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姚涵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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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50年，印刷术的应用使得我们现在熟悉的书籍形式开始形成，知识不再仅属于少数特权或受教育阶层。人们透过阅读理解自己、理解社会、理解世界。即便现在我们已经经历了电子信息技术革命，印刷时代的习惯依然主宰着我们思考和组织方式，例如电子书大多被设计为翻页式、我们会选择不同的字体表达不同的含义和态度。
从欧洲近代早期开始，书籍就融入了普通社会大众的生活，书籍史研究的切入角度可谓不胜枚举，本期外刊扫描虽然无法覆盖各种研究视角，亦无法完整描述书籍史研究的学术脉络，但是仍然希望读者可以透过本文一窥在18世纪的英国，书籍与现实世界如何互动，书籍如何参与到国家政治、公民生活以及国族建构中。
18世纪不列颠的阶级与书籍采购
Buying into Classes: The Practice of Book Selection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Eighteenth-Century Studies 33, No. 1 (1999): 43-64.
作者：Edward H. Jacobs
过去三十年来，“书籍的社会与文化史”在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1878-1956）、亨利-约翰·马丁（Henri-Jean Martin，1924-2007）、唐纳德·麦肯齐（Donald McKenzie，1950-今）以及罗伯特·丹顿（Robert Darnton，1939-今）等众多学者的研究下，在1991年成为了“高等教育的编年史”，并在学界大热。书籍史研究涉及广泛，就像罗伯特·丹顿所言：“它会引发跨学科的大爆发。”
在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下，吕西安·费夫尔和亨利-约翰·马丁在1958年合作发表了《即将来临的书籍：1450-1800年印刷术的冲击》（The Coming of the Books: The Impact of Printing 1450-1800）一书，使书籍史研究具有了“全面史”的形式，考察了书籍刚刚出现的300年间，书籍对人类的社会文化生活产生的影响。受到二人的启发，罗伯特·丹顿透过书籍史的研究方法分析了整体的社会交流演进的进程，他观察了不同的时间和空间下，不同系统、经济形式和体制与社会、文化和政治的互动。1969年，唐纳德·麦肯齐的著作《思想的印刷机》（Printers of the Mind）问世，他企图用“文本的社会学”（sociology of texts）方法来研究，即不仅分析书籍的物质形态，例如印刷和排版中对空白如何处置；而且研究文本在被生产、传播和消费过程中的人为因素和相互作用，以及各类组织机构在这个过程中扮演的复杂角色。罗杰·夏提叶（Roger Chartier，1945-今）的新书《书籍的秩序》（The Order of Books）也体现了类似的研究取向。
尽管书籍史试图分析印刷技术和文化如何进入人类社会生活，但是实际上，大部分的书籍史研究成果都侧重于书籍贸易如何与书写和阅读互动，例如罗杰·夏提叶曾经抱怨法国书籍史的研究传统过分专注于读者的社会学，以及北美洲的书籍史研究也忽视了书籍贸易中作者身份的建构。当然，作为整体研究的书籍史指出书籍通过阅读和写作显著地影响了文化生活是没错，只是这个结论太过普遍，并且忽视了印刷技术是如何依赖其他学科的实践，而这才是最能体现书籍史的跨学科特性之处。
如此看来，历史学家很少研究人们从购书目录和书店、书摊买书的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作为出版业中不可或缺的一环，选购图书的过程不仅体现阅读与书写、生产与市场流动的互动，而且体现出很多“非文学”的内容，例如如何管理财务和闲暇时光。研究18世纪的大不列颠公民如何选购图书可谓至关重要，过去的几十年中，学界强调这一时期的贸易发展特点是多重技术与经济市场分配的融合，因此人们透过全国性的购书目录来订购书籍成为可能，所以研究18世纪大不列颠的全国购书联络网中的行为是非常重要的。
18世纪的英国开始出现以营利为目的对书籍进行流通的图书馆（circulating library，为行文简便，下文简称“流通图书馆”）。虽然图书馆在现代社会具有公益性质，然而18世纪英国的图书馆往往与印刷商、出版商有着十分密切的利益共生关系。透过长期租赁图书给大众读者，借期从数月到一年不等，图书馆得以将大部头或极为昂贵的图书流通起来，为作者和出版商创造更多商业机会，大众读物的作者得以通过图书馆的运营提高收入。
这方面研究的空白主要是因为档案的缺失，记录顾客的行为以及流通图书馆的经营情况是相对困难的，然而不可推卸的是，研究空白的出现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先入为主的观念，即更加重视读者的社会学，而非档案的缺漏。现存的史料足够我们来重新描绘在18世纪的英国谁更有能力购买和租赁书籍，这实际上是一场“权力的践行”。本文作者希望利用图书贸易来描绘18世纪顾客选购图书的行为，揭示购书者如何接受、阅读和评价书籍，不单从他们阅读、写作方面来考察，也从他们在参与国家政治、对阶级进行的区分以及性别讨论方面考察。
过去的几十年中，历史学家与文学家以各自不同的方式描述了18世纪英国全国性报刊与其他形式周刊的出现如何影响了各类文学体裁与流派的变化。然而，相比之下却少有学者关注文学书写与18世纪图书贸易广告之间的关系，报纸的流通使英国公民更多地接受书籍，尤其是那些事关国家大事和重要新闻的书籍。
在整个18世纪，图书和报纸都在全国各地出版发行，出版权由伦敦出版业公会（Stationer’s Company，1557年伦敦的书商、印刷商、装订商和文具商等共同成立的公会）垄断，一般来说，伦敦出版业公会将图书的版权卖给伦敦的独立书商，但是安妮女王的版权限制特令和国外印刷公司的竞争不断威胁着伦敦出版业公会的地位。因此，伦敦书商借助地方刊物和周刊，例如《绅士杂志》（Gentleman’s Magazine，创刊于1731年，200年间不曾间断，直到1922年停刊，这是第一本使用Magazine一词命名的英文刊物） 形成了一套独立的关系网和广告系统，18世纪的大部分图书都借由这个系统发布广告，当然这些书也有一部分由地方书商生产和出版，但是大部分图书都是伦敦书商出版的。这个世纪中，地方刊物的绝大部分印刷和出版工作都依赖这个关系网和广告系统，从新闻到廉价的畅销故事书，再到帮相关商业组织完成一些零工。
地方报刊的社会政治新闻绝大部分是复制或摘要伦敦的报刊内容，为何会出现如此现象呢？学者总结称，地方报刊的收入来源主要是广告，而非新闻报道。18世纪20到30年代，罗伯特·沃波尔（Robert Walpole，1676-1745）与第一代布林布鲁克子爵亨利·圣约翰（Bolingbroke，Henry St. John Viscount， 1678-1751）政治博弈中，将自己旗下的报刊改造得更便于携带方便邮递，如《每日公报》（Daily Gazetteer）和《伦敦日报》（London Journal），很快地方刊物就开始依赖伦敦的新闻，甚至将自己的出版发行日期与伦敦刊物配合起来。
Robert Walpole
Viscount Bolingbroke
尽管描绘18世纪的报刊十分具有挑战性，刊物种类繁多，有全国性的、地方性的、新闻类的和广告类的，但是报纸与书籍贸易之间的关系却清晰可辨：18世纪的英国，尤其是上半叶，由伦敦出版的全国刊物和许多地方刊物成为了各类信息的载体，使不同的讯息飞往了整个不列颠。人们尤其重视刊物中的“政治新闻”和“今日图书”栏目，并认为图书广告是全国性的大事件，并以此作为购书选择的风向标。图书广告与其他栏目的排版配合也颇具匠心，以1736年2月21日的《每日公报》为例，本期刊物的最后一页是罗伯特·伊顿（Robert Eaton）医生止血香药膏的广告，并且列上了十五家代理商，其中有八家是地方书商和印刷商。一方面书商负责经销与送货，因为药膏声称“无论在海上还是岸边，无论是在家还是国外，任何天气都可以使用”；另一方面，广告中不断强调药膏得到了皇家认证以及众多资深医师的认可，则侧面提升了代理书商威信。
18世纪英国报刊的一个基本功能是收集资讯，包括政府新闻、杂货铺存货、贸易讯息等等，并且要以易于公民理解的方式组织内容。但报刊不是图书贸易的唯一途径，早在1677年，约瑟夫·莫克森（Joseph Moxon，1627-1691）的书《机械演示》（Mechanick Exercises）曾以连载订阅的方式销售，到1730年代才加入了书商出售的网络中。
Mechanick Exercises
伦敦的书籍得以在全国范围内销售、宣传基本上依赖独立书商和地方报刊的支持，虽然这个系统如此关键，我们却仍然不能忽视一个明确且关键的问题：当人们真的要完成购书这个动作时，他们仍然需要去某种意义上的书店查看、订购和付款。当人们需要买药品、报纸、帽子、邮票、信纸等等杂物时，也需要从书店购买，这时杂货和书籍的摆放方式就非常具有策略性了。18世纪的兴起的流通图书馆可以恰当地体现18世纪的英国图书是如何展现给顾客的，首先，相比书店，流通图书馆从实用考虑会更加完整地保存广告的原貌；第二，总体来说，流通图书馆吸引了更多的人读书，尤其在18世纪中叶后，读书人口激增，图书馆的租赁模式也使流通图书馆走向了更多地区；第三，更重要的是，流通图书馆的书目单不仅告诉我们都有什么书，而且告诉我们当时的书如何被展出；第四，尽管18世纪下半叶后，流通图书馆基本取代了独立书商，但是其展示方式和策略却和书店经营几乎相同。
然而，过去的研究专注于竞拍书目单与贸易书目单，却忽视了出版商与书商的定价书目单，而这种书目单是最以大众口味为导向的。定价书目单一般按书的体裁或流派分类，并且以字母顺序排列关键词的方式罗列书目，这些关键词往往取自标题，而非作者姓名。为寻找更多投资者协助书籍出版，部分流通图书馆的老板会组织竞拍，竞拍书目单即在此场合使用，竞拍书目单首先以书的制式分类（单开本、四开本、八开到十二开），然后按照体裁或流派，以1749年的詹姆斯·汤姆森（James Thomson）竞拍为例，第二天的竞拍相当一部分是剧作、小说、游记和书信，第三天的拍卖则以学术书刊和外文学习书籍为主。贸易书目单以投资者的书目股份权重以及收益情况排序，让投资者清楚看到哪些书在盈利，哪些书亟需更多人投钱。
对流通图书馆而言，流派、体裁和关键字的排序方式最受欢迎，因为这会引导顾客在找一本书的同时找到许多类似的书籍，增加他们购书或借书的数量。例如，威廉·贝斯欧（William Bathoe，?-1768）的流通图书馆中，八开本的爱情小说中，从2149号到2161号都以“爱”或“情人”为标题开头。在流通图书馆内部摆设上，一般不会采用从左到右分别是单开本、四开本、八开到十二开的方式，而是从上到下分别是单开本、四开本、八开到十二开，在水平方向排开使顾客在找书时，可以像读书翻书一样的方式来找书。
流通图书馆的内部
流通图书馆的排列方式使得某些标题、体裁和内容的图书会吸引某些固定的阶级和群体，不同的流通图书馆的投资者的选书品味也会与顾客的阶级形成某种固定联系，因此人们形成一种普遍焦虑，即渴望他们的购书品味高于自己的阶级。针对这种焦虑，很多书商尤其是流通图书馆的老板会打广告称自己也为投资人敞开大门，希望他们可以多多光临，以此来缓解部分人害怕因选书品味而暴露阶级的心理。
历史与18世纪的英国小说
History and the Novel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Huntington Library Quarterly 68, No. 1-2 (2005): 397-413.
作者：Karen O’Brien
本篇意在检视历史与小说的相互作用，并观察18世纪英国的历史自觉（historical consciousness）的发展，历史自觉或称历史意识是指人们认识到当下时代是历史演进的一个阶段。这一时期的历史书写和小说都在引导人们形成历史自觉，让读者明确自己在这个时代和制度中的社会身份与位置，并得以解读历史经验。在小说的发展过程中曾有过两个转变，其一为小说试图与历史书写划清界线，其二为小说试图靠拢经验主义式的书写方法，这两种转变都是高度自觉的特征，我们可以看到18世纪的很多小说和浪漫故事都发生了类似的转变，最开始小说以寓言（allegory）、浪漫故事（romance）和艳情史（scandal chronicle）的方式参与公众生活，接着小说在形式上开始游离，接着重新定位，最后将自己与公众的历史经验结合在一起。本文则希望可以重新处理小说与历史之间关系这一老生常谈的问题，重新审视小说如何透过“再历史化”（re-historicization）而重新兴盛。
近年来，学者普遍认同历史和小说的创作书写在相互作用和借鉴，二者之间似乎有着很明显的联系且无可争议。可以确定的是，历史和小说书写在18世纪有着类似的发展：首先，二者放弃离奇叙事和神话传说，而趋于较为严格的叙事风格；其次，二者不认为叙事者应当承担评估文献来源的角色，而趋于模式化的写作范式并且凸显叙事者的专业性；最重要的是，二者的书写都以主题式来组织内容，问题核心普遍指向了传统、礼仪和社会习俗等。例如《《弃儿汤姆·琼斯的历史》（The History of Tom Jones: a Founding，1749）和《克拉丽莎》（Clarissa: the History of a Young Lady, 1748）两部作品都明显有一个关键主题。
很多人认为历史和小说之间界限模糊，他们是将历史书写视为固定的模式，并将其作为考察小说书写变化的参考系。18世纪的历史书写没有透过研究古物、自称权威或一成不变的书写模式将自己与其他类型的书写区分开。18世纪的小说和历史的关系比较特殊，小说自觉地成为了历史书写的补充，不像叙事诗、讽刺文学和浪漫故事试图承担历史书写的责任，最终被历史书写同化。小说将自己视为传统历史书写的补充，独立于主流历史书写之外。小说专注于对历史中的个体进行精巧的心理分析，增加历史书写的纵深，最终在历史学者开始有意识地放弃散漫的叙事方式后，历史与小说达到了一种契合的互补关系。
一般来说，学者认为是17世纪末是现代小说的形成之时，而历史书写也在此时开始形成固定且清晰的书写模式。英国的历史书写常年处在经验主义为导向的哲学环境中，这要求写作前需要有基本研究功课，而17末兴盛起来的古物研究更助长了这种方式，早期的小说家不断地宣称在靠拢历史事实也是因为这样的经验主义大环境。在17世纪下半叶后的英国，小说家开始处理和扩展很多理论上是历史学界提出的问题：文献出处、文字指称、书写者的身份或是写作价值。很多小说家，例如丹尼尔·笛福（Daniel Defoe，1660-1731）、亨利·菲尔丁（Henry Fielding，1707-1754）、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1721-1771）和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728-1774）都放弃了他们作为翻译家或历史书写者的身份，转而在小说书写中探索上述问题。
相反的，历史学者愈发地开始回避他们的身份，越来越少的历史学者采用原有的经典叙事方式：第一人称亲历者记录的经历和经验。如果历史学没有在这一时期成功走向专业化，那么很可能现在的历史书写就是一些风流韵事加上一些个人经验的组合了。总体来说，从17世纪开始，历史书写已经公开地对过于个人化和主观化的叙事风格表示忽视且贬低，例如吉尔伯特·伯内特(Gilbert Burnet, 1643-1715)的著作《我的时代的历史》（History of My Own Time）作为一部回忆王政复辟的记录，虽然颇受欢迎，但是因为他的第一人称叙事方式而始终被历史学者质疑。
从基本原则上说，历史书写开始诉求跳脱历史亲历者的视角进行书写，虽然历史本身应当就是这些亲历者的总和，但是历史学者们开始追求“公正性”，即力图公正地评价君主和贵族的作为，读者们也对此高度推崇，例如保罗·拉宾（Paul Rapin de Thoyras，1661-1725）所写的《英格兰史》（History of England），拉宾作为法国人的身份使英国人一度颇为信任他。
保罗·拉宾
保罗·拉宾书插图
但是很快地人们开始意识到了“公正性”的局限，历史应当远比宫廷的政治斗争宽阔。在英国，历史书写开始越发参与到公民政治进程中，包括法律制度、政治和宗教认同、社会风俗等等组成公民的公共生活的重要框架，18世纪下半叶时英国社会涌现了一批以书写法制史和政治观念而闻名的作者，如大卫·休谟（David Hume，1711-1776）、威廉·罗伯逊（William Robertson，1721-1793）、凯瑟琳·麦考利（Catharine Macaulay，1731-1791）以及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1737-1794）。
小说很大程度上接受历史书写与公民生活的结合，但是浪漫故事想要书写的个人生活的细节却是历史书写忽视和贬低的。但是二者之间依然有共通之处，历史与小说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严肃且纠结的问题：书写的影响力。18世纪的学者常常认为没有一部历史作品可以塑造国族认同，于是历史学家们试图借用小说的书写策略来让读者在情感上与大时代产生共鸣，塑造国家的认同。历史学者和小说家都开始利用各类修辞和情感因素来感动读者，使他们达到某种认同，并以此来维护国家的价值。
虽然历史学者关于礼仪、习俗的论述为读者提供了理解社会生活、公民生活和性别关系的角度，但是历史常常将个人的经历视为一个更大的群体的一部分，因而丧失了人情味；小说却能够弥补这一点。从某种程度上说，18世纪的小说书写更像是某种“微观史”，从个人的历史经验与情绪折射出更加宽阔的世界，这与20世纪的年鉴学派和新文化史的研究取向不谋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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