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周艾琳
来源：第一财经
对于经济金融市场而言，“七”似乎是一个难逃的劫——1987年的“黑色星期一”，1997年的亚洲金融风暴，2007年的次贷危机。转眼间，2017年也已经过半。
在2007年危机后的十年间，对冲基金行业可谓经历了“范式转换”(paradigm shift)，尤其是美国，从以低波动率、超额收益(alpha)而叫好叫座，到危机时遭受重创，再到后来的策略失灵、赎回规模创纪录，现如今，对冲基金行业开始逐步转入一个新的平衡。
在此期间，也有不少顶级基金经理认识到了在美国市场获取超额收益的局限和亚洲市场的潜力，纷纷“拓荒”亚洲，中国的私募证券基金和对冲基金母基金(FOHF)也逐步进入了加速发展期。
“虽然这段经历很痛苦，但对于危机还是愿意谈，毕竟‘以史为鉴’。”在次贷危机十周年之际，第一财经记者专访了桐湾投资管理咨询董事长兼总裁李宏(Jeff Li)。如今主攻跨境另类资产投资服务的他，是两场危机的亲历者——1997年，他供职于拥有两位诺奖得主和一名美联储前官员的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曾任高级架构师和策略师；此后，李宏加入高盛集团的股票量化策略部与程序化交易部担任副总裁。2008年次贷危机期间，李宏作为全球第七大对冲基金运营服务商的创始人亲眼目睹了对冲基金在危机期间的沉浮以及后来行业的变迁。
对冲基金的“系统性风险”
2007年的那个夏天，贝尔斯登旗下的两只CDO(担保债务凭证)对冲基金倒闭，“瞬间”点燃了危机导火索。
根据美国对冲基金研究公司的统计，2008年有70%的对冲基金亏损，整个行业平均回报率是-18%。如此恶劣的表现，横扫各类策略型对冲基金。尽管比起“飞流直下”标普500股票指数或MSCI世界指数，对冲基金的表现要好一点，但这仍让一众明星基金经理人略感难堪。
“2008年的次贷危机再次引发了关于对冲基金是否会产生系统性风险的论证，”李宏对记者表示，通常只有例如摩根大通、花旗等大行被认为是“太大而不能倒”(TBTF)，而每年都会有几千家对冲基金倒闭，因此它们往往被认为无足轻重，对冲基金也并不受到严格监管，然而在特殊时刻，这种想法就大错特错了。
李宏认为，通过几个渠道，对冲基金可能会传导系统性风险——资本市场渠道和信用市场渠道。前者由于对冲基金的羊群效应造成踩踏，后者则是由于交易对手方的违约。对冲基金对市场风险、信用风险和流动性风险的敏感性与对冲基金特性有关，如使用高杠杆和大量较低流动性交易的场外衍生品。
就高杠杆而言，“在市场上涨时，对冲基金往往扮演了流动性提供者的角色，因为其投资观点往往与市场不同，市场买的时候，对冲基金往往会卖，获取流动性溢价;然而，虽然是专业投资人，对冲基金也存在羊群效应，市场大跌时，大量对冲基金同时抛售，往往卖得比谁都快，同时因为高杠杆，放大了跌幅，加大了波动性。危机爆发期间伴随着流动性的紧缺，对冲基金反而成为流动性的吸收者。”李宏分析称。
就信用风险来说，其主要是指对手方风险(counterparty risk)。李宏提及，“贝尔斯登倒闭后，虽然后来被摩根大通低价收购，但这也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发酵;再后来，雷曼兄弟因政府的‘见死不救’而轰然倒塌，出乎很多对冲基金的预料，而雷曼恰恰是对冲基金的最大交易对手方和主经纪商(PB)。”
他称：“记得当时索罗斯基金的CFO在雷曼倒下的几周前打电话给我，让我们协助将基金在雷曼的资产转到其他券商，他们是少有的几家逃避了雷曼倒闭影响的对冲基金。而其他基金，包括像PGAM(Platinum GroveAsset Management)这样经验丰富的基金都未能幸免。当然，由于雷曼的倒闭所引起的资产价格和风险的扭曲对基金行业影响更大。”
其实，当年，雷曼作为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其在对冲基金的经纪商业务、货币市场业务和CDS(credit default swap，信用违约互换)市场上都有积极的参与份额。重点在于，雷曼持有很多大型对冲基金的资金和股票并负责清算。对冲基金担心在雷曼的资产(特别是股票)会被冻结，从而大规模抛售股票，以增加现金，这也是导致当年全球股市大跌的原因之一，货币市场也陷入混乱。
“此外，麦道夫的庞氏骗局一度摧毁了投资人对于对冲基金行业的信任，”李宏认为，一系列事件都导致了危机后对冲基金监管趋严以提高其运营的透明度。
说起麦道夫事件，无论是投资人还是对冲基金从业者无不切齿。庞氏骗局这种欺诈方式是依靠吸纳后继投资人的钱来支付前期投资人，却谎报是投资收益。这种骗局一旦新的投资资金枯竭就会土崩瓦解。
在危机前的近20年时间里，不管市场遭遇多大的恐慌和暴跌，麦道夫年化收益都能达到10%，其投资回报的时间与收益函数几乎是一条直线，缔造了一个“神话”。然而，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金融海啸面前，“神话”终结。
随后几年，在次贷危机不断加深中，欧洲的银行们要求赎回高达70亿美元的资金，当潮水退去，近乎“裸泳”的麦道夫没有钱，于是一场长达十数年的庞氏骗局轰然倒塌。一场行业的监管变革也随之而生。迄今为止最为重要的演变体现在：投资人要求对冲基金把所投资的证券存放在独立的托管银行；独立管理机构；选用有声望的审计公司。而麦道夫的公司恰恰违背了以上三点。
李宏介绍称，危机后各国纷纷进行监管改革，表现之一就是监管规则的完善和一批新规的出台。在欧洲，相应的监管改革包括欧盟《另类投资基金管理人指令》(AIFMD指令)、欧盟《金融工具市场指令》(MiFID指令)等的出台;在美国，最著名的监管改革则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监管规则、《多德-弗兰克法案》(Dodd-Frank Act)等的落地。
危机后的“范式转换”
次贷危机不仅改变了对冲基金的监管格局，同时也改变了其所处的投资市场环境。
李宏认为，对冲基金在危机后面临着多重“范式转换”，分别是此前提及的监管成本上升，对对冲基金抗风险能力的质疑；此外还包括，危机后业绩跑输指数引发对行业收费过高，还不如被动投资的质疑;对被动投资，如指数基金、ETF，特别是Smart Beta的研究(收益分解)使大量机构投资人转向风险溢价资产，造成大量对冲基金的赎回等。
就业绩角度来看，“上世纪90年代开始，对冲基金几乎一直跑赢标普500指数，这也证明了对冲基金经理能在熊市获利、牛市跑赢大盘的能力；危机后，对冲基金跌得很多，当央行QE大行其道后，全球股市屡创新高，对冲基金的涨势又跑不赢指数，这也造成了不少投资者的怀疑甚至赎回。”他称。
不过，李宏并不认同将对冲基金与指数基金做简单的收益比较，因为两者追求的目标不同——前者追求风险调节后的收益，后者则希望通过承担市场风险获得其带来的溢价。
就费率来看，“2+20”的收费在美国几乎已经成了幻想。“这一费率已经基本不可能了，在美国‘1.5+15’已经比较普遍。”李宏表示，对冲基金一般收取2%的管理费，再对超额收益收取20%的业绩费。
此外，他还提及，“FOF的‘双重收费’始终是被各界抨击的问题，对冲基金的“2+20”收费已经备受指谪，而对冲基金母基金在这基础上还要收取1%的管理费和10%的绩效费。”不过，他认为这种论调其实并不恰当。
FOHF即对冲基金母基金(Funds of Hedge Funds)，指的是母基金管理人帮助投资者挑选、管理和监督不同地域不同策略对冲基金子基金的投资组合。
李宏表示，对冲基金一般极少披露交易信息，表现好的基金，大多数投资者根本投不进去，往往只对长期合作对象开放申购。同时，不少打着对冲基金旗号的低质量基金混迹其中。对于资本规模较少、缺乏相应挑选基金能力的投资人，FOF能帮助他们参与对冲投资策略甚至能投到一些好的对冲基金中，而FOF的目标是通过尽职调查和定量分析辨别出投资能力强的基金经理，多元化分散配置，动态地调整基金组合来为投资者获得盈利。
“FOF需要构建专业团队，并进行基金调研、筛选，因此收费是合理的。如果机构投资人自己做投资决策可能需要承担更高的成本去组建对冲基金投资团队。这对很多不能进行市场化运作的机构投资人而言并不现实。”他称。
尽管如此，海外FOF规模下降仍然难以避免。2007年，全球FOF发展至最高峰，当时的规模接近8600亿美元。2008年金融危机后，FOF的规模不断下降，到2014年底规模回落至5000亿美元左右。
此外，李宏也提及，由于主动管理的超额收益下降，一个随之而来的大趋势是——低费率的被动投资在次贷危机后快速崛起。
说到被动投资，从2008年开始，股神巴菲特就展开了一场与对冲基金的终极较量。在他看来，与其投资高佣金的对冲基金，就净收益而言，似乎投资大盘指数更适合一般投资者。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巴菲特早在2008年便和对冲基金打了一个跨度长达十年的赌注——标普500指数基金的十年回报将超过对冲基金。当时，在众多对冲基金中，仅有Protege Partners应战，其声称在十年内挑选的含有五只基金的FOF，将获得高于标普500指数的收益。
目前，该赌注已经走到了第九年，巴菲特似乎已胜券在握。自2008年至2015年底，标普500指数基金的累计回报为65.7%，而Protege Partners挑选的基金回报率只有21.9%;2016年全年，该FOF的收益仅2.2%，而指数基金的回报则高达8.54%。
不过，李宏认为，尽管巴菲特的观点在某种程度上不无道理，但这种较量并不够客观。“Protege Partners一共做了5只FOF之多，每只FOF下面更是投资了20多只对冲基金，这完全是过度多元化，不利于业绩回报，甚至会带来更高的尾部风险。”
李宏所在公司近期也专门做了一只FOF，根据公司的基金评价系统从2008年开始精选了15家对冲基金按桐湾投资的策略进行优化并定期再平衡，运用的策略包括宏观、事件驱动、股票对冲、相对价值等。“回测结果显示，他们的FOF完全与标普500指数收益相当，而且波动率明显更低。这说明基金的选择和组合的构建以及再平衡都非常重要。”
随着危机后对冲基金数量的下降，美国市场的超额收益也有所回升，一个新的平衡又在酝酿。李宏认为，如今的机构投资者不可能都投资传统资产，因为这样资产的波动率和相关性都太高，也影响了回报，还是需要把一部分资金配置在对冲基金，而对冲基金目前仍然是资金净流入。
西金东移：中国FOF业步入发展期
尽管美国的FOF数量正在下降，不少机构加速了在中国成立FOF，寻求这一新兴市场的超额收益和不断扩容的财富积累。根据CHFRC私募综合指数，从FOF策略指数2014年初至2016年6月间的整体业绩看，其累积收益率为47.33%，略优于CHFRC私募综合指数(42.42%)和沪深300指数(35.36%)。
“在美国这个充分有效市场，超额收益空间自然无法与中国市场相比。而危机后，也有一大批美国的基金经理人转战亚洲包括中国创业。”李宏告诉记者。
不过，李宏也表示，中国的对冲基金仍然处于起步阶段，虽然在数量和规模上在2014年后有了很大的发展，甚至过热，但投资管理方法比较粗放、单一、同质化严重。这与对冲基金追求的创新、差异化、低相关性的目标背离。
尤其是，与市场较高的相关性使中国的对冲基金不能有效地发挥其在资产配置中的作用。“例如，市场上大部分的股票量化策略实质上是做多小盘股，做空沪深300期指。他们过去所获得的收益其实是小盘股的beta收益，而非alpha。当小盘股表现不佳，而‘漂亮50’表现很好时，这些基金会比较惨。此外，由于市场能提供的风险管理的工具和方法不足，例如必备的较低成本的做空机制、金融衍生品的种类和交易等，也使不少的对冲策略难以实施。”
此外，在基金的信息披露、运营管理方面有待改善。李宏认为，虽然有基金行政服务商为管理人提供服务，但专业性还不够。管理人往往发行很多只基金产品，投资人无法了解全部产品的业绩，可能只看到业绩好的一些产品，对管理人的能力无法判断。
“监管机构应该要求基金管理人披露所管理产品的全部净值，并允许市场上的专业机构，如对冲基金咨询机构、风险服务机构获得这些信息，并提供关于基金和行业的业绩和风险的分析。监管机构可以通过这些分析报告防范系统性风险的发生以及保护好投资人，”李宏建议道，最有效的监管是提高基金透明度，发挥市场参与者的作用，让监管变得更有效和更准确。
不过，不可否认的是，随着中国家庭财富的积累，资管行业的前景巨大。就单看银行逐年放量的理财资金，这就催生了巨大的委外投资需求。尽管委外的监管日趋严格，但众多大行人士都表示，对于投研能力、人员配备不足的银行而言，委外未来是大趋势，FOF也是委外资金的投向之一。
“委外这个概念其实并不差，能将投资业务外包出去，其实美国的养老基金、捐赠基金都会采用这种模式，关键在于投什么、如何监管、如何风控。”李宏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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