任的影响方面具有中介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