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被人称作“价值五个诺奖的头脑”、“古典自由主义第一把交椅”、“奥地利经济学派院长”、影响思想家的思想家——他就是路德维希·冯·米塞斯。
相比荣誉等身的哈耶克，米塞斯一生默默无闻、穷困潦倒，他没能见证自由市场的胜利，没有亲眼看到苏联乌托邦的覆灭。然而早在1920年，他就准确的预言了这一切。半个世纪以来的无数现实，更加证明了他的勇气和价值。
米塞斯生于一个犹太富户，祖上是奥匈帝国贵族。19岁考入维也纳大学，与巴维克、维塞尔、马克斯·韦伯等大师建立了友谊。
他一度被国家主义所吸引，但是在读到“边际革命三杰”之一、奥地利学派创始人门格尔的著作后，他迅速转向了自由市场，并在25岁获博士学位。
从一战前线回校后，米塞斯敏锐地发现，全欧洲都对新生的苏联趋之若鹜。于是在1920年，他发表一篇石破天惊的论文，对计划经济发出了人类史上第一份严谨的科学质疑。
米塞斯以事实和逻辑证明：任何强大的单一组织，都无法完成经济计算；计划体制和国家干预的结果必然是混乱、奴役和衰败。
这篇论文连同后续的论证，就是后来的世纪名著《社会主义》。
马克斯·韦伯读完本书，称赞说“这是该领域最完美的论述。”哈耶克早年也曾迷恋乌托邦主义，但读完这本书后，毅然投入米塞斯门下，并接续其思想，建立了“知识分工”理论。
1929年，米塞斯预言的大萧条全面爆发。但是大批的知识精英，竟然将苏联、纳粹体制当作救世良方。只有米塞斯一人保持了思想和行动的冷静。他担任奥地利总理经济顾问期间，以一己之力阻止了计划经济导致的饥荒，却因此遭受好友背叛。加之他对主流经济学界直言不讳的尖锐批评，自此成为全民公敌，一生颠沛流离。
1934年米塞斯离开祖国，先流亡瑞士，又逃亡美国。到了美国，米塞斯却被所有知名大学拒绝，一度蜗居在贫民窟。1945年，他在纽约大学任访问教授，但直到1969年退休，校方都没有为他支付薪水。直到逝世前，他都是靠私人资助维持生计。
然而，当时的国家干预主义大行其道。米塞斯的论敌们先是在欧洲制造了大萧条、为苏联唱赞歌，随后到了美国又成为罗斯福及其继任者的座上宾，可谓风光无两。
1947年，米塞斯与哈耶克发起朝圣山学社。在乌托邦极权、凯恩斯主义交替横行的时代，从这个学社里走出了里根、科斯、布坎南、罗斯巴德等重量级人物。
安·兰德、弗里德曼、马赫卢普等自由派思想家，也都曾是朝圣山学社的支持者。
但是在米塞斯眼中，这些人的分析能力统统不合格。弗里德曼回忆，在第一次会议上，因为与会学者主张“以累进税率促进公平分配”，米塞斯就当面直斥：“你们统统都是乌托邦分子！”
《米塞斯回忆录》是他至死都不愿发表的自传，该书是对他自己思想源起的回顾，也是他对祖国滑向计划经济时，最激烈的呐喊与控诉。好友与他反目成仇，
他的反思却不是“我不该如此好斗”，而是“我的妥协委屈了真理”。
终其一生，米塞斯承受着“异端”“疯子”“刻板”的指责，却仍然坚持反对派的立场——自由就是他的信仰，思想就是他的武器，他是最后的自由骑士。
一个世纪以来，正是米塞斯所缔造的市场观念，使自由市场不至于彻底沦丧，使热爱自由的人们不至于孤独，并保有对光明的向往。哈耶克、科斯等思想家已经跻身先知的殿堂，但是最伟大、最丰富、最犀利的米塞斯，却时常沦为背景介绍。
米塞斯一生的遭遇令人掩卷叹息，却似乎是一种必然：先知是孤独的，但他们与时代的疏离，与其说是他们的不幸，不如说是人类的悲哀。
在市场前景晦暗不明的今天，重读米塞斯不仅是为了理解他的理论和先见，更应该接续他“为真理而孤独”“为人类同胞而思考”的事业。
米塞斯说，“只要人们具备了接受真理的禀赋，真理就会凭着自己的力量获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