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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应该是世界上福利最好的经济体之一。
根据OECD（经合组织）的
统计，欧盟大部分成员国日均工作时长不超过6小时，其中德国日均工作时长仅为5.2小时，法国则为5.8小时。
相比之下，东亚国家加班文化盛行，韩国日均工作时长为7.8小时，中国则为9.2小时。
去欧盟旅游可以发现，很多员工在下午4点以后就早早下班，有些甚至开始享受一周四天的工作制。
而且欧盟法律还
规定各成员国必须授予员工至少4周的带薪休假。
因此每到夏季和冬季欧洲都有大批游客去世界各地度长假。
但奇怪的是，虽然欧盟工作时间很短，假期又很长，但欧盟的人均收入及福利水平却明显高于勤劳的东亚人。
欧盟人均GDP将近4万美元，西欧地区则超过5万美元，生活水准高于东亚的日韩地区，也高于我国沿海地区。
为什么不爱加班的欧盟人均收入会高于热衷加班的东亚呢？
一部分原因在于欧盟有老本可以吃，作为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的诞生地，欧盟在众多高科技领域依然保持优势地位，可以靠技术附加值从世界各地赚取利润。
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过去30年里，欧盟享受了太多外交红利。
在中美俄之间骑墙，使欧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
1991年苏联解体后，欧共体失去了一个可怕的敌人，苏联的继承人俄罗斯奄奄一息，完全没有能力发动大规模战争。
中国则加速改革开放，承接了大量劳动密集型产业。
此时的美国，正处于国力巅峰期，但由于意识形态和历史原因，美国仍将战略矛头对准中俄。
欧洲人突然发现，他们获得了一个在美国和中俄之间骑墙的机会，利用美国和中俄的矛盾，来捞取经济利益。
俄罗斯有着丰富的能源，因此从90年代开始，西欧特别是德国开始大力推进欧俄能源合作。
1998年德国总理施罗德上
任后，针对德国本土油气资源匮乏的特点，施罗德将俄罗斯视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
为此他不惜冒着得罪英美的风险多次访问俄罗斯，奠定了德俄能源合作的基石。
大名鼎鼎的“北溪1号”就是在施罗德的主导下修建的，该管道年输气量高达550亿立方米，足以满足德国一半的用气需求。
为了保证项目进度，施罗德在卸任总理后还担任俄罗斯能源企业高管，维护着德国的能源生命线。
欧盟天然气管道分布图：
凭借俄罗斯的能源管道，欧盟获得了极低的能源价格。
在考虑海运费的情况下，欧盟的能源成本仅为东亚的1/2，这是为什么欧盟可以在人工成本较高的情况下维持制造业竞争力的关键。
欧俄能源合作，既让俄罗斯赚取了丰厚的油气收入，也让欧盟大幅压低了工业品生产成本。
东欧地区无险可守，一个强大的俄罗斯对欧盟始终是个威胁：
俗话说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对欧盟来说，俄罗斯虽然可以为其提供廉价的能源，但一个强大的俄罗斯也会对欧盟造成地缘威胁。
东欧地区地势平坦，几乎无险可守，历史上欧洲经常遭到来自东面敌人的威胁（包括匈奴人、蒙古人、苏俄人等）。
因此无论俄罗斯多么想融入西方，都会被拒之门外。
因为西欧人知道，凭借地缘压制，一旦俄罗斯成功崛起，整个西欧加起来都不是对手，跟俄国人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
如果是在古代，欧洲人可能会尝试修建长城或者依靠河流（主要是多瑙河）来抵御东边的威胁。
但在现代，欧洲人找到了新的办法，那就是投靠美国，依靠美国的军事保护来抵御俄罗斯的威胁。
北约的存在，使欧盟节省了大量军费开支：
欧洲各国军费开支占GDP比重：
凭借北约这一机制，美国不仅为欧盟提供了核保护伞，还在欧盟部署了大量军队，依靠集体防卫原则威慑俄罗斯。
在这种背景下，冷战后欧盟各国大幅削减了军费开支，大部分国家军费占GDP比重不到2%，远低于美俄。
欧盟财政省下了一大笔钱用于给居民增加福利。不仅如此，开支巨大的驻欧美军每年还能拉动周边就业，可谓一举两得。
中国逐渐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
90年代以来，中国凭借低廉的劳动力价格，成为世界工厂，这也给欧盟带来巨大好处。
由于中欧之间没有地缘和历史矛盾，双边经贸往来飞速发展。
2020年以来，中国持续成为欧盟最大贸易伙伴，来自中国的廉价商品大幅压低了欧洲人的生活成本，使其经历了二十多年的低通胀时代。
同样一件衣服，欧盟的人工生产成本可能是中国的4-6倍，中国制造，大大抬升了欧洲人的生活品质。
当
然了，作为中国最大贸易顺差来源地，欧盟的进口需求也为中国创造了上千万个就业岗位。
中欧双方可谓是互利共赢，算得上天然的合作伙伴。
因此过去三十年里，凭借俄罗斯提供的廉价能源、美国提供的廉价国防、中国提供的廉价商品，欧盟不仅维持了经济繁荣，也基本满足了国防安全需求。
欧盟的外交政策也一直尝试在中美俄之间保持微妙平衡。
反战主义和普世价值在欧盟内部很有市场，因为世界越和平，道德制高点的作用越大，欧盟就越能享受到这种巨大的经济好处。
用廉价能源对冲福利社会下的高昂人力成本、用美国的军事保护对冲俄罗斯的安全威胁、用廉价商品对冲宽松经济政策带来的通胀压力。
依靠这种层层相扣的巧妙地设计，欧盟得以在经济和外交上实现了多重平衡，使其成为世界上生活质量最高的地区。
工作强度远低于东亚，人均收入却不逊色于美国，成为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最吸引移民的地区。
欧元汇率表面上取决于欧美货币政策，实质上取决于国际形势：
但欧盟的这套经济模式却严重依赖外交环境，中美俄关系太差或者太好都会导致这套模式的瓦解。
在
2018年以前，美国和中俄维持斗而不破的格局，欧盟尚可在两大阵营之间左右逢源。
2018年之后，随着中美贸易战的爆发，世界上两个最强大的国家走向全面对立，欧盟这套左右逢源的经济模式就越来越难以为继了。
2022年俄乌战争，正式宣告欧盟骑墙政策破产，它将被迫在经济利益和安全需求中做出选择。
长期来看，欧盟经济将无可奈何地陷入衰退之中，过去那种呼吁全球化、环保、平等的左翼主张很难再带来好处，整个社会右转成
为必然。
事实上欧盟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作为一个内部有残缺的政治实体，欧盟天生就存在两大问题。
一个是财政和货币不统一的问题，带来了南欧国家和北欧国家的矛盾；
另一个是能源利益和国防需求不统一的问题，带来了西欧国家和东欧国家的矛盾。
南欧国家债务率（总债务占GDP比重）普遍偏高：
作为一个联盟组织，欧盟虽然有统一的央行和统一的货币，但却没有统一的财政政策。
欧元成立以来，德国等北欧国家凭借强大的制造业竞争力，把南欧（特别是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国家的工业全部挤垮。
由于采用统一货币，希腊等国无法依靠汇率贬值等手段维持产业竞争力，只能眼睁睁看着本国产业被悉数摧毁。
不仅丧失了大量就业岗位，也失去了重要的税收来源，不得不走上了举债维生的道路。
这也是2010年欧债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
如果是在中国，凭借统一的财政制度，在对外开放中受益颇丰的沿海地区每年必须向中央缴纳大量税收，中央再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
方式扶持中西部地区，以维持区域平衡。
如此一来，中西部地区虽然面临人才和产业流失的问题，但也能通过财政获得一定补偿，这是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局面。
但欧盟的问题在于，最大的受益者——德国、荷兰等制造业强国，拒绝对南欧进行财政转移支付。
德国人将欧元诞生后的经济奇迹视为自己的功劳，并将区域分化的原因归结于南欧人的懒惰，尽管德国人的工作时长比南欧人更短。
这引起了2010年欧盟内部的第一次分裂，希腊、意大利等国差点退出欧元区。
直到最后德国才勉为其难牵头推动高达数千亿欧元的财政救济，但条件是希腊人必须实施财政紧缩方案。欧债危机算是得到初步解决。
“北溪”管道意味着德国在不用承担军事义务的同时还可以享受来自俄罗斯的经济好处：
财政和货币不统一的矛盾或许好解决，但能源利益和国防需求的矛盾却很难解决。
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身处对抗俄罗斯的第一线，他们与俄罗斯有深刻的历史仇恨，也随时担忧被俄罗斯吞并，所以从现实利益角度它们必然是反俄的。
不仅主张对俄强硬，也希望德法等核心国家能对其提供一定的军事支持。
特别是2014年克里米亚危机之
后，面对俄罗斯的扩张势头，东欧国家普遍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乌克兰。
因此希望德法能出面，带领欧盟遏制俄罗斯的武力扩张。
但这种希望最终却落空了，在廉价能源的诱惑下，德法选择了绥靖政策。
2015年初，德国和法国以用气需求得不到满足为理由，强迫乌克兰与俄罗斯和谈，签署了《明斯克协议》。
该协议不仅要求乌克兰默认克里米亚被割让，还要求乌克兰承认顿巴斯地区的
自治权利。
这份协议被乌克兰人视为丧权辱国，也让东欧各国对德法的安全承诺失去了信心。
他们普遍认为，一旦有一天本国遭到俄罗斯入侵，德法依旧会为了俄罗斯的能源出卖东欧的利益。
也就是2015年开始，东欧各国加快了倒向美国的过程。
特别是在拜登上任之后，东欧大多数国家的外交政策几乎是跟随英美而不是德法，这成为欧俄和谈的重大阻碍。
开战前德国仅愿向乌克兰提供5000顶头盔，成为援助最少的西方大国：
这次俄乌战争爆发后，德国成为援助乌克兰里面最消极的欧洲国家。
开战之前德国仅承诺向乌克兰提供5000顶头盔，尽管如此，最后这5000顶头盔并没有交付给乌军，沦为口头支票。
3月之后，尽管西方各国都加大了对乌援助，但德国更多口惠而实不至，
武器交付可谓能拖就拖。
德国的态度不仅让乌克兰大为嫌弃，也让东欧国家强烈不满，因为这些国家历史上都充当过绥靖政策的牺牲品。
作为对比，英美对乌克兰的援助倒是不遗余力（尽管英美更多是为了拱火）。
东欧国家选择用脚投票，它们不仅在外交上进一步与英美绑定，也在武器订单上更加偏向英美。
因为它们担心有一天与俄罗斯开战后德法会限制弹药出口，这样即便有再多的德制/法制武器也只能成为摆设。
欧盟内部出现了一道深深的裂痕，继南欧与北欧的财政矛盾后，东欧与西欧之间的安全矛盾也被摆上台面。
俄乌战争后德国被推到风口浪尖之上，作为欧盟最发达的国家，德国享受到了最多好处，却未能履行对应的义务。
德国是冷战后国际秩序最大受益者之一：
冷战后，德国与日本的发展呈现截然不同的走势。
日本陷入“失去的三十年”，人口老龄化问题严重，低增长、低利率、高债务成为日本经济标签，整个社会似乎失去了活力，创业文化被压制，大量年轻人躺平。
作为对比，同样面临老龄化问题的德国经济却蒸蒸日上，GDP总量也有赶超日本的势头。
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德国拥有欧盟提供的外交和经济红利。
冷战时期，德国身处对抗苏联的第一线：
冷战时期，德国的地缘环境比日本恶劣得多，德国身处对抗苏联的第一线。
一旦北约和华约爆
发战争，德国首当其冲，为此联邦德国必须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
由于此时中国尚未崛起，日本可以充当亚洲老大，在东亚产业分工里占尽好处。
冷战后，德日的地缘环境完全逆转过来。
东欧国家从苏联阵营转向西方阵营，俄德之间出现大量缓冲国（包括波兰、立陶宛、乌克兰等），德国不用再担心来自俄罗斯的威胁。
日本的地缘压力则越来越大，因为与日本隔海相望的中国无论经济实力还是人口规模都远超曾经的苏联。
由于有缓冲国的存在，德俄可以放开手合作。与之相反，中日关系则时不时会受到台湾和钓鱼岛问题的冲击。
中日油气管道之争：
凭借缓冲国的存在，德国可以放心大胆与俄罗斯搞能源合作，享用廉价的俄国油气。
日本也想从俄罗斯进口油气，但一方面是因为日俄存在领土争端，两国经贸合作受限；
另一方面日本在远东油气管道上必须与中国竞争（比如”安大线“
与”安纳线“
的分歧），俄罗斯的远东油气管道，日本与中国最终各分到运输量的一半。
由于能源价格高于德国，日本人必须大量加班才能维持与德国人相同的竞争力。
不仅如此，由于中日矛盾的存在，中日关系远不如中德关系密切。
尽管日本离中国更近，船运费更低，但日系车在中国卖得就是不如德系车好。
中国也一跃成为德国最大市场，每年德国都要向中国大量出口机械设备、汽车、精密仪器等高附加值产品。
另一方面，东欧国家加入欧盟后，为德国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年轻劳动力。
德国位于欧洲中部，相当于欧洲的十字路口，东欧的年轻人外出打工通常会把德国作为首选。
不仅是因为德国经济实力雄厚，也是因为德国是发达国家里面离东欧最近的，去德国打工远比去英国、法国打工更方便。
因此德国也成为欧盟东扩最大赢家，8000多万德国人里面有四分之一有移民背景，是全球仅次于美国的移民国家。
德国的移民里面很多又是东欧移民，包括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等。
这些移民不仅相对年轻，学历还普遍较高，文化也与德国接近，这就极大缓解了德国劳动力不足的问题。
来自西欧的人口虹吸，使东欧成为世界上人口下降最快的地区：
东欧劳动力涌入虽然使德国经济保持兴盛，但却加重了东欧各国人口流失的问题。
90年代以来，东欧各国人口普遍下降，保加利亚、
立陶宛等国人口下降了20%，罗马尼亚下降了15%，波兰和匈牙利则下降了12%，而且流失的大部分是年轻人。
东欧的人口结构急速恶化，这也是东欧国家对德法不满的原因之一。
相比之下，日本很难像德国那样从东亚源源不断抽取劳动力。
尽管有几十万中国人和韩国人去日本打工，但对缓解日本劳动力萎缩杯水车薪，日本也成为世界上老龄化最严重的国家。
不仅如此，德国相比日本的另一个优势在于低估的汇率。
在欧元诞生之前，作为贸易顺差方，德国马克和日元经常被要求升值，这就大大削弱了日德制造业竞争力。
特别是广场协议之
后，由于汇率升值，日德经济双双衰退。
90年代日本经济低迷的同时，德国也成为“欧洲经济病夫”，经济增速长期低于欧盟平均水平。
但欧元诞生后，德国经济重新焕发了第二春。
以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希腊为代表的南欧国家制造业竞争力很弱，每年都要产生大量贸易逆差。
这在欧盟内部抵消了德国庞大的贸易顺差，最终拉低了欧元汇率。
凭借弱势欧元这一汇率武器，过去二十年德国长期保持世界第一大贸易国的头衔，也成为全球化最大赢家。
南欧国家则叫苦不迭，同样的欧元汇率，对德国来说可能是低估，对意大利可能就是高估，南欧国家陷入去工业化的困境。
相比之下，日元汇率则被美国盯得死死的。
在90年代和00年代，美国不允许日元随意贬值，以削弱日本制造业竞争力。
直到2011年美国决定重返亚太后，出于联日反中的战略需求，美国政府才允许日元贬值，随即日本政府才敢推出”安倍经济学“
，用货币宽松预期引导本国汇率贬值。
但与德国相比，90年代以来日本外贸很不景气，外需占GDP比重仅30%左右，远低于德国的70%。
不仅如此，日本还出现了贸易逆差，出口从经济的拉动项变为拖累项。
德国成为欧盟这套机制的最大受益者。
它不仅可以享受来自东欧的廉价劳动力、来自南欧的廉价汇率，还能依靠欧盟弥补自身政治地位的不足，一举摆脱了战败国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