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走狗遍地的世界，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这十五年来，每年4月11日，王小波的名字都会像幽灵一样飘荡于我们春暖花开的视野。对他的纪念，俨然是一种时髦；评估他在文学史与思想史上的水位，俨然是吾国文化界的核心议题。譬如今年，他的遗孀李银河女士亲自出场，谈“王小波的意义”。可惜这篇八百来字的文章，怨气太重，言不及义之处太多，以致“王小波的意义”沦为了一个苍白的命题，像一弯冷月，高悬于荒寒的苍穹，距离人间世的读者越来越远。这不由令我想起我的大学同学、自诩为“王小波门下走狗”的W兄的一个经典论断：其实李银河并不懂王小波，哪怕她曾与王小波朝夕相依数十载，哪怕王小波向她承诺“爱你就像爱生命”。也许李银河是一位优秀的社会学家和公共知识分子，却不是一个优秀的王小波作品读者。
我十分欣喜于国人对王小波的爱戴，正如我十分反感于国人对王小波的神化：从“王小波门下走狗”到“把王小波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依此势头，假以时日，这世间也许会生出一门王（小波）学，与鲁（迅）学、钱（锺书）学、张（爱玲）学等显学一样，沦为学术界趋名逐利的工具、勾心斗角的噱头。这非但不是王小波的成功，反倒是他的悲哀。因为神化王小波，正构成了对他本身以及他所发扬的价值观的严重背叛。
相比王小波的小说，我更爱他的随笔，或曰杂文。其杂文写作，倘论谱系，可上溯到胡适，而非鲁迅（鲁迅的杂文，主旨是战斗，胡适的杂文，主旨是说理，战斗者，往往不讲道理）。这一脉写作的特色，第一是卑之无甚高论，常识而已，这么说，绝非贬词，千年中国，最缺常识，如胡、王之文，都有一定年份，今天读来，犹不过时，这愈发印证了常识言说的可贵；第二是坚持经验主义的理路；第三是传承自由主义的香火。当然，王小波的文字感，要优于胡适；说理的趣味，胡适更远为不及。这里且多说两句。胡适的才情，在那个群星璀璨的年代，不逮陈独秀、周氏兄弟远矣，他的文字，读来如饮白开水，然而，因其说理的通达，反而映出文字的通达，如秋月华星，江河浩荡，周策纵说胡适的行文“平情顺理，清浅流丽”，正是不刊之论。这不是第一流的文字，而是第一流的写作——此言同样适用于王小波，我以为，以他的才华，其文字表达，完全可以鸿笔丽藻，美轮美奂（观其小说便知），只是，为了说理的便宜，他弃夏花而取秋叶，摒弃浮华，归于平实。
我读大学那些年，王小波的杂文集《沉默的大多数》一度是我的枕边书。它与胡适文集一起，让我充分领会了文字的自由属性。文字的自由与思想的自由，相辅而相成。自由的言说，往往都是大白话，让引车贩浆之流，贩夫走卒之辈，读来毫无滞障。相反，宣扬邪说谬论，有时不得不故作高深，故弄玄虚，若非如此，怎能掩饰漏洞，蛊惑公众呢。自我读过胡适与王小波之后，便生出一大偏见：假如一本书读来艰深晦涩，满纸都是玄关，那只有两种可能：或者，作者并未将事理完全消化，只能蒸出夹生饭；或者，作者企图发扬的事理，本身即半生不熟。这两点，都指向说理的重要性。胡适与王小波的文章，最令人受益的一端，在于教会我怎么说理。
王小波的杂文，虽不同于鲁迅，然而鲁迅对杂文价值的论断，却可施与他：“我以为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因为这正如白血轮之酿成疮疖一般，倘非自身也被排除，则当它的生命的存留中，也即证明着病菌尚在。”所以说，当《沉默的大多数》一版再版（我至少见过五个版本），一面是好事，一面却非好事：这说明王小波所批判的时弊尚未消亡，至今依然在刺痛中国的神经；而且，我们说理的功夫，并不能挥洒自如，否则何必继续师法王小波这个死鬼呢。
单就王小波的杂文与随笔写作而论，他的名字，在今天出现的频率愈高，愈证实了其作品的失败。唯有将他忘却，越过他的精神尸骸，才能与其批判的时弊挥手作别，从而走出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愚人国。从这个意义上讲，忘却乃是最好的纪念，当然忘却的前提是，我们已经学会了像王小波那样独立思考，自由说理。将他塑成雕像，推上神坛，不免形成一种苦涩的反讽。因为依王小波的性情与思想，何尝想过当什么大师、宗主、圣徒，开创一个王门，让自己的作品成为所谓“意义”的泉源呢，他避之惟恐不及。因此，纪念王小波，不是要做他门下的走狗——我想王小波必定不喜“走狗”之说，他的杂文写作目的之一，就是要唤醒走狗身上的人性，启蒙其直立行走——而是敢于在走狗遍地的世界，做“一只特立独行的猪”。
2012年4月11日
十八岁与十八年：致王小波
小波，今天我翻朋友圈，只有一条提到你。李静说：“第18年了。当这世界愈发昏聩，我便感到愈发需要回望你。”你被遗忘，如此彻底，如此荒凉，也许正是这个世界陷入昏聩的原因和标志之一。
伟大的人物被后世遗忘，有一种令人欣喜。譬如在今日台湾，胡适何其落寞，有人为此抱不平，我却以为这恰是胡适的幸运，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台湾民主已经从幼稚园毕业；台湾人已经晓得了自由的要义，以及与容忍的关系；台湾政治已经度过了宪政的初级阶段。胡适之灵有知，必能含笑九泉。反之，假如台湾依然需要胡适的启蒙，他则难以瞑目。
台湾之不需要胡适，正如大陆之需要胡适。你的名字，正紧随胡适。然而，你却被遗忘了。这样的遗忘便令人伤悲。因为当年你面临的问题，而今还是问题，当年你书写的杂文，而今几乎都不过时。鲁迅说过，凡对于时弊的攻击，文字须与时弊同时灭亡。杂文最好的归宿，即与所批判的事物一同速朽。倘若不朽，如你的杂文这般，反而是一种无奈的悲哀。更可悲的是，你所批判的时弊犹在，甚至更甚往昔，你的批判却乏人问津。这样的遗忘，是你与时代的双重悲剧。
我记得今天是你的忌日，你的死亡就像春夜的雷霆；我却不曾意识到，你已经去世了十八年。我还记得，第一次读你的书，一本盗版书，我十八岁，正读大一。此后我不止一次陷入悔恨，为什么不能早些年与你相逢呢。假如我十六岁那年，读的不是鲁迅杂文集，而是你的书，假如我十七岁那年，读的不是尼采《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而是你的书，我的未来会不会有所不同？也许，一切如旧，并无不同。以一个十来岁的小城少年的心智，你与王朔并无不同。
那时我读你的书，只觉得有趣，我的同学、我的专业、我的生活、我眼前的世界却是那么无趣，你成了我对抗它们的武器。我只是喜欢你，却并不钦佩你、尊敬你。直至三年前，我才深切意识到你文字背后的悲悯，这是比智慧更伟大，可与自由媲美的事物。以前我无法理解，像你这样的头脑，那个年代第一流的头脑，为什么要去写这些普及性的文字，教人如何思想，如何说理；现在我终于明白，正因你是那个年代第一流的头脑，才会写这些普及性的文字，教人如何思想，如何说理。
向先贤致敬的最佳方式，就是追随他的脚步，甚至越过他的身躯所化作的路标，奋然前行。这些年来，我一直在重复你的工作，谈如何思想，如何说理，谈逻辑的重要，辩证法的荼毒……我写过一篇《胡适如何说理？》，也许可以再写一篇《王小波如何思想？》。说起来，我谈这些，并非自发，而有些被迫的意思。我曾念兹在兹的主题，不幸都坠入了黑暗深渊。我不愿沉默，只得转向，在转折的途中，与你久别重逢。十八岁那年一别，那本盗版书，不知去向何处，你却停在原地，等那个思想的游子归来。
1997年4月11日，你的生命就此静止，你的文字继续布施四方，你的灵魂却不曾远离这个时代与国度的苦难。有时我想，你的早逝并不完全是坏事。这不仅因为，有些人向死而生，有些人因死而生，更是因为，我无法想象，假如你活下去，活到现在，会是什么模样，你眼中的世界，会是什么模样，只怕更加不堪，譬如你死后一年，自由主义浮出水面；你死后十八年，自由则沉入水底。你自然还会写作，却不会委曲求全；你自然还会思想，思想却更加寂寞。
这个春夜，你的名字不再为大多数人提及。这个春夜，窗外车声隆隆，远方灯火通明，也许与十八年前的春夜并无不同。也许，因一个人的死亡，十八年前的今天注定与众不同，因一个人的诞生，这个昏聩的世界注定与众不同。
愿你的杂文速朽，愿你的灵魂永恒。
2015年4月11日
为什么要读王小波？
我曾列出一份说理者的谱系。百年中国，强梁当道，理性备受冷落，说理无比奢侈，说理者寥若晨星，有如稀世之珍，其代表人物，不过三五人：先贤首推胡适先生，我们的同时代人，包括王小波、刀尔登、徐贲等。有人说，应该加上殷海光，你不是素来向我们推荐他的《逻辑新引・怎样判别是非》么，然而殷先生虽是逻辑学家，他最具影响力的那些文字，却不以逻辑，而以激情见长；有人提醒，你怎能漏掉了顾准！我一向钦佩顾先生在那个黑暗时代的坚守和跋涉，却也不得不指出，其盛名之下，多少有些被神化的成分，这一点与陈寅恪一样，其次，顾先生惯用的话语，尚且深陷于意识形态的桎梏之中，这是时代局限，不必苛责，不过说理首要讲究语言的自由和理性，顾先生的语言并不适合说理，故而只能将他请出说理者谱系。
再说谱系之上这四人，有一脉相承之处，同时各擅胜场，各具千秋。相形之下，胡适胜在风度，其说理，平心静气，娓娓道来，如春风化雨，润人心田，此外，胡适所恪守的持平之论与容忍之道，不仅构成了说理的坚固根基，还呈现了说理的正大风范，有时读者未必认同其观点，却服膺其风度；刀尔登胜在视角，若以武功拟说理，胡适出身名门，刀尔登则属妖刀（徐贲接近胡适，王小波则介于他们之间），无论谈历史还是现实，刀尔登妖刀一闪，寒光过处，常常从出其不意的角度直入问题的本质，令人在惊奇之余，还有惊艳之感；徐贲则把说理发展成了一门学问，那本《明亮的对话：公共说理十八讲》，本是“为青年读者学习公共说理而写的启蒙读物”，不过其对象不止青年，而是老少咸宜，雅俗共赏（有人将此书与陈嘉映《说理》并提，如陈嘉映所言：“所谓哲学，大致就是穷理”，他的说理，更多指向哲学，徐贲的说理，则指向公共生活），而且，唯有在徐贲这里，说理才与公民明确发生了关系，被视为公民的必备素质之一；至于王小波，在这些人中，则是把说理的智性与趣味结合最好的一个。
趣味这玩意，见仁见智，同一事物，如王小波的小说，有人会觉得有趣，有人却以为无趣，断言其小说成就远不如杂文。这一节争议，姑且抛开不论，单说智性。在我看来，王小波的杂文之精义，不仅在于智性的表达，更在于，他力图诠释，为什么要追求智性，为什么要过一种智性的生活。换言之，他在说理的同时，还告诉读者，为什么要说理。
在王小波笔下，说理与智性，有一个特定的说法，叫“明辨是非”。按理说，明辨是非该是人类成长的方向，倘不明辨是非，难道要不分是非么？然而中国恰恰有一大传统：难得糊涂。它可以分解为两个关键词，一是装傻，二是比傻。对一些人而言，你的确难以分辨，他们的糊涂，到底出于自愿，还是被迫，不过其终点并无差别：“有一些时期，每一天都是愚人节。”那些愚人，不止丧失了明辨是非的能力，甚至丧失了明辨是非的动力，他们构成了“沉默的大多数”，以装饰那个万马齐喑的时代。
青年王小波曾受萧伯纳的剧本《芭芭拉少校》误导，痛下决心，不想做一个明辨是非的人。后来他改悔了，反其道而行之，以至他所写作的杂文，“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这背后的转向，他曾用知识分子意识来解释，诸如“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对于一位知识分子来说，成为思维的精英，比成为道德精英更为重要”“在我身上，追求智慧的冲动比追求快乐的冲动还要强烈”云云。不过我觉得，明辨是非绝非知识分子的专利，任何一个正常人都该如此，王小波不是说过么，伦理问题——“理智是伦理的第一准则”——是大家的事（其实知识分子明辨是非的能力未必一定超过普罗大众，这一点就当下来看表现尤为鲜明）。我愿以最大的善意揣测：在明辨是非与难得糊涂这两个选项之间，大多数人都会选择前者，前提是允许他们自由选择。
真正的问题在于，在“每一天都是愚人节”的残酷语境之下，愚人都以为自己脑中和手中掌握了“是”，或者有人替他们决定什么是“是”什么是“非”，因此再无必要分辨是非。这所导致的最大戕害，还不是是非的混淆与湮灭，而是思想本身的沦丧，我们既不知道怎么去思考，更无从发掘“思维的乐趣”，捍卫思想的尊严。
这也正是为什么我一直强调，关于说理，相比说出什么道理，怎样说理毋宁更为重要。现在可以补充一句：为什么说理毋宁更为重要。王小波喜欢谈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我还得重申，不独知识分子，但凡正常人，都要讲理，都要以理服人，能否做到这一点，恰是常人区别于愚人的显著标志。
生于1952年的王小波，惯于拿他的青春期生活说事，那个年代强权横行，暴戾恣睢，是非不分，无理可讲。我们生存的年代，貌似有所进步，实际上能好到哪里去呢：理性与客观、中立一道，渐渐沦为贬义词；在专断与极端的版图之上，说理毫无立锥之地。现在流行什么，试看一位名人的教导：
“你说话很温和，你观点很中立，你性格很宽容。
那你不要写公号文章了。
你不适合。
你看了《乌合之众》就会知道，任何时代的领袖，包括意见领袖，都是特别偏激的。
偏激的观点才具有煽动性。
你的标题必须简单粗暴，情绪明确。
爱憎特别分明的人更适合写新媒体文章。”
假如王小波在世，撞见这一幕，不知作何感想。他毕生都在与愚蠢、偏见搏击，时至今日，愚蠢和偏见依然大行其道。他曾经被强权发配为“沉默的大多数”，生于今世，恐怕得照旧直面沉默的厄运。
反抗沉默，可谓王小波的宿命。“……我认识很多明理的人，但他们都在沉默中，因为他们都珍视自己的清白。但我以为，伦理问题太过重要，已经不容我顾及自身的清白。”写完这段话的22天后，他因突发心脏病而猝死于中国的午夜，年仅45岁。他的英年早逝，使这些平实的汉字，竟有了一丝壮烈的味道，尤其是对照每况愈下的现实而言。
我愿在王小波的英灵之前，冠以“说理者”三字，以示我独有的感激和纪念。也许，恰恰因为这不是一个适合说理的时代，说理才愈发具有意义；这不是一个适合王小波生存的时代，阅读王小波才愈发迫切。
2016年4月1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