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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词类史稿》审读报告

编辑校对 · 公众号 · · 2024-07-19 08:59

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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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汉语词类史稿》为研究汉语词类演变的专门性著作，作者依词类将全书划分为十章，每章以相关词类的“产生”、“分类”和“发展”立题，全面而又深入地论述了汉语词类在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和近古汉语中的发展变化历史。本书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入选成果，学术质量高，研究意义深远。

一篇优秀的审读报告，是书稿成为优秀出版物的基础性条件。《汉语词类史稿》就是这样一部书稿，全书以问题为纲领，以史为线索，注意新观点、新方法的应用，在总结自己和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做到了论述创新、体例创新和学术创新。

具备了成为精品的基础性条件，并不等同于一定就能成为精品。要成为精品，责任编辑还必须有足够的古籍和汉字编辑加工的能力与精神。在书稿审读中，责任编辑在规范表达形式、完善图书结构、核准文献引用、查缺纠谬等方面做了大量认真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帮助作者提升了成果的出版质量。责任编辑的审读报告在凸显作者成果的重要学术价值和出版价值的同时，也较为完整和翔实地记录了责任编辑对书稿的审核、修改及与作者交流的情况。

此外，书稿中存在大量繁多庞杂的古文引文，有些文献还相当生僻，鉴于社内古文献资源有限，特聘请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汉语言专业的在读学生作为外编。外编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核查工作，并将核查中发现与作者引用不一致的地方以及存疑的问题在稿中一一做了标明。

一审姓名：王宏霞

职务/职称：副编审

日期：2017年12月30日

《汉语词类史稿》为2017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之一，系语言学专业学术著作，其中不涉及政治性问题。下面审读人谨从本书概况、学术价值、出版价值、审读加工情况等几方面提出审读意见，供复终审老师审阅参考。

一、本书概况

（一）内容简介

《汉语词类史稿》为一部研究汉语词类演变的专门性著作，作者依名词、动词、形容词、数词、量词、代词、副词、介词、连词、助词等词类将全书划分为十章，每章下设三节，分别以相关词类的“产生”“分类”和“发展”立题，节下再设若干子题，全书总计有八十六个子题，全面而又深入地论述了汉语词类在上古汉语、中古汉语和近古汉语中的发展变化历史。

（二）作者简介

本书作者周生亚老师，1934年生，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退休教授。周老师长期从事古代汉语、汉语史教学工作和汉语语法史研究工作，成果丰厚，对汉语语法史研究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他的论文《论上古汉语多重修饰语语序问题》《论上古汉语人称代词繁复的原因》《并列连词“与、及”用法辨析》《论否定副词“勿、毋”用法的分合问题》《论词头“阿”字的产生和用法的发展》以及专著《古代诗歌语法》《古籍阅读基础》《〈搜神记〉语言研究》等，在汉语学界经常被广泛引用。周老师虽已退休多年，但一直孜孜钻研、笔耕不辍，每日在浩瀚繁复的汉语资料卡片中考据查证，乐此不疲。

（三）相关情况

本人与周老师结缘于《毛主席为青少年选的阅读诗词》（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5月版）一书，当时我作为该书责编之一，周老师作为特邀外审专家之一，有过数面的交流研讨。在几位知名度相仿的外审专家之中，周老师的审读工作做得最为认真细致，其异乎寻常的严谨和高度的责任心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同时，他对文字的敏感把握能力也让我这个专业编辑自叹弗如。这一次，承蒙周老师信赖，交由我亲自负责编辑他的心血之作，这实在是一大幸事。

周老师从2007年开始酝酿积累资料，2010年提笔开写，到2016年六十余万字的专著《汉语词类史稿》成稿，十年磨一剑。这对一位耄耋老人而言，真是难能可贵。

本书稿交稿后，周老师原本想请我帮忙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但我通过对本书研究水准的判断，以及基于对周老师治学态度、学术素养的了解，遂努力说服周老师改为申报“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并帮助他完成了相关申报手续。事实证明，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周老师“十年磨一剑”的心血得到了文库评审专家们的一致认可，成功入选2017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而当年全国范围内入选的各领域学术成果仅有39项。

二、学术价值

本书以汉语词类为经，以三千年历史演变为纬，既有严谨的学术分析，又有丰富的史料作为支撑，充分体现了理论的系统性和思想的完整性，具有比较高的学术价值，现试从以下三个方面重点说明。

（一）思想性

贯穿本书写作的重要理论观点，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坚持一个方向和两个理论基点。

一个方向，是指全书写作时，作者紧紧抓住汉民族共同语形成和发展这一根本方向。作者认为，我国春秋战国时期的“雅言”，两汉时代的“通语”，就是当时的汉民族共同语。这个汉民族共同语，是以当时的北方话为基础方言的，其实质就是当时通行范围较广的洛阳话或长安话而已。汉语史的一切研究，都必须紧紧抓住这一根本方向，并依此为原则，去选择资料、组织资料和说解资料。如上古汉语前期，人称代词“余（予）”和“朕”，“女（汝）”和“乃”，在功能上存在强烈的互补关系。但到了上古汉语中期，这种功能互补关系就已经开始解体，“我”和“尔”已经组成了新的语法系统。探究其因，这种变化不能不说是同“雅言”兴起、通行有关。两汉以后，随着汉民族共同语地位的进一步确立，汉语第一、第二人称代词的诸多形式都日益得到了规范。到了中古汉语后期，人称代词“我—你—他”的表达系统已完全确立。

两个理论基点，是指作者论述问题时，始终坚持历史发展的观点和一切从汉语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观点。坚持历史发展观点，说易做难。如汉语判断动词“是”字的产生问题，一向是语言学界争议中的热点问题之一。说上古汉语前中期（先秦），汉语表判断的名词谓语句以不用判断动词“是”字为常，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要说先秦汉语名谓判断句一律不加“是”字，这就走向了极端，就不是实事求是。同一切事物发展变化一样，汉语的发展，不论是语音、语法还是词汇，其变化也要经历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如先秦战国末期的文献中，确实已经出现了“是”字判断句的苗头，不承认这一点是不客观的，就不是尊重事实。又如本书动词史部分，对汉语动词时体语法范畴的形成与发展，作者实事求是地根据汉语的实际情况，用大量的史料论证了汉语存在“三时”“四体”的事实，从而对外国汉学家说汉语有体无时的说法进行了有力的批驳。

（二）科学性

书中，作者主要采用了以下四种研究方法，形成了本书鲜明的科学性。

一是归纳法。归纳法是研究语法所采用的最基本的方法。本书作者从上古、中古和近古的众多文献中，广泛地搜集例证，然后再从众多的例证中，经过精心的选择、考证，再用归纳法去确认一条条语法规律的产生与变化。在采用归纳法时，还要充分考虑到语料的真实性、规范性和典型性。真实性是指语料真实无误。如近古汉语语料，本书就多采自刘坚、蒋绍愚主编的《近代汉语语法资料汇编》（唐五代卷、宋代卷和元代明代卷），是因为这些资料都是经过多位专家校勘过的。对于敦煌变文资料，本书也是以使用《敦煌变文校注》为主，原因相同。规范性是指语料使用时应尽力避开方言成分，紧紧地向共同语或北方话靠拢。典型性是指例证的选择，要尽量通俗易懂，并与说解相合，不要自相抵牾。

二是比较法。语言规律的生成、变化是十分复杂的。为确认一条规律的存在，有时还必须对所用语料进行比较。这种比较既包含同一民族语言的共时性或历时性的资料，也包含不同民族语言的资料。只有经过充分的比较，才能确认规律的真实性和有效性。如为确认汉语判断动词“是”字产生的语法流程，光用上古汉语资料是不够的，还必须和中古汉语资料结合起来作综合性的考察，最终才可确定。

三是量化法。语言的历史发展或变化，总是有个由量变到质变的发展过程。有时为了确切地掌握或论证某些语言规律的生成与变化，就必须对特定的语言现象进行量化分析，并用确切的数据把语言发展变化的轨迹记录下来，做到信而有征。如就中古汉语来说，通过对变文《庐山远公话》人称代词用法的抽样调查，借助统计数据，就可以明显地发现，汉语人称代词“我—你—他”新的三分系统在中古汉语后期已经确立。

四是综合法。进行任何一种学术研究，其实都是对各种专业知识的综合运用，汉语研究也不例外。汉语词类的历史发展或变化，往往就是从具体的词义变化开始的。换言之，词类变化往往就是以词义变化为先导，词义分化必然导致词类分化。因此，研究汉语词类史，首先必须从词汇—语法范畴去认识、解决问题，反对就事论事，反对形式主义。任何一种语言都是有声语言，语音是词汇的外在的物质形式，词的语音变化往往就同词义变化有关。语音、词汇和语法是一个整体，任何一部分变化，往往都不是孤立的。因此，本书在研究汉语词类史的过程中注意到了对汉语词汇史和汉语语音史知识加以综合运用。如关于近古汉语结构助词“的”“地”“得”三分系统的确立，就经历了一个十分复杂的语音和词义变化过程。如果不了解语音、词汇和语法的相互作用，就不会得出正确的结论。

（三）创新性

本书写作过程中充分注意到了对新材料、新观点和新方法的运用。作者在总结自己和他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又提出了许多新颖的、独到的和很有价值的学术观点，把目前学界对汉语词类史的研究现状往前推进了一大步。

本书的创新之处，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选题创新。本书为国内首次专门以汉语词类发展史为研究对象，并能做出深入而又全面研究的学术专著。本书在选择资料、组织资料和说解资料时，都是以问题为纲，以史为线索，一线牵到底，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充分凸显了著作的清晰度和历史感。

二是体例创新。过往的汉语语法史专著，论述词类问题时，都是只谈“发展”，从不谈词类的“产生”和“分类”问题，这在论述上或研究上都是一个很大的缺欠。只谈词类“发展”，不谈“产生”，犹如无源之水；只谈词类“发展”，不谈“分类”，这个“发展”就失去了根基。因此，本书每一章均以词类的“产生”“分类”和“发展”为题，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论述框架，写作体例完全是创新的。

三是观点创新。本书在总结作者自己和他人的研究成果之上，研究中多有创新之处，提出了许多新颖的、独到的和很有价值的学术观点。如：在词类产生的问题上，本书从汉语起源角度，提出了在原始汉语或远古汉语里，名动同形同源的假说，并试图以此为理论基点，去破解或重新审视上古汉语里的词类“活用”问题。在动词史部分，本书运用了大量史料论证了汉语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相互转化的事实。并在此基础之上，又从发展观点出发，重新解释了使动和意动等传统的语法概念，使人们的思路也为之焕然一新。此外，动词中的判断动词“是”的产生时间和原因，一向是学界争议的热点问题。本书实事求是，认定上古汉语的中后期，判断动词“为”“是”已经产生，并根据新的资料，从“为”“是”的关系出发，提出了“功能传导”一说，以求破解判断动词“是”的成因，此说也颇为新颖。在代词史、数词史、量词史部分，本书对汉语代词、数词、量词产生的原因等，也都提出了全新的见解。

三、出版价值

有文字记录的汉语历史迄今已有四五千年。汉民族共同语，在长期形成和发展中，对传播中华文化、团结中华民族、维护国家统一等诸多方面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伟大作用。汉语史是专门研究汉语历史发展的新兴学科，是综合性大学文学院或中文系语言专业必修的一门专业课。汉语史和我国传统上讲的音韵学、训诂学和古代汉语语法不同，它们在研究对象和方法上均有较大差异。汉语史是由汉语语音史、汉语语法史和汉语词汇史三大部分构成的，而汉语语法史又是由汉语词类史和汉语句法史两大部分构成的。研究汉语史的根本目的，即在于揭示、认识和掌握汉民族共同语产生、形成的历史，认识和掌握汉语历史发展的内部规律，并以此为基础，更强有力地介入、规范现代汉语的实践活动。对汉语语法史自身而言，汉语词类史研究和汉语句法史研究，两者也是息息相关的。汉语词类史研究是汉语句法史研究的前提条件，是科学而又系统构建汉语语法史框架，乃至建设整个汉语史学科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或基础性工程。

目前，我国尚未有专门以汉语词类发展史为研究对象，并能进行深入而又全面研究的学术专著，因此，作为我国首部专门以汉语词类演变为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汉语词类史稿》具有非同寻常的出版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实属一项具有“开疆辟土”意义的学术研究成果，鉴于其学术价值和研究水准，其出版后应会成为高校和科研机构文史专业的教师、研究人员或在读研究生学习汉语史的重要参考用书。

四、审读加工情况

（一）审读加工原则

本书体例统一，行文流畅，逻辑清晰，论证严谨，学术水准高，无论是内容质量抑或写作质量都很高。但是因为作者年逾八十，不擅操作电脑，故所交60万字书稿均为其手写完成。虽然作者手稿笔迹较为工整，但书中多为古汉语引文，生僻字很多，仍有不少字不好确认，同时书稿中还包含一些拟音符号和甲骨文，因而给排版录入带来很大挑战，进而也给后续的校对和审读加工工作带来不小的困难。

由于作者在汉语言学领域深厚的学术功底和文字功底，在审读加工中，我坚持改必有据、可改可不改的尽量不改、充分尊重作者的表达习惯的原则，遇到较为明确的细节性错漏，即直接修改，遇到把握不准的问题，就与作者及时电话沟通或当面沟通解决。

（二）审读中发现的主要问题

具体来说，审读人在审读加工中发现书稿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以下几类：

1.排版录入问题

手写原稿在排版厂录入完成后，虽经校对人员核校，但由于文字量太大还是遗留了不少问题没有核校出来，我在审读中发现此类错误主要有以下几种。

（1）排版厂人工录入时因疏忽或判断不准造成的错字、漏字等错误，此种错误数量最多、问题最为突出。如：

7页“揭示”误录为“指示”；

8页“搽”误录为“搭”；

13页“阊门”误录为“闾门”；

20页“昔者”误录为“苦者”；

26页“金文常用词典”误录为“金文斋用词典”；

37页“滕穆王瓒”误录为“膝穆王瓒”；

40页“扬雄”误录为“杨雄”；

44页“徐梦莘”误录为“徐梦萃”；

46页“东边”误录为“东近”；

50页“赉”误录为“赍”；等等。

此种问题繁多，责编审读时逐句对照原稿，发现此种问题时即予改正，详见清样，余例恕不一一赘列。

（2）作者手写笔误然后排版厂如实照录的错误。如：

22页“縢”原稿写为“滕”；

27页“得道”原稿写为“得到”；

34页“符合”原稿写为“复合”；

57页“粟”原稿写为“栗”；

68页“辄”原稿写为“轧”；等等。

余例亦不一一列举，我对照原稿审读时怀疑有误，即在清样上用铅笔标注，在请作者确认后做了修改。

（3）作者手写生僻字、拟音符号、甲骨文等，因有连笔的情况，故排版厂辨认不清而遗留的空缺。 此种问题不便举例，我在审读清样时，遇有文字空缺即对照原稿仔细核对，但多数情况下也无法判断原字或原符号到底为何，故用铅笔标注疑问，后跟作者沟通解决疑问时，请作者一笔一画重新在空缺处补充完整。

2.文献核查问题

书稿中存在大量繁多庞杂的古文引文，有些文献还相当生僻，鉴于社内古文献资源有限，特聘请中国人民大学一位汉语言专业的在读学生作为外编，在课余时间利用人民大学的馆藏资源帮助进行文献核查。外编做了大量认真细致的核查工作，并将核查中发现与作者引用不一致的地方以及存疑的问题在稿中一一做了标明。后经周老师逐一确认，发现其中有一些确属作者抄录文献时的笔误，随之进行了更正。

3.前后不一致问题

此类问题有以下两种情况。

（1）同一文献反复出现时，表述不尽一致。 如：《小孙屠》，《小张屠》；《清平山堂话本·简帖和尚》，《清平山堂话本·简贴和尚》；《喻世明言·宋四公大闹禁魂张》，《宋四公大闹禁魂张》；《虚堂和尚语录》，宋·虚堂和尚：《虚堂和尚语录》；等等。对此，我在征得作者同意后做了统一处理。

（2）示例编号顺序起止规律前后不一致。 书稿中，作者在一小节文字叙述之后，会列举若干条例句来说明上文的语言规律，例句均按顺序从1往后编号，举例之后通常会另起一段行文表述上述语言规律的例外情形和特殊变化，这时，示例的编号有时候接上一组例句的编号接排，有时候又从1开始重新编排。结果是，不同的章有不同的编排习惯，形式上不够整齐划一。经与作者沟通，作者同意按照我的建议，每一组例句的序号都独立编排，不与前后组例句的序号接排。

4.诗文作者朝代标识问题

关于例句中诗文作者的朝代，有的在作者前做了标注，而有的未在作者前予以标注，全书不够整齐划一。经与作者沟通，周老师解释其原先确定的朝代标注原则为：对李白、杜甫、柳宗元等著名文人不标注朝代，因为众所周知不妨碍读者了解；而对其他不太知名的古代文人均在人名之前标注朝代，便于读者认知。但经过统查，我发现唐代著名文人韩愈、宋代著名文人陆游和王安石等也都标注了朝代，作者所坚持的因著名与否而决定是否标注的原则恐怕在读者处会有不同理解，难免会发出质疑。故我与作者又反复沟通，最终作者同意全部诗文作者均标注上朝代。

5.其他问题

书稿中的其他问题还有：例句中着重点标注差误较多，个别语句表述费解，小标题层级繁多须进一步厘清以便于读者阅读，等等。我均在书稿中作了相应处理，需要作者确认的也请作者作了确认。

（三）其他情况说明

在此，需要向复终审老师特别说明以下几点。

一是书稿中有部分表述乍看似有问题，故我用铅笔在稿中提出质疑，但通过与作者沟通解决疑问，发现作者如此表述有其依据并无不妥，故用有色笔划去铅笔提问，但未用橡皮擦除，以给复终审老师审读时留作参考。下举几例说明：

如26页：“四罪而天下咸服。（《尚书·尧典》）”经核查发现此句出现在《尚书·舜典》中，故向作者提出质疑。作者回复为：“古代《尚书》有今古之分。《十三经注疏》中的《尚书》，包括《尚书通检》，其实都是古文《尚书》。本书稿所引一切《尚书》例句，都是指今文《尚书》。古文《尚书》属伪书。《舜典》，属古文《尚书》。”

再如81页：“……诸动词之后……”审读中怀疑“诸”为“助”之误，故向作者提出疑问。作者回复为：“这里的‘诸动词’，是指‘毕’‘竟’‘了’这些表完成意义的动词，而非‘助动词’，所以‘诸’不能改成‘助’。”

又如311页：“日本汉学家太田方说……”在查证日本汉学家的名字时，因只查到了太田辰夫的名字而未查到太田方，故向作者提出质疑。作者回复说：“原稿无误。太田方和太田辰夫是两个人。太田方著有《韩非子翼毳》。”

对于以上这类问题，作者周老师在解决疑问时很细心地向我一一手写说明其不存在问题的理由，请复终审编辑在审读时留意审看书稿所附的几页作者手写疑问答复。

二是有关文献核查。 书稿中部分引文因为外编核查时找到的版本与作者引用的版本不同，故而表述不尽一致。对于此类问题，经与作者充分沟通，作者再次对手头版本进行核查，确认所引用文字准确无误后，遵照了作者引用版本的引文表述。

三是有关脚注的形式。 因为本书属于“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故脚注形式根据文库要求予以统一，未按照文献著录格式的新国标统一。

四是有关部件待补问题。目前，书稿中还有两个部件作者正在补充中：一是关键术语索引。作者交稿时本来并无此部件，但从学术著作的形式规范性角度考虑，我向作者建议予以补充，作者已同意，现正在做相关整理工作，待清样时应可完成。二是英文目录。英文目录是成果文库出版的必备要件，因作者所学外文为俄文非英文，故作者正请专业人士帮忙翻译和审订，待清样时应可补齐。

（四）几点心得

由于这部书稿专业性很强，所以“啃”这部书稿对我来说确实相当有挑战性，但是也正是经历了这样的困难磨砺，才让我从中吸取到营养、收获了成长。特别是在与作者周老师的反复沟通交流中，我受益匪浅。

《汉语词类史稿》审读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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