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宏观经济研究院教授
常修泽
编者按：2019年6月12日，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举办第138次【朗润·格政】闭门论坛，就
“双轨制与渐进式改革暨张维迎双轨制价格改革论文发表35周年”
展开研讨。本文根据
常修泽
教授的发言整理。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朗润·格政”论坛。我先对会议的主题发表一点自己的意见（当年莫干山会议不是强调学术争鸣吗？）：既要回顾过去，更要面向现实和未来。如果说，35年前讨论的是价格如何 “放”的问题，那么，我觉得，从大历史观、大格局观、大角色观来审视，35年后的今天，即2019年的中国，应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整个经济如何进一步“放”的问题？进一步说，如何发扬“以放为主”的精神，以便使中国文明与世界文明更好的包容和交融的问题？
这是 “两个阶梯”：一个是35年前讨论的“双轨制与渐进式改革”；一个是35年后今天应该讨论的进一步“放开”。前者属于历史层次，中国角度；后者属于现实和未来层次，国际视野，而在我看来，后者更有价值，更值得挖掘。
我先从“历史层次和中国角度”谈。多年前我有两句话：“忆得当年山上会，诸君翘楚我相随”。 当年莫干山会议我虽然也是一个参加者，但严格说只是一个“相随者”，后来出于研究兴趣和某种责任感，逐步成为莫干山会议史料的搜集者和研究者。
退休之前，宏观院安排我给年轻人讲“治学之道”，我专门讲了莫干山会议。这个讲稿刊载在宏观院《调查˙研究˙建议》增刊，被中国社科院的张卓元老师看到。2011年卓元老师在组织撰写《新中国经济学史纲》时给我来信，约我围绕莫干山会议专门写一章。根据我掌握的原始资料，如约完成任务，成为该书的第14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该书第176-198页）。
今天，按照会议通知，结合个人对资料的搜集和研究，简要谈三个问题：
一、时代、实践、群组效应：从宏观上看张文与莫干山会议
我从上山、山上、下山三个环节分析。
1、上山：文章是张维迎上山的“敲门砖”，从宏观上看这是“时代的产物”。
刚才有朋友讲了张维迎文章《以价格的改革为中心，带动整个经济体制的改革》入选时的曲折经历，因当时我在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对此内情不太了解。只是对莫干山会议的背景略知一二：当时中国改革的焦点是到底按照计划经济（或者它的变形“计划为主、市场为辅”），还是按照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路子来改？据我掌握的史料，1984年6月，十二届三中全会起草组拿出的第一个改革决定的初稿，是按照“计划为主、市场为辅”的基调来写的。据说交给时任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后，很不满意，要求重写。到底中国如何改革？这是大的时代背景。没有这个背景，也就没有莫干山会议，张文也就“无门可敲”。应该感谢那个火红的改革时代。
2、“山上”：文章是他发言的依据稿，从宏观上看这是“实践的结晶”。
我搜集并看了他的这篇文章，涉及九个问题。可见，在会上他不是即席发言，也不是思想火花，是有理有据，有备而来的。其中我比较感兴趣的是，一个研三的学生，怎么会想到具体的“八个实施步骤”？这些思想从何而来？根据历史资料，当时实践中已有一些活生生的例证。例如，1984年10月10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批示中有句话：“‘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很开脑筋。……广东的从改物价管理体制入手、江苏乡镇企业走过的路、协作煤价的下浮，以及粮棉油大量搞超购价的结果带来了比例价，都实质上是放调结合的成功事例。”从宏观上看这是“群众的创造”、“实践的结晶”。
3、 “下山”：《经济日报》发表几篇文章的“摘要本”，从宏观上看，体现了一种“群组效应”。
据我保存的史料，莫干山会议结束后，《经济日报》连续开辟五个专版，以《探讨经济改革中的理论问题——中青年经济科学工作者学术讨论会论文摘登》为题，选登了会议18篇成果。其中， 9月29日那版，选登了三篇有关价格改革的文章，即：周小川、楼继伟、李剑阁三位的《价格改革无需增加财政负担》，张维迎的《价格体制改革是改革的中心环节》，田源、陈德尊的《关于价格改革思路的思路》。看到这一版我感到，这不是某一个人在战斗，而是若干人在探索（仅这一版就有6位），体现了一种“群组效应”。
二、理论争鸣：《经济学史纲》第14章是怎样记载价改讨论的？
当然，讲时代、实践、群组效应，并不否定会上中青年理论工作者的可贵探索。在《经济学史纲》第14章中，我分四个专题记载，限于时间，简要述之：
（一）关于价格改革的现实迫切性问题
在莫干山会议上，对“价格体系必须改革”，中青年学者是有“共识”的，并不存在“谁改谁不改”的问题。另，根据史料，时任国务院总理在1984年9月9日给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报告中，谈到“理顺经济的主要标志是建立合理的价格体系，价格改革难度最大，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关键”。9月9日正是莫干山会议期间，尽管参会的青年人不知此情，但有某种“不谋而合”之感。
（二）关于价格改革的目标模式及其理论依据问题
一种主张“以计划价格为主体”同时“放开部分价格”。另一种侧重于强调“导入市场机制”，张维迎实际持这种观点。价格改革目标模式的不同，反映了理论依据的差异。前者认为是“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价格形成理论”；而称后者“自觉不自觉地接受了‘均衡价格’理论”。
（三）关于价格改革的路径问题
从历史资料看，持不同意见的同志都没有把“调”、“放”截然对立起来，但侧重点有所不同： 一种意见主张“以调为主”（内部又有“大步调整”和“小步快调”），田源特别强调“不能降低绝大多数群众的生活水平”等四个约束条件。第二种意见主张“以放为主”。张维迎用“温度计”为比喻阐述其观点。第三种意见主张“调改结合”（或“调放结合”）。华生、何家成、张少杰、高梁等提出 “因势利导，外改内调”；“步骤：先改后调，改中有调”等。
（四）价格改革报告的形成及上报
莫干山会议结束后，由会议副秘书长徐景安总负责，每个组有一名代表参加，组成报告起草小组，留在杭州讨论起草会议报告，张维迎是成员之一。有关价格改革的专题报告由徐景安执笔撰写（加上他自己的考虑），题为《价格改革的两种思路》（注意：他归纳为两种思路）。即：（1）“调放结合，以调为主”；（2）“调放结合，先放后调”。并指出“在改革中可把‘调’与‘放’结合起来，能放的先放，能调的先调，互相促进、相辅而行。”并建议“先将供求基本平衡的机械、轻工、纺织的价格放开”。
以上内容详见《新中国经济学史纲》第14章，不赘述。有不当之处，盼提出，以便再版时修订。
三、新的历史条件下，国家整个体制如何进一步“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