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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写于2009年
7
月
10
日北京小学正式放暑假
好朋友张晓星博士回国后一直致力于建设中国数字图书馆，执着而坚定，半年前终于成功了，填补了这个领域的空白，而且反响很好，大家都为他高兴。
读书，我一直认为是个
特别好的人生习惯，
甚至于是美德。
我一直很敬佩那些掌握读书技巧，而且善于从阅读中总结提炼的人，我的一个年轻博士挚友就是这样，我于是慨叹，我们经历的那个年代，对阅读的培养和重视，的确不如后来的年轻人。
时空跨越30年，现在图书馆都有数字的了。想起来，我们小时候，对图书馆真是无比热爱的。
那时觉得图书馆真是“知识的海洋”。
我们小时候，有一个借书证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图书馆的借书对象主要是机关及企事业单位的持证者，如果没有借书证是借不到书的。当时的无证市民想要到图书馆借书，就必须先到单位开个证明信。很多外地人为了查阅资料，专门坐火车、飞机来北京的图书馆。
我们这一代人最初对图书馆的记忆
多是来自于父母单位的图书馆，
有的是图书阅览室。
上小学开始我就经常让父母帮忙从单位的图书馆借书。记得我看过的《金光大道》、《沸腾的群山》、《新来的小石柱》，还有诸如《李自成》、《水浒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我的大学》、《欧也妮·葛朗台》、《安徒生童话》《老古玩店》等中国和世界名著都是父母从图书馆借来看的，当然，图书馆也可以借些杂志，诸如《小说月刊》、《人民文学》等也是常借的读物。
那时，单位都是给职工办理借书证或者借书卡，借书卡上会记载借阅过的图书，借书卡写得密密麻麻的人是我崇拜的对象。从图书馆借来的书的最后一页上粘着一个小口袋，里面插着一张卡，上面可以看到谁借过这本书。热门的图书多是被翻得旧旧的。
大概在上五年级的时候吧，老师叮嘱我们要提升自己的写作水平就要经常看看散文或是名著，如《巴黎圣母院》、《茶花女》、《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等，那么钢铁究竟是怎样炼成的呢？就是这样炼成的。记得我还曾经一度弄混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的作者奥斯特洛夫斯基和里面的主人翁保尔·柯察金。
1981年，一进校门，就听老师说学校有个很不错的图书馆。图书馆有四五间教室那么大，拥有上万册图书。按规定，学生可以凭学生证借书，但由于当时开馆时间少，限制多，比如外国小说、涉及爱情的书、中国古典著作都不能看等，图书流通量并不大。严格地说，那时的图书馆还算不上图书馆，充其量就是个书库，而学生呢，还根本谈不上利用图书馆。由于我们的学校在高校里，很多高校子弟也办了大学图书馆的借书卡，那里的书可就很多啦。
对我来说，真正意义上利用图书馆，应当是从上南京工学院（现东南大学）开始的。
（东南大学图书馆）
由于学的是建筑学专业，相对于学其他专业的同学来说，蹲图书馆的时间要多一些。尤其，图书馆里有很多国外杂志，日本的《新建筑》我从上大学一直看到现在。
东南大学建筑系图书馆里有一个镇馆之宝，就是国宝级图书《巴黎歌剧院》。
这本书连抗战时蒋介石撤离南京时，都没有忘记将它一起随身携带到了重庆，战后又运回了中央大学建筑系（东南大学建筑系的前身），我们少有的几个和图书馆里老师混得不错的人曾经有幸瞻仰过这本建筑学宏著的真容。
好朋友、《财经》杂志的笔杆子慈冰给我写道：
图书馆是一个没有围墙的学校。
清代改革家龚自珍说过：“若使鲁戈真在手，斜阳只乞照书城”。意思是说，如果真给我时间的话，我愿把这剩余的时间全部用来读书。
从小至今，我去过不同的图书馆，岁月不同，收获亦不同。记得中学乃至大学时，我一踏进图书馆的大门，马上就被一种无形的力量震撼住，除了读者翻书的声音外，这里鸦雀无声。
马克思说，越是读书，越是深刻地感觉到不满足，越是感到自己的知识贫乏。
阅读常常让我们置身于一种缺席的状态，一种精神上的别处，比周围的世界更加真实。阅读时我们忘记了投射在自己身上的或愉快或不以为然的目光，也逐渐忘却了身体的束缚。
尹珊珊博士是我见过的少有的阅读天才，我相信她小时候学到的扎实阅读技巧和养成的良好的阅读习惯将是她受用终生的财富。看看她记载的图书馆：
我还算比较喜欢图书馆，毕竟很多好听的故事都在图书馆发生。图书馆的书一般都比最新榜单慢几拍。我曾做了很多年的图书管理员，负责每天把同班同学借的书归还到图书馆去。就算这样一个小小的工作，我们学校也有自己的一个社交圈了，那就是“图书管理员圈”，毫无疑问都是比较有书卷气的，很享受在一起互相看看同学们最近都在看哪些书，安安静静地走过一排排书架。
一有了新书，我们这些人就义务盖章和做书标，还可以利用职权先借回去看。后来我混得很好，竟然到了有权力列书单让老师们去购买的地位，这个地位很超然，只有我一个学生有这个权力，不知道有没有后来者，反正是前无古人。我觉得很有使命感，我写的书名会被购买回来供大家借阅，那段时间我疯狂地跑书店，希望同学们会觉得：“哇，这段时间图书馆的新书水平很高哦！”
还有一点很重要的是，我特别喜欢一个常常去还书和查书的男孩，他平时不和我们在一栋楼里上课，只有每天还书的时间能够见到他，他就像一株光合作用的植物，在阳光与书本之间，散发着清香味。图书馆里那种陈年的书和崭新的书混杂的纸张气味，也算是沁人心脾。
从小到大，我的书卡总是全班利用率最高的那一个，甚至考上博士生之后，我第一个问学校的问题就是：我现在可以借多少本书了？老师被问到这样的问题，还错愕了一下。
法国作家古勒莫在《图书馆之恋》中写道，
“长久以来，我都乐于相信图书馆是一个理想之地，不会受到世间沧桑和偶然事件的影响，是一个安宁的避风港。我曾经半开玩笑地说，对我来说，这个图书馆就是天堂存在的证据”。
1918年，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经人介绍，他认识了北京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李大钊。他把毛泽东安排在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的工作。毛泽东利用在这里的工作机会，广泛阅读了大量的理论著作。在图书馆工作的半年里，毛泽东的哲学和理论水平飞速增长，受益终生。
（李大钊）
图书馆是温馨浪漫爱情的滋生地。回想起电影《情书》中一段非常动人的细节：少年藤井树总喜欢借阅许多罕有人看的书籍，在借书卡上乐此不疲地写上自己的名字——“藤井树”，木讷又可爱的少女藤井树觉得“那真是一种怪癖”，多年后博子寄给女藤井树信中有这样一席话：“我觉得，他在借书卡上所写的藤井树，是你的名字。”东方特有的含蓄爱情贯穿始终：写在借书卡上的名字是情书，借书卡背面的素描也是情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