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20年前，我们的媒体变得更差了吗

《南方周末》2018年新年贺词《把孤岛连成大陆》刊登出来时，难免让人怀念起那篇《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怀念，是因为这份丽的词藻堆砌的2018年献词中 人们再也找不到感动的理由了。

整整20年了，从“让悲观者前行”到现在，对于媒体从业者，我们想问的一个根本的问题是，媒体环境是变得更好了还是更差了？

这20年里，在传统媒体死去的时候，一批有力量的新媒体成长起来，背景更精英的年轻人加入到记者这个群体，从业者的收入渠道更为多元——从这个角度看，时代的确对媒体更为友好了。

但如果想起《南方周末》当年感动人的原因—— 用调查报道为一群小人物伸张公平正义，而如今，鲜有媒体有调查报道这个“产品”。

从这个角度看，又是一个媒体已死的时代，尽管它还在指导诸位吃喝玩乐行，但媒体已死。

黄金时代

1998年，《南方周末》的新年献词是《让无力者有力 让悲观者前行》。

那一年，中国新闻界的关键词是“铲除‘昆明恶霸’孙小果”、“中国电信不合理收费”、“朔州假酒荼毒生灵的惨祸”以及“特大洪水”。

“告别一九九八，回访我们报道过的新闻，作恶多端的孙小果终于被一审判处死刑，身心俱疲的改革者董阳终于在他乡找到知音，而中国电信也终于开始降低消费者们抱怨已久的不合理收费……这就是世道人心。

是的，希望从来也不抛弃弱者。希望就是我们自己。”

——江艺平主编在那一年的《南方周末》献词里这样写道。

图：江艺平曾任《南方周末》主编

作为一个从业者，从我入行第一天起，我的老师教导我要学会 “带着镣铐跳舞”，这是对于个人记者而言 ；而对于江老师这样的主编而言，他们面临的难题是如何领导一群记者在完成他们新闻使命的同时又能让机构立足于这个国家，存活下来。

不必多言的是，在这种使命趋势下，无论是机构还是主编都是充满焦虑和斡旋的——如何让一篇篇揭露性报道还原事实，又如何让这些事实通过他们的媒体公之于众，从来不是简单的事情。

当年，1998年，《南方周末》以《昆明在呼喊：铲除恶霸》这一篇调查报道，捅开了昆明司法界的黑幕：一个叫孙小果的昆明黑社会老大在当地犯下轮奸案，他的父亲在军界位高权重，联合当地检察院一系列负责人，给孙修改了年龄，以未成年为由，孙只获刑三年，而就在获刑后，孙依然开着军车和警车到处为非作歹。

这样的背景下，《南方周末》进行了系列报道，捅开所有内幕 ，昆明市检察院一系列负责人锒铛入狱，孙被判处了死刑。

在1998年5月南周新闻部内部刊物《马后炮》上，作者余刘文描述他当时面临的荒谬：“我被告知，孙小果的同伙尚有七八十人漏网，不知所踪。我当夜没法入眠，满脑子是孙小果那帮漏网‘兄弟’，他们隐匿何处？也许就在身边。昆明的同学说昆明流传着这样的说法：‘白天小平管，夜晚小果管’。就这样到了12点，突然电话铃声大作，简直要命，这个电话接不接？也许对方就在楼下。我最后还是麻着胆子把话筒摘起来，甚至连台词也想好了，只要对方威胁，我就说‘你们这下真正把新闻做大了’。’”

这样一群记者在辛苦付出一整年之后，主编在年终奉上诗意的献词，自然让人感动—— 读者们懂得诗意背后的种种不易。

《南方周末》的辉煌并未能持续多久。2000年1月，江艺平被强行调离；到了2001年，《南方周末》继续面临一系列大变动，代理总编钱钢调离，副主编陈明洋撤职，此后，陈菊红、杨海鹏、甄茜、方三文、李玉霄、周浩等知名记者先后离开。

黄金一代的记者们从《南方周末》风流云散。

但新闻人的监督报道梦想并没有因此泯灭，与《南方周末》同一时代诞生的还有《南方都市报》——1997年成立， 着眼于具有争议性的社会话题 ，到了2003年，一篇关注收容所制度的《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将这份媒体的影响力推到顶峰，这则记录了湖北青年在收容所中意外身亡的报道直接推动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在当年被撤销。

在一部分新闻人的流离失所中，还有人尝试升级他们的新闻实践—— 他们研究商业生活，并且朝美国新闻业看去， 希望用别人的新闻理念规范自己 ，办中国的《纽约时报》，以往《南方周末》的理想主义有了精英化的色彩。

在好奇心日报今年1月一篇名为《16年间，大报梦想的诞生与消逝》的特写中，对身处其中的这群精英报人有过这样的描写。

其中一个人叫沈灏，他21岁进入《南方周末》工作、后担任该报新闻部主任，27 岁担任《城市画报》社执行副主编，28 岁的时候与同事们一起创办了《21 世纪经济报道》。

图：21世纪报系总编沈灏

1929年，美国爆发经济危机，已经创办了《时代》周刊的美国人亨利·卢斯又筹办了《财富》杂志，他向世人揭示商业在社会生活中的核心角色，在沈灏创办《21 世纪经济报道》的2000年， 南方的民营企业已经萌芽，商业是中国社会生活的重要一个部分 。

好奇心日报在那篇报道中描写到，沈颢时常把《纽约时报》挂在嘴边，一个报道上海本地新闻的版面，沈灏给取名叫“大都会新闻”，“他当时拿了一份《纽约时报》，‘Metro’嘛，直译过来，就是‘大都会’。”

差不多同时，瞄着《纽约时报》的还有另外一群人，他们最初想直接取名《北京时报》。Slogan 与《纽约时报》神似， “负责报道一切”，最终这份报纸定名为《新京报》。

这是一份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和光明日报报业集团的正式合作办的报纸，200多位核心办报人员正是来自《南方都市报》。

报人程益中描述《新京报》为“栽下的是参天大树，不是一脚就可以踩死的小苗”，在发刊词中，他说，“经过几代报人的努力，《新京报》必将成为21世纪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报纸，21世纪中国最有责任感的报纸， 一张与大国地位相称的报纸，一张承载着中国报人希望与梦想的报纸。 ”

无论从哪个角度而言，彼时都是黄金时代，一个报业人做着宏大梦想时代，而对于后人而言，更多的从业者可能是敬畏那个时代——不会有那么多人希望身处其中，落得锒铛入狱。

转型

麦克卢汉说“媒介即信息”，这个晦涩的理论折磨过许多新闻传播学生，但在写这篇文章时，我对这个理论忽然有了这样一层理解——从中国这20年传统媒体的死亡和新媒体的诞生来看，这些媒体本身就携带了这个时代最重要的信息， 互联网的诞生，新技术的入侵。

好奇心日报写到，2005 年左右，新浪网总编辑陈彤在一次媒体人聚会的场合里感慨，单个纸媒的投入其实都远远比不上新浪在新闻上的投入。那个时候以新浪为代表的门户正是这些纸媒们既爱又恨的对象， 很多报纸都会把是否进入“新浪首页”作为成功与否的标志和考核标准 ，但这些知识分子又清楚，他们的势力在被新浪盘剥。

我们想描写这个传统媒体生死时间轴的两端，不费过多笔墨描写其中十多年的鼎盛和衰退。

将时钟拨到2009年，这是对于新闻行业发出最致命的一击的年份，新浪上线“微博”，那是一个人人为媒体的时代，记者的专业生产力遭到瓦解，同时， 读者们也逐渐接受那种碎片化的信息消费方式。

新媒体在当时成了媒体人口里一个模糊的词，什么是新媒体，怎么做新媒体？没有人有答案。

传统媒体不是没有考虑向新媒体转型，但实践证明，传统媒体对互联网免费阅读的方式蒙着眼睛抵制，对于新媒体一只脚迈入的姿态，注定他们不可能成功。

《新京报》2009年推出名为“即时新闻”的互联网产品，逻辑并不复杂，记者将所撰写的新闻第一时间录入素材库，编辑实时选稿并刊登在网站上。好奇心日报采访当年的记者说，“没有什么人愿意参与这一项目，它被视为一个负担，新项目最后只好用抓阄的模式来决定谁是编辑”。

与此同时，南方系的《南方都市报》也在向新媒体靠近，但核心问题是， 这种内部的衍生出来的新媒体项目和传统媒体的商业模式是矛盾的 ，一名当年《南方都市报》的新媒体人向我们描述了当年的尴尬境地——新媒体的主办人是报纸出来的人，他们担心这些新媒体会影响报纸销量。

但自己不做会有别人做，影响更深远的、改变中国新闻业格局的产品随后诞生——2012年3月，今日头条出现，微信平台也在这一年出现。

从今日来看，你可以把今日头条的诞生看作是掠夺式的，它掠夺了所有传统新闻机构的平台地位，大多数机构沦为今日头条的内容生产商。 对于传统媒体而言，这自然是悲剧式的。 如果以互联网思维来看，任何一个厂商都在尽自己最大努力靠近消费者，而今日头条的诞生让原本和读者直接接触的传统媒体中间有了它们这个中介，传统媒体被硬生生逼退了一步。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是政府力量之外的市场资本力量介入了这个行业，是好事。

让人欣喜的是，传统媒体内部也在革命。

不得不提到上海报业集团的诞生，2013年10月28日，原有的解放日报报业集团与文汇新民联合报业集团整合重组，挂牌成立上海报业集团，到了2014 年 7 月，旗下《东方早报》迎来了声势浩大的新媒体项目澎湃新闻。总编辑邱兵还在当时写下创刊辞《我心澎湃如昨》。

这是迄今为止传统媒体最成功的转型项目。 公开信息显示澎湃新闻在初创时拿到来自政府及财团的“3 至 4 亿元投资”，2017年年初，它又宣布引进6.1亿元投资，全部来自上海当地的国有资本。上海报业集团自己主导的这一项目，代表的是传统媒体的自我革新的使命感。

邱兵原本是这个集团下面《东方早报》的掌门人，《东方早报》同样是传统媒体的一颗明珠，2008年对于三聚氰胺奶粉问题的报道，揭开了全国媒体对这个事件报道的序幕。

无论从何种角度来看，《东方早报》又充满了知识分子气质和精英式敏感——2008年，它创办子刊物，《上海书评》执行主编张明扬的记忆里。好奇心日报在那篇报道中写到，《上海书评》历来没有背负什么广告压力，他们当时讨论最多的，是如何做一份读书刊物，“让别人觉得《东方早报》是个很美的报纸，最起码很有文化格调的报纸。”

有句话时常伴随这份特刊，“纽约有 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伦敦有 London Review of Books，上海怎能没有 Shanghai Review of Books？”这句话如今出现在《上海书评》的主页上，张明扬说，它“算是个非官方Slogan”。

到2013年年底的时候，邱兵对于新媒体的态度还非常犹豫。《第一财经周刊》在那一年年底采访了邱兵，记者写到，邱兵不愿意多谈新媒体项目的进展，包括商业模式—他目前能想到的也只有卖广告。“现在整个社会的心态都很糟糕，其实要谈转型谈何容易啊！移动是现在最热门的，互联网媒体也都在移动里做文章，但移动要产生利润，跟报纸差不多吧，都是凤毛麟角。”

当时邱兵做新媒体的逻辑是，打算把碎片化的信息从《东方早报》上撤去，放到新媒体上，在《东方早报》上做深度报道。

在2013年10月9日出版的《东方早报》头版上，邱兵用了1/4的版面放上了下一年的报纸征订广告—“纸媒未死，我们邀你读到地老天荒”。这是邱兵自己写的广告词，那段时间他正在做新媒体项目的策划方案。

图：《东方早报》2014年征订广告

做深度报道到“地老天荒”，始终是传统媒体人的一个美梦。

但新技术带来的新商业模式，真正瓦解了传统媒体。 微信公众号逐渐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媒体形态——传统有采编能力的记者如果转移至这个平台，能够获得以往在机构媒体中十倍甚至超十倍的收入。

一批传统媒体的主力记者开始离开机构，经营微信公号，他们集采编经营于一体，摒弃了新闻专业主义对于采编和经营分开的基本要求，考虑得更多的是微信号的风格化，如何在无数公号中脱颖而出。

此外，阿里旗下的UC和今日头条这样平台，都在以亿计投入扶持自媒体作者，对于个人而言，这是一个好时代。

与此同时，还是有一群有影响力的媒体发展了起来。比如腾讯，这种本身拥有强大财富的互联网公司，在自己的内容制作上投入了较大的财力和人力，他们挖来传统媒体的新闻采编人员，给予优厚的待遇，制作出了有影响力的内容。 它们比以往的传统媒体更不用听命于广告商，他们有影响力，有能力保持相对的中立。

还有界面新闻这样的机构，能够以外部资本力量浮华比如“正午故事”这样的内容产品，让一群人特稿创作者有安身之地。

从这个角度看，在“泪流满面”后的20年，并不是一个更坏的时代。

瓦解

但你还是不能够否认微信公号这样的自媒体对于传统新闻机构权利的消解，最明显的特征是再也没有人做调查报道了。

回过头看《南方周末》当年的战绩：方三文写的《谁来保卫可可西里》；杨海鹏的《谁是地下“组织部长”的后台》；伍小峰的《暗访长江抛石护堤一工程》；翟明磊写的《千里追踪希望工程假信》；以及最早关注中国艾滋病问题的报道——《艾滋病在中国》；为城市农民工代言的《周立太代农民工泣血上书近百起工伤案陆续开庭》……

20年后我们是不是不再需要调查报道了？社会各个方面都在变得更为完善而不再需要媒体去行使监督的责任和义务了？

我们无从回答，因为没有人去调查了。

腾讯文化在最近对话美国新闻网站BuzzFeed的马克·斯库福斯，他说：

在我看来，“优秀的新闻”就是揭露、曝光那些不道德和违法行为的新闻。有些人遭遇不公，受到伤害，有时伤害特别深，对这些事进行的报道就是优秀的新闻。我也渴望做这样的新闻。当然，针对某个突发事件做出的报道，如果全面、准确，也是“优秀的新闻”。

好奇心日报在 2017年初那篇特写中的结尾多少是让人伤怀的：

2016年12月的倒数第二天，徐俊说《东方早报》的老同事们张罗了一场小型的聚餐，30多人，地点选在了威海路上一家名叫“小实惠”的饭馆。地方很小，只有四张桌子。徐俊说，那家饭馆是以前下班或者夜班结束后吃夜宵会去的地方，“吃了十多年了”，那天晚上被“我们挤得满满的”。

这个聚会中，有人来自澎湃，有人来自梨视频，也有人已经散落在各处。

但已经没有那个叫《东方早报》的报纸了。

外界人曾经这样解读典型的《南方周末》人——出生在农村或者中小城镇，通过个人努力而获得接受好的高等教育的机会；这样的人，有的社会责任，他无法忘记，虽然自己通过高考改变了命运，但是小时候和他一起玩尿泥的小伙伴们现在还在社会的底层挣扎着。

方三文后来做了一个产品，叫雪球，是成功的。

而当年21报业那群记者，王帅、杨磊等人去了阿里，成了集团中坚力量。

邱兵后来创办了“梨视频”——一个短视频产品，从互联网产品的角度而言，是成功的。

邱兵在澎湃创刊时的那篇创刊词中，写了一个叫GB的青年和一个叫小叶子的女孩的爱情故事，女孩去了美国，和GB分开了，GB最终决定不去美国：

“小叶子，亲爱的，我在你对面写这几行字，我生怕你会偷看一眼，我都会流出泪来。因为，我想，我是不会去美国的。你们都说，理想主义已经被埋葬在80年代了。可是，我去美国除了端盘子我还能做什么呢？如果我能用我学到的东西，为我的父母，为我的家人，为我的山山水水做点什么，改变些什么，你和我一定都会感到自豪的。我只拉过你的手，你还是完整的。相信我，你曾经爱过的是一个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