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美这对塑料盟友，其关系印证了一句话：
没事为朋友两肋插刀，有事就插朋友两刀。
欧洲的危机就是美国的机会。
欧洲不内斗，美国就不会发展得那么快那么好。
如果美国不趁欧洲内乱大肆吸血，那么自己迟早也会步入后尘。
如果欧洲不乱，那就创造一个机会让他乱。
这不仅是现实，也是百年前真实历史的写照。
1933年1月30日，拒绝出任副总理的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
这时德国还只是一个联合政府，纳粹只掌握了11个内阁席位中的3个。2月27日，国会纵火案爆发，纳粹将其栽赃给德国共产党，后者被取缔为非法组织。紧接着社民党绝大多数报刊被关闭，失去了宣传能力。纳粹成为国会第一大党，实质掌握了德国政权。
4月7日，纳粹德国颁布了《恢复职业公务员职务法案》，要求公务员必须由雅利安人担任；当年4月11日纳粹颁布的其他一系列法令，将“非雅利安人”定义为：“任何有非雅利安人的父母或祖父母，特别是那些有犹太父母或祖父母的人。”从此扣响了驱逐犹太学者的发令枪。
第一场决定性的解聘潮发生于1933—1934年冬季学期。
在文化清洗运动来临之前，德国大学的各类正教授与额外教授总计为4482人。此后
一年之内总共解聘了1145名大学教师，占这一时期整个教师队伍7116人中的16.09%，其中教授
781名，占教授总人数的17.4%以上。
第二场解聘潮发生于1935年9月15日《纽伦堡法》颁布后的一年中。到1936年9月,又至少有494名科学家遭到解聘,这些人是因1933年4月法律的例外条款而暂时保留在大专院校中的“非雅利安学者”,以至于从1933年4月至1936年9月,德国大学中被解聘的科学家总数达到了1639人,解聘率上升到当时所有师资力量的33%以上。
第三场解聘潮发生于1937年1月26日颁布《德意志公职人员法》之后。到1938年初，遭到驱逐的科学家已高达1800人，至此,德意志高校教师队伍的损失达到了39%。1938年3月，德国吞并了奥地利后，同样的厄运也立即降临到400多名有犹太血统或有犹太配偶的奥地利科学家头上。到1939年，整个纳粹德国大学教师岗位中的45%，已被纳粹党内不学无术的党棍们占领。
1934年，新上任的纳粹德国教育部长问大卫·希尔伯特：“在完全摆脱了犹太人的影响后，哥廷根的数学发展得怎么样了？”希尔伯特回答说：“哥廷根的数学？部长，它已经不存在了！”
犹太裔科学家在德国已经无处容身，但是当时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并不会想到前往遥远的学术洼地——美国。
在1933 年以前 , 德国是世界科学文化的中心 , 这种 “八方来朝” 的局面, 使绝大多数流亡科学家以前从未想到过要移居海外，也几乎没有、或是根本没有研究过美国。他们既不熟悉美国的日常习俗 , 也不熟悉它的大学体系 , 甚至他们当中只有极少的人能够说英语。
在大多数德国科学家眼中，对于美国的实用主义、功利主义、没有进一步精神需求的物质文化的统治地位持怀疑态度，认为美国是学术的荒漠，精神的下水道。
在希特勒政权的最初年代里，人们关于这个政权大概能维持多长时间的推测,彼此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区别。不少人甚至相信，纳粹如同旋风一般的崛起，也会如同旋风一般垮塌，“纳粹统治只是一个暂时性的幽灵，在不远的将来，一场从流亡中的返回是有可能的”。
因此，“尽管许多人很快认识到流亡的定局，但他们从感情上并不想与德国分离，只是希望能在一个与家乡邻近的国家里，等待流亡生活的结束”。他们也并不将自己理解为需要长期离开德国的流亡者(emigranten)，而是将自己理解为有返回希望的流放者(exilanten)。
如果选择流亡美国，仅有一种临时性的权宜之计是不够的,因为遥远的美国被他们理解为“不可返回的地点(point of no return)”。
随着形势不断恶化，越来越多人开始认识到，纳粹政权不仅不太可能短期内倒台，反而有可能威胁到整个欧洲。
在面临危局的时刻 , 更年轻的科学家往往能更快地学习和掌握外语，而年龄更大的人则 “不相信自己还有完全从头开始在一个陌生的国家里使用一种陌生语言的能力”。从美国的角度来说，吸纳科学家是让你来干活不是给你养老的，而科学家基本上也是个青春饭的行当，大部分成果都是20-40岁之间的年轻人做出的，因此，年龄状况对于流亡科学家的流亡道路扮演着重要角色。几乎所有流亡科学家的口头陈述和文字证词都证明了这一点:“在移入美国时 , 凡年龄超过 40 岁的讲师 , 与他们更年轻的同行相比, 总会遇到更大的困难。”
数学家费利克斯·豪斯多夫（Felix Hausdorff），在波恩大学工作了40年，于1935年第一波解聘潮来临时被迫退休。不过，他在退休后并未选择离开德国，而是继续从事数学研究工作，只不过不领工资而已。在此期间，他发表了七篇有关拓扑学和描述集合论的论文，还修订了自己早年的著作。由于年龄大了，他知道自己几乎没有移民的机会。1942年，当纳粹政权明确要将他送进集中营时，豪斯多夫与妻子和妹妹一起自杀了。
对于那些认真考虑流亡的科学家群体来说，美国是他们当时几乎唯一的选择。
当时的
法国和其他欧洲大陆国家的高校 , 由于其社会等级上的封闭性, 民族上的非灵活性 ,几乎完全退出了高校长期岗位提供者的行列。
而且从欧洲大陆沦陷的最后结果看来，这些国家只是充当了流亡科学家最初的临时避难所和继续流亡的过境国。
距离欧洲大陆最近的英国，虽然是名义上的世界霸主，但是由于其人口总量所限，以及高等教育水平远远落后于作为“日不落帝国”应有的水平，
英国的大学根本没有足够的岗位来吸纳这些流亡科学家。
1938—1939年,英国总计只有五万名大学生，大学教师岗位总计不到四千人。
英国大学的“精英教育理念”，也明显地将它与德国的大学区别开来。这种理念是从英国上层社会的精英中“培养国家领导者”，而德国大学受洪堡教育思想的影响，更讲究有教无类，将科学研究放在教师义务的第一位。因为教育理念的不同，英国的学制明显比德国要短，而且英国大学生主体是
本科生，研究生的招生规模相对于德国小得多。在英国，直到1918年才引入博士考试和博士头衔。1930年代初，英国只有2100名研究生在攻读博士学位，而德国大学教授最主要的讨论课(seminar)教学法，是专门为培养研究型人才设计的，德国教授去了英国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
相较而言，美国的情况就要好得多。不仅高校数量够多，能提供足够的坑位，而且美国高校的体制跟德国也较为接近。正如第三次工业革命（信息技术革命），美国是策源地中国是主要受益国，第二次工业革命德国是策源地，而美国是主要受益国。作为学术洼地，自然是要向学术高地看齐，美国高校学习德国高等教育体制要比他们的欧洲同行积极得多，不仅长期向德国送出大量留学生，而且仿照德国大学积极进行改革。
1862年赠地法案出台后，模仿德国的技术大学，美国各地建立了一批职业技术学院，其中最为著名的当属麻省理工学院MIT。创立于1891年的斯坦福和加州理工，最初也是类似的职业技术学院。创立于1876年的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是第一家完全仿照德国综合大学体制建立的美国大学。考虑到1871年德国才正式统一，这个速度可谓迅雷不及掩耳。
更加老牌的大学比如哈佛大学，原本是类似英国体制，但他们可不像牛津剑桥那样有什么偶像包袱，迅速模仿德国建立规模庞大的研究生院。
高校培养的人才推动了美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反过来又推动美国高校的快速扩张。1900年，美国总人口为7599.4万，只有237592名大学生，总共占18-22岁年轻人中的4.01%。而到50年后的1949—1950年,美国总人口翻了不到一倍达到15069.7万，而大学生的数量则增长十倍上升到2659024名，占年轻人综总数的19.27%。研究生的数量以更快的速度增长，它由1890年的2382人增长到1950年的237208人，即增长了大约100倍。与大学生数量增长相应，到1930年，美国已拥有246所各类正规高校，总计为27000名授课者组成的教师队伍，其中12000名是教授，这个数量是同期德国的三倍。
但问题在于，纳粹上台以及排外浪潮的根源在于经济大萧条，而美国当时也深陷大萧条的漩涡当中。美国大学的财政大多依靠企业家提供的私人基金会的支持，大萧条显然会严重影响其经济状况。1930—1933 年间， 在 27000 名美国大学教师中 , 已经解聘了2000 多名，几乎占全部大学教师的10%，剩下的也在拼命保住自己的饭碗。
在这种艰难局势之下，居然还有一批外国佬跑过来跟自己抢工作？很显然，美国本土大学教师会将其视作对自己饭碗的严重威胁，排外情绪自然也会高涨。
从1920年代末开始，美国高校实行严格的外聘限额制，限制聘请外籍教师的数量。1933 年德国爆发排犹浪潮之后，美国高校中具有日耳曼血统的科学家牵头，尤其是那些包括斯坦福在内的美国中西部大学中的日耳曼语言文学家，组成了一个声势不小的反对接受犹太科学家的院外活动集团。直到 1935 年 3月 , 他们仍然将遭到纳粹政权驱逐的德国高校教师斥为 “社会主义的第五纵队” 和 “国际谅解的捣乱者”。
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 · A ·熊彼特 (Joseph A .Schumpeter)，在1932年受聘于哈佛大学后， 曾想到要建立一个临时性的援助组织, 以便能为那些受到危及的德国同行做出安排 , 但由于考虑到哈佛大学里反犹情绪 , 他也只能表示 “尽可能少地要犹太人” 。詹姆斯·弗兰克(James Franck)，作为1925年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就因为他是一个犹太人，居然会被霍布金斯大学的校长、日耳曼语言学家艾塞阿·鲍曼(Isaiah Bowmann)强令逐出校园。流亡美国的德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茨·诺伊曼甚至发出这样的感慨，“德国的反犹太主义比美国还少些。”
排外思潮，本质上出于资源匮乏情况下动物的护食本能，自己饭都快吃不上了，谁还会有心情接纳外人来分食？思想更加自由开放，物质生活更有保障的美国高校尚且如此，整个美国社会，失去工作穷困潦倒快要饿死的人不计其数，排外情绪只会更为汹涌。
图中小孩子的失业父亲，在家中看到家徒四壁妻儿衣食无着的惨状，如果得知是不仅廉价的外国移民抢了他的工作，而且正是可恶的犹太佬作为第五纵队破坏，才让自己从幸福的天堂跌落深渊，怎么不会视这帮可恶的外国犹太佬如洪水猛兽，甚至萌发将其扔进密西西比河的强烈念头？
民意测验一再表明，三分之二的美国公民都反对松动1924年《移民法》 中有关移民限额制的规定；来自民主党内部保守的南方州派别的强大压力，美国总统只有很小的行动余地。
和今天欧洲对待中东难民的态度一样，当时欧洲各国都对大规模接受德国难民表现出拒绝态度, 罗斯福总统也越来越担心 , “如果美国对移民限额制进行松动 , 必然导致中欧难民更强烈地涌入美国, 也会鼓励纳粹德国采取更强硬的手段来反对犹太人和政治上的持不同政见者, 甚至会刺激其他国家采取类似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