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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碱业工人读书会出品
1.
今天是2035年5月22日。
每天早上，专利商标事务所的档案室译员K都要来到他办公的地下室，登陆自己的电子邮箱，下载收到的专利申请。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这些外国专利文件全都用西方语言写成，很多技术人员阅读起来有困难，故而需要像K这样通晓四五国外语的专利译员翻译成本国语言。
但技术人员根本不看他们翻译出来的东西，因为比原文还要难懂，有些简直就是在说胡话。经常有人怀疑，专利翻译们自己其实也看不懂他们翻的东西。但这一点没有人能够证明。
关于这种可怕的翻译为何会存在，很多人都提出过不同的猜测。有些领导同志认为是因为专利问题经常引发纠纷，文字上模棱两可一些在法庭上比较好办，至少体现了专商局的中立性；有些阴谋论者则认为这是技术间谍工作的一部分，因为这种译文就连原发明人都认不出来是出自自己之手，祖国可以直接拿来说是自主研发；当然，更多的人都认为，这种翻译方式只是传统而已，没什么道理好讲。
任何机关里都有很多传统，如果你不懂得遵守传统，那从一开始你就不应该来机关单位上班。
K对这些看法都不以为然。和其他很多专利翻译一样，他认为，正是因为他们能把专利文件翻译得如此晦涩，“专利翻译”这一行才会被看作一种专门技术，他们这些人才能靠外语过上眼前这种中产阶级的生活。
众所周知，翻译出谁都能看懂的东西毫无难度，只要会上几门语言就可以了，而会外语的人现在多得很，长途汽车站附近就总能看见很多衣衫褴褛的家伙，衣服前面挂的牌子上写着“口译/笔译/少儿启蒙/英日法德”等等技能，表示自己全都能来。如果专利翻译们非要把专利文件翻译成正常的人类语言的话，那他们早就跟这些家伙一样了。
一想到这件事，K的头皮就会开始抽搐。对这份工作带来的稳定收入，他不可谓不珍惜，但每次想到自己的工作内容，他还是难免会悲从中来。K已经很久没见过像样的专利申请了。
自从西方进入“大停滞”以后，各个产业的创新发明都乏善可陈。K早已发现，这几年来他从正式渠道接手的专利都是前两年申请的，最新不超过去年，而且专利内容全都似曾相识。他有时甚至觉得西方国家在技术领域已经彻底“停转”了（虽然他也不知道是怎么个停转法），上级只是为了避免译员们失业后上街游行才不断把过期的文件发给他们重译。但他也知道这种想法不可能对。上级才不在乎他们游行不游行呢。
曾经有一段时间，K以为，自己之所以只能翻译那些无聊透顶的老专利，都是因为自己在单位里的糟糕处境。几年前，他曾经是生化-机械翻译处的一员，时不时地就能碰到令人拍案叫绝的技术发明，但那时候他不知道这些东西的可贵，竟然妄图把它们翻译成准确、通顺的本国语言，好让国内的技术人员放心使用。
可想而知，这犯了专商所的大忌。如果你水平低能力差，那只不过是业务能力的问题，但要超越诘屈聱牙的专利文件传统文体，那就是危害同僚集体安全的政治问题，每个人听说这种事以后，都会立刻想到自己挂着牌子站在过街天桥下的景象。由此开始，K在单位的处境便每况愈下。
雪上加霜的是，就在五年前的一天，国家对互联网的监管力度突然急剧升高，K常用的西方搜索引擎全都上不去了。这对他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因为他每天都需要大量查阅最新的海外信息，以确保自己对新专利的理解不出现问题。为了继续使用搜索引擎，他穷尽了各种以往惯用的翻墙技术，结果都如螳臂当车般无济于事。
可想而知，同事们对此无不喜闻乐见，每当在茶水间遇到，一定要问他上去了吗、没上去那你怎么干活呀之类的问题。这搞得K越发恼火，进而也更较劲了起来。他甚至把日常的翻译工作都丢在了一边，把心思全花在了突破网络封锁上，结果屡次严重拖稿，还因为技术不精、接连造成全所断网而跟单位网管发生了冲突。
从此以后，K的工位便不断遭到调整，从窗边一路被换到厕所隔壁，最后竟让他暂时在吸烟处办公，直到他当众发作哮喘才作罢。为了避免被直接开除，K主动提出调职到位处地下室的档案室工作，并得到了批准。
奇怪的是，在他去地下室上班后不久，领导又专程来找他谈了一次，要求他继续参与专利翻译，还特意暗示他说，不要放弃使用西方搜索引擎和翻译软件，并“尽量核实并提高专利文件的准确性”。这让K大感意外。他甚至想起了小时候读过的《城堡》。如果土地测量员能进到城堡里面，大概也会碰到类似的遭遇。K自己这么觉得。
不管怎样，从那以后，K在周围人眼中的形象又摇身一变，成为了地下室诸同僚中最受大家尊敬的人。这不光是因为领导御驾亲访，而且还因为他每天都有翻译工作要做。
这里的其他人什么工作都没有，每天上班就像是在监狱里参加政治学习一样无所事事，单位还规定他们工作时间不许上外网，结果把他们都逼成了贪食蛇高手，每把都能占满全屏。所以大家看到K整天在电脑前忙活，甚至还能以查资料为由登录境外网站，便一致认为他是全档案室最受上级领导器重的员工。至于在这种地方受器重能有什么好处就不得而知了。
抱着试试看的心理，K还向领导提交过申请，要求购买几种付费的反屏蔽工具和翻译软件，结果竟得到了批准。他就这样试遍了市面上所有的反屏蔽工具。不知是这些工具管用还是国家又放松了监管，那些被屏蔽的网站又陆陆续续地能上了。
不过，也正是从他来到地下室以后，日常的翻译任务才变得千篇一律了起来。K一度认为他已不受信任，所以没有资格接触西方的先进文明成果，只能翻译这些老掉牙的玩意儿。
但偶尔回机械-生化翻译处办事的时候，他惊讶地发现，曾经忙碌不堪的同事现在也都没精打采，不但翻译的东西和他差不多，而且个个悠闲至极，纷纷利用工作时间开网店、打线上德州扑克或者跟新来的女实习生聊脏儿，而领导们不但不闻不问，自己也在到处接私活儿挣外快——他们跟更上级的领导关系很近，靠特殊渠道能弄到一些稀有的、甚至可以说是“真”的专利。
大家多少都知道，在眼下这个倒霉年头，领导们全靠倒卖这些专利才能养家糊口。
后来，K便开始翻译这样的专利，虽然不知道派活给他的具体是谁。这种专利文件总是装在天蓝色的文件夹里，一大早便出现在他的办公桌上，而且还附有一本上世纪八十年代印刷的、纸张已经发黄发脆的专商所专用稿纸。很显然，这种私活性质的东西不能通过电子邮件发送。
这种文件夹上也从不注明来路和去向，每到预定的返回时间，就有人打电话告诉他，把翻译完的文件放在什么什么地方——有时是夹在某份案卷里归档，有时是放到指定处室的指定文件堆里，最奇怪的一次是让他用密封袋包好，放进指定公共厕所的指定水箱里。
一开始，这种工作让他颇感兴奋和神秘，但他很快就发现，所谓的稀有专利通常也只是日期比普通的专利更“新”一些，就其内容来说也并无让人耳目一新之处。他觉得，派活儿的领导大概不是间谍片看多了，就是在性癖好上有某种非同寻常之处。
院里早有传闻，说某位曾多年从事专利翻译工作的副所长最喜欢看着译稿扛管儿，越晦涩越不堪入目的就越能促进性欲。也许另有领导喜欢看间谍片扛管儿也未可知。。
每次这样的工作完成后，K的抽屉里都会出现一笔数目可疑的现金，可想而知是从事专利倒卖工作的领导分给他的。
K自己也知道，对这种事应该守口如瓶。他对此虽然持欢迎态度，但也不全是为了这个而参与此种地下活动的。这种私活最让他高兴的地方在于，他终于可以在翻译工作中追求准确性和可读性了。
很明显，正是为了这一点，领导才选中了他来从事这种私活儿翻译，并默许甚至鼓励他使用西方的翻译软件。此外，他也希望，这位身份神秘的领导终有一天会送来一份真正有趣的专利文件。
今天早上，K的办公桌上就放着一份天蓝色的文件夹：“3520字。5月22日返回”
2
每天早上，随着练剑和跑圈的老年人陆续出现，公园里都会逐渐嘈杂起来。每到这种时候，科学家就会慢慢地走出灌木丛，摘掉身上的树叶和杂草，把自制的吉利服塞进黑色的背包里，然后从树丛中推出一辆斑驳的自行车。
上车前，他还会先蹲下环顾四周，假装是在检查车胎。确定周围没有人监视以后，才上车向中关村东路骑去。
今天是5月22日。科学家看了看手表，准备骑上车回实验室睡觉。这是他还算规律的生活习惯。在单位里，无论是同事还是新来的研究生，都早已对他夜不归宿且大白天在实验室睡觉的表现习以为常。
最开始的时候，年轻的研究生之间还有些猥亵的流言，不久就连流言都没有了。原因之一在于，在他上班的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里，他多年来都是年龄最大、工作时间最长的助理研究员，并且每年都在刷新纪录。所以，他虽然不能凭级别在工作中争强好胜，却可以靠年龄在单位倚老卖老。
众所周知，在事业单位里做一个跟小伙子们平级的中老年人，很容易就能实现某种牛逼哄哄的生活方式。
当然，科学家并不是一入行就想过这种日子的。他一度甚至堪称前程似锦。仅仅五年前，他还是一个博士毕业不久的新任助理研究员，当时他的人工智能研究刚刚取得重大突破，在国际上也建立了初步的声望。
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关于AI和算法的论文接连发表在前沿的学术刊物上，国内的有关部门也对他表示了关注。在一次接见科研工作者的活动上，一位副总理向科学院领导提问“他怎么没来”，结果科学家在实验室里的地位直线上升，差点就被破格评教授了。所内一度传说，他的研究项目已经引起了最高层的关注，一旦有所突破，可能会被作为“两弹一星”级别的科技成果予以宣传和应用。
结果就在这时，国家突然加大了对网络的监管力度。不但以前用翻墙软件可以访问的国外网站变得完全无法登陆，而且连在线学术图书馆、数据库也都彻底无法访问了。
让科学家尤其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他甚至无法再通过任何手段联系到一直合作的外国实验室。整个西方世界在国内的网络上消失了，简直令人怀疑有人切断了海底电缆。除了信息隔绝之外，院里的设备也都是从国外进口的，结果无法刷新固件，实验数据拟合度极低，他关键性的论文都已经写完了，最终却因为缺乏数据支持而未能发表。
科学家还记得，在那段时期，他曾为了正常上网、恢复与西方科学界的联系而屡次到有关部门上访，要求让他的实验室跳过网络监管，结果大部分部门都不予理睬，个别好心的接待人员则告诉他“我们这儿也上不去”。在绝望之中，他还写过信给那位打听过他的副总理，想向他请求帮助，结果也石沉大海。
更出乎他意料的是，副总理一个半月后便因为贪污腐化和参与某种密谋而遭到逮捕。消息传到科学院后，科学家的精神几乎崩溃。
在家里干躺着的那几天里，科学家逐渐对这一切都有了自己的解释。他知道，没有人会相信他的说法，但他觉得这是唯一合理的解释：自己并不是突如其来的网络屏蔽的无辜受害者；恰恰相反，国家之所以采取如此强硬的屏蔽手段，所要打击的正是他和他的研究项目，其他国人都只是炮灰而已。他知道这种想法听起来很不正常，但国家又是为什么要在他马上取得突破时升级网络封锁系统呢？这其中的用心难道不是昭然若揭吗？
病愈后，他在单位里还发现了新的证据，那就是周围所有人都在躲着他。他也想过，这可能是因为副总理的倒台，大家都害怕靠近他会遭到株连。但很快他就意识到，副总理之所以会招来杀身之祸，根本原因就是对他的研究项目表示了过多的兴趣。毫无疑问，国家早就盯上了他。
更让科学家心神不宁的，是自从副总理倒台之后不久开始，所里最优秀的研究员纷纷都失踪了。据传说，他们是在上下班的路上遭到劫持的，还有骇人听闻的说法认为，他们是在坐地铁的时候被隧道中的黑衣人抓走的。
要命的是，这么说的人往往言之凿凿，而且都赌咒发誓说他们是亲眼看到的。可想而知，这些满口胡话的家伙全都进了公安部直属的一家精神病院，好在病情不重，稍微一电就纷纷痊愈了。不幸的是，新一波严打造谣传谣的运动恰在此时展开，这些人刚一出医院就直接被拉到看守所去了。
科学家甚至听过一种说法，说那些失踪的科学家都是自愿消失的。他们去了不存在的车站，在那里搭上了不存在的地铁，从此消失在地下的黑暗中。这种说法在科研圈子里如此流行，以至于大家提到新失踪的科研人员时都说他们“坐地铁”去了。
科学家对这种都市传说嗤之以鼻。他认为，这些消失的同行不是被安全部门秘密逮捕，就是主动投奔了国家机器，再不然就是逃出国了，但这种可能性很小，毕竟西方在我国网络封锁加强的同一时期就已进入了“大停滞”。
让科学家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他本人竟然不是失踪者中的一员——很显然，只有重要的科研人员才会被强迫失踪，而他之所以能逍遥法外，几乎肯定是因为自己在当局眼中无关紧要。
苦苦思索了几个月后，他终于明白了：国家其实一直都在盯着他，等到他的研究成果顺利完成，便立刻予以攫取，然后再悄悄把他处理掉。之所以要切断他的网络，就是为了避免他和外界、特别是西方科学界的接触，以便到时候让他消失得无声无息。科学界读本科的时候，也曾在宿舍室友的引导下阅读过一些西方名著，虽然印象都不很深刻了。如今，他总想起当年读到的卡夫卡小说中的角色，既不能决定自己的命运，又不能承受命运必然到来的后果。
这种想法彻底摧垮了他继续从事科研工作的勇气和决心。每时每刻，他都感到有人在看着他。路人，售货员，出租车司机，咖啡馆里在本子上乱写的人，甚至还有他女朋友在外面新认识的什么人，在他看来都是国家派来的监视者。他倒是没有怀疑过自己的女朋友和朋友。或者说，他尽了全力强迫自己不去怀疑，因为在他看来，这是自己精神并没有出问题的最大证据。
神经衰弱了一段时间后，科学家感到不能再这样活了。他停止了所有专业领域的研究，即使有了新一代的反屏蔽软件，他也不想再查阅任何西方的学术资料，也不想尝试和外国的实验室联系。他知道自己在国家面前几无还手之力，但还是决心要勉力一搏。
哪怕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他也希望自己刺儿能多点，就算卡不死对方，也要让人家吃得不那么痛快。为此他开始埋头进行反间谍和生存技能的拓展，很少回宿舍，每天在医院、车站、公园等公共场所过夜，且彻夜不眠，时刻保持警醒的状态。
在他近乎疯狂的猜疑和阴郁情绪中，跟他相好多年的女友也终于无法再继续忍受，含泪离开了他。这几年来，每次想到那位女友，科学家就要拼命想些其他的事情来转移注意力。
公园离实验室并不远，没过多久他就骑到了。屋里空空荡荡的，师长和师兄弟们想必都还在睡梦中，或者就是在食堂吃早饭。科学家把自行车推进杂物室里锁好。那是前女友留给他的纪念，他用得很厉害，但也很爱惜。查对了一遍实验室各项设备的状态后，他打开收音机，边听早间新闻边站在水槽边洗漱。和往常一样，电台里播放的都是些“我国北海舰队已开入濑户内海”之类的国际新闻，提不起他的任何兴趣。
3
RJ用纸巾抹了抹嘴，把杯中仅剩的一点咖啡一饮而尽。他之所以选择在外面的私营店铺而不是单位食堂吃早饭，最大的原因就是食堂的咖啡里根本没有咖啡，完全是用大麦做的。作为一个尚未对生活放弃要求的人，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说服自己喝下那样的咖啡。
走出早餐店后，RJ过马路前往马路对面的大院。进门的人都通常都要经过警卫室，让对方用仪器扫描出入证后方可进入。但RJ基本不从正门走。这个地方总是一副戒备森严的样子，加上门口又神秘兮兮地不挂任何门牌，结果所有路过的人都忍不住要打听一下，这里面到底是干什么的。久而久之，几乎所有常住在这座城市里的人们都知道了这里就是安全局的大院。
走到八处的办公室门口，RJ感到有点无法说服自己走进去。他今年已经三十五岁了，仍然在这样一间由职场失败者组成的科室里上班，而且在级别上跟其他失败者不相上下。除此之外，办公室里还在传出一种熟悉而缺乏规律的鼾声，多数时候几不可闻，偶尔则会爆发出一种巨响。
每次听到那声巨响，RJ都会想起年轻时看过的一出话剧中的台词：它穿过原野，毁灭桥梁，烧干河流……可想而知，任何第一次听到这种鼾声的人都会认为，打鼾者不是正好梦见自己窒息而死，就是真的正在窒息而死。但这种声音RJ已经听过无数次了。
RJ经常觉得，他对办公室里的一切已经麻木了。但他还是没能真正习惯这种声音。让他麻木却难以习惯的也不只是这种鼾声。他知道，此时此刻屋里的三位女同事正在讨论一位前同事刚出生不久的孩子，知道Dubake正躺在副处长办公桌旁的沙发上熟睡（鼾声就是他发出的），知道办公桌上放着新的命令和公文，和他以前收到的一样毫无意义。
但即便如此，RJ还是强打起精神，扶正鼻梁上黑色镜框的眼镜，推开门走进了办公室。而且他知道，他之所以要这样做，也仅仅是因为早晚都要这样做而已。
RJ还记得自己二十几岁时的样子。那时候的他也算是经历过各种波折：在学生时代，他虽然算不上是个时代弄潮儿，但也曾经在校园里饱受关注，甚至因为“追求西方堕落文化和美式生活方式”（具体事迹一言难尽）而遭到过批评。
RJ一度想到美国留学，却因为护照问题未能成行，最后却作为一名出色的英汉翻译，被阴差阳错地分配到一家安全部下属的西方文摘类杂志上班。令他大喜过望的是，这本杂志主要从境外媒体上选登文章，因而是一家不但可以名正言顺地收听敌台、而且还以转登敌台内容为己任的国内媒体。
不仅如此，甚至连杂志社的同事也都是一群对信息封锁深感不满的家伙，结果大家都经常在杂志中添油加醋，甚至散布各种唯恐天下不乱的消息，一旦搞出事来就找主管单位做靠山，最严重不过写份检查了事。
渐渐地，这本杂志竟然培养出了一批忠实的读者，每个月都收到一堆“终于找到组织了”的来信。他们也为此遭到了忌恨，有些老干部竟给上级单位打电话，不但质疑他们刊物的选稿标准，甚至还指责他们是披着喉舌外衣的裴多菲俱乐部。有安全部这样强势的后台，他们并不需要担忧这种批评，而且在私下场合竟然还自称起“裴多菲文摘”来了。
出乎他意料的是，随着西方国家在五年前进入“大停滞”，外国媒体的稿件质量每况愈下，经常差到令人难以置信的地步。RJ所在的刊物也因此而遭遇了绝境，连续几期都只能用时尚新闻、体育报道和编读往来来填充版面，甚至还有几次要重新刊印以前刊登过的文章，才得以避免开天窗的窘境。
如此半年后，连原本指责杂志自由主义倾向严重的老干部也来信破口大骂，批评他们内容乏味、令人不忍卒读。为了填充版面，RJ还在杂志上照登了这封来信，结果被上级勒令写了检查。杂志社终于面临倒闭。
与此同时，国内的政治局势也动荡了起来。就在大停滞开始后不久，政府中突然爆出了以某位国家级领导人、牵涉两位副总理、十一位中央委员的重大案件，结果各个国家机关都经历了大清洗般的人员调整，安全部自然首当其冲。各部门原有的职工下岗的下岗、砸碱的砸碱、失踪的失踪，一时间祖国的隐蔽战线工作几乎中断。
为了补齐编制，让青黄不接的情报工作能够勉强维持，安全部下属的各个单位的职工都被囫囵吞枣地吸收到了部里，连RJ这样和情报工作毫不沾边、甚至还很有异己分子嫌疑的末端人员都遭到了收编。
RJ 还记得，五年前被收编时，不但没有进行正式的登记手续，而且连最基本的情报工作培训都只是走了一遍过场。大家都很清楚，这样被收编绝非好事，所以大部分人都很快离职另谋出路了。然而RJ当时刚满30岁，在对安全部幸灾乐祸之余，竟觉得这是个“打入组织内部”的好机会，便成了少数留下来的人之一。
这一步踏错的后果可想而知。在收编RJ的首都国家安全局中，他所在的第八处堪称是重要性最低、前途最灰暗的一个部门。他非但没能如愿靠近权力中心，还要整天面对让他杀心四起的新同事。原本来说，安全局里一共就只有七个处，每个都有正式的名称和相应的分工，所谓八处是在那次大清洗和大收编后临时增加的，专门用来安置RJ这种的非专业人员。
成立一年之后，八处才有了“机动处”这样一个正式的名称，但其处境并没有因为起了名字而有所改观。直到今日，局里仍有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处的存在，连工资都是想起来才发。
出于安全考虑，局里的出入证每三个月就要换一次，但每次八处人员的出入证都要等到快失效时才办下来。久而久之，RJ干脆不再从正门出入，而是走单位用来在紧急情况下疏散人员的消防出口。在这样上了五年班之后，RJ经常感到自己像条被遗弃在家里的狗，已经很久没有见到主人了，却也没能因此得到自由。
办公室的另一头突然传来了巨大的鼾声，打断了RJ的思绪。从那令人寒毛倒竖的噪音来判断，打鼾者的悬雍垂应该已经肿大到了堵塞整个呼吸道的地步。RJ叹了口气，走到副处长办公桌旁边，推了推熟睡中的Dubake。
“你要不去处长那屋睡？他今天估计也不来上班。”
“不用不用，”Dubake揉着眼睛坐起了身，肥胖的身体在沙发上扭动得很是艰难，“咱们收拾收拾该出发了。哥德尔每天只睡两个小时，这会儿应该已经起了。”
RJ叹了口气。Dubake是他以前在文摘杂志的同事，比他大十几岁，现在已经快到知天命的年龄了。在杂志社时，他是编辑部主任，因此收编以后就被任命为八处的副处长。在这之前，此人曾经烟不离口，每天至少要抽两包环保白沙，终于四十多岁就得了肺气肿和心脏病，在医生“要命还是要烟”的恐吓下放弃了吸烟。
戒烟以后，Dubake的举止开始叵测起来。一开始，他每天随身带着一根吸管，每隔二十分钟就叼在嘴里深呼吸一番。然后他又开始丧心病狂地买打火机，而且经常走着走着路就停下来自我检查，确认打火机还在才能继续前进。如果在第一个兜里没有摸到，就会整个人都陷入极度的恐慌之中，最后不得不在每个衣服兜里都缝上一个打火机才算罢休。
一两年后，随着戒烟工作的进一步深入，Dubake的行为更是进入了无法用常理解释的领域。年轻时离过一次婚的他完全放弃了结交新欢的打算，对同事好心介绍给他的单身中年妇女爱答不理，反而迷上了养小白鼠，每天放在衣服兜里爱护有加。
近五年来，他先后养了共有半打小白鼠，每一只的名字都叫荻格力兹。每次小白鼠失踪或者死掉，Dubake就会进入一种奇妙的状态，不但面色铁青全身颤抖，而且呼吸急促得像是即将发作的哮喘病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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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长了以后，每当八处有新同事报道，老员工都要早早提醒：听说小白鼠死了赶紧收拾东西下班，千万不要跟副处长正面冲突，留神弄得“跟那地铁安检员一样”。久而久之，很多人都不知道“那地铁安检员”到底出了什么事，但每个人都很希望同样的事情别发生在自己身上。
RJ看着Dubake缓缓地站起身来，用脸盆里的水润湿毛巾然后敷在脸上。估计要等他这样折腾半个小时才能出门吧，RJ这样想道。他走到自己的工位前，拿出抽屉中的握力器，准备开始他并不规律的健身活动。这时他突然看见桌子上当天的报纸：本报讯，我国北海舰队已开入濑户内海……
RJ感到一阵晕眩。
4
K打开天蓝色的文件夹，翻了翻里面的专利文件，立刻就感到这是一项极为艰难的工作。这份专利的申请时间是在5年前，但通过审核却在今年年初，而且内容完全陌生，根本不属于他翻译过的任何领域。申请人也不是个人，而是一家他闻所未闻的公司，注册地点在伯尔尼。所有这些信息都不能给他带来任何有价值的线索。
K合上文件夹，打开电脑查阅欧洲专利局的网站，结果和以前一样，网速慢到无法搜索任何信息。靠自己的力量是不可能成功翻译这份专利了，他想。
K打开反屏蔽程序，登陆自己的个人邮箱，发现没有收到任何新邮件，甚至连推销阴茎增大药物的广告都没有。大概连垃圾邮件作者都嫌弃专商局的地下室吧。
他开始给朋友写求助邮件。
To: [email protected]
Subject:?
能帮我在欧专局的的数据库里查一下这个吗？
K输入了欧专局的链接和专利号，点击了发送，然后默默地看着邮箱的反应。所里的网络极慢，再加上需要运行反屏蔽程序，一直等了三分钟这封简短的邮件才成功发送出去。K退出了邮箱，开始思考自己下一步的打算。
天蓝色的文件袋上写着“5月22日返回”，这意味着他今天就要完成这份翻译。他不知道PunkSulk会在什么时候回复他的邮件，而且也没有其他途径可以联系她。自从回国以后，她在社交网络上的页面就再也没有更新过，过去的电话也停机了，以至于K一度怀疑她其实还在美国。百思不得其解之下，他一度以为PunkSulk的消失是因为网络封锁，还给她寄去了一堆反封锁工具。
最后，K想起他曾经收到过她很久以前寄来的明信片，便顺着地址去找她，结果没能找到。她要么是不在家要么是不想开门，总之他没能见到她，只好在门口放了一袋草莓。
那天晚上，K收到了PunkSulk的邮件，内容只有一句话：Thanks for the strawberries.
K冥思苦想了一晚，写了无数封回信的草稿，怎么写都觉得充满不得体之处。最后他只好回复道：Strawberryfields Forever. 发送成功的提示音刚一响起，他便又觉得这句话异常装逼，羞愧得差点连人带椅子翻倒在地上。
不管怎样，他总算还是和PunkSulk重新建立起了联系。一方面，他猜测对方可能不希望见到她，所以始终提不起勇气再去找她，也感到不应提出见面的请求；另一方面，她也从来没有忽略过他寄来的邮件。他和她之间就这样维持着命悬一线的联系。
K站起身来，用地下室里的咖啡机给自己煮了一杯咖啡，回到座位上慢慢喝掉。他又看了几段专利文书的内容，越看越觉得奇怪。这里面的东西未免也太闻所未闻了，充满了他从未见过的长词，明显是科学界在最近几十年甚至几年内新造出来的。他放下杯子，重新登录了一遍邮箱，没有来信。
K有点焦虑起来。他越想越觉得不能在PunkSulk这一棵树上吊死。虽然她一直都回复他发来的邮件，但回复速度堪称参差多态，短则一小时长则两星期，如果赶上后一种情况，他将无法按时完成翻译任务。
K用反屏蔽的工具登陆了国外的搜索引擎，开始搜索专利文件中提到的各种专有名词。正如他所担忧的那样，很多名词就连在国外的网站上也搜索不到。两三个小时过去了，文件中的很多段落对他而言仍然不知所云。
K决定向另一个朋友求助。那个朋友常年从事科研工作，而且K隐约觉得，这份文件所涉及的正是他所在的领域，虽然他明显有点精神异常的倾向，但在专业方面应该还算是过硬的。
想来想去，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此人能帮上忙的概率也许比PunkSulk还要大。说到底，或许从一开始K他就应该向这位朋友求助，之所以给PunkSulk发邮件只是想找机会跟她说话罢了。K越想越觉得自己的行径极为不堪。
在手机里找到那个号码后，K拨通了电话，响过五声之后便放下听筒。他转头瞄了一眼四周的同事，觉得自己一定像个精神病，不禁叹了口气。这种步骤都是那个朋友要求的。只要联系，他就要拨通那个人的电话，响五声之后挂机，否则那个人不但这次不会回复，而且可能以后都不会再搭理他了。
K假装若无其事地看着电脑屏幕，等待电话铃声响起。他能感觉到同事们的目光都落在了他的身上。对他们来说，打电话响五声就挂这种事简直是在间谍电影中才能看到的场面。在大家心目中，K有路子有活干的高大形象多半又得到了新一轮的巩固。
K边想着这些令人毛骨悚然的事情，边假装点开并阅读屏幕上乱七八糟的网页，拼命地转移着注意力。15分钟后电话终于响了。
“喂？哪位？”K说完便感到毫无必要。
“说。”对方的声音极为急促，就像要避免被人听出身份一样。
“你能不能帮我看个东西？”K问道。
“什么。”对方的语速快得像被压缩过一样。
“我也不知道……从来没见过这种东西。”和之前几次一样，对方这种故作简练的说话方式总是让K觉得有点好笑，以至于自己都有点不知该怎么接了。
“老地方。”电话嘭的一声被挂断了。
K有点哭笑不得。他根本不知道所谓的老地方指的是哪里，他们之间从来没约定过这样的地方。他摇了摇头，把专利文件塞进外套口袋里，走出了办公室。
5
科学家放下电话听筒，拿出手机删掉刚才的来电记录，转身走出了街边的公用电话亭。他仔细回想了一遍自己刚说的话，觉得不至于暴露身份和行踪，便放心地向远处走去。
现在时间还早。那个家伙要从专商局赶到这边，大约还需要一个半小时。科学家觉得没有必要着急回科学院，可以先在外面找点东西当早饭吃。他便沿着自动化所东侧的道路散起步来。
这条路上拥挤不堪。到处都是胡乱行驶的三轮摩托车，路边还有大大小小的脏水坑和桌球台。光着膀子的年轻工人们用嘴角叼着烟在打桌球，等到工休时间结束就要会回到一条街以外的网络公司里去上班。
科学家还记得那些公司以前的样子。在他还在上学、梦想成为科学家的时候，它们曾经是我国最大的几家门户网站的办公楼，附近都是漂亮清洁的房子和干净体面的白领上班族。结果随着最后一轮互联网泡沫的破灭，那些曾经名震世界的大公司全都被迫搬到了北六环外。又过了几年，西方进入了“大停滞”，眼前这片区域也随之衰落得极为不堪。这些公司也就又搬回了这里，只是不再拥有当年富丽堂皇的办公场所了。
在一家以经营网游业务闻名的门户网站公司楼下，曾经的外资银行、高档餐厅已经变成了沙县小吃、一员元店和小发廊。他走进小饭馆，点了碗桂林米粉，找了个能看到街上情况的位置坐下。看着窗外熙熙攘攘的城乡结合部景象，科学家觉得这里实在太像北戴河了，甚至连隔壁桌的外国人说的都是俄语和波斯语。等了两分钟米粉后，他感到自己的脑袋不可遏制地疼了起来。
今天又只睡了两个小时，他懊恼地想到。由于昨夜在公园里没有发现任何值得一提的异动，他本以为今天是个可以放心睡到中午的日子。被手机铃声吵醒后，他本打算置之不理倒头便睡，但看到显示的来电号码后，他又翻身爬了起来。
科学家是在三年前第一次碰到那个专利译员的。当时他已经不再满足于自制反间谍器材了，而是开始在实验室自制各种攻击性极强的物品，有些甚至是被联合国禁止在战场上使用的，准备在时机合适时用来与某种势力同归于尽。
可想而知，这类玩意儿的相关技术文献非常难找，既要绕过网络封锁还要避免被侦查到关键字。不过，凭借着科学院助理研究员的身份，科学家还是得以在专商局档案处查阅各种非公开专利的说明书。有那么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要在专商局的地下室里呆上整整一下午。
科学家还记得在那个下午，他在地下室里申请调阅一份引爆装置专利的场面。那个叫K的档案室值班员接过他的申请表，看了看上面的工作单位，便问他，自动化领域现在的进展如何，为什么翻译软件直到现在还是那么原始。
科学家已经很久没有和任何人谈论过专业问题了，那天竟一时兴起，信口胡扯了半天识别和模式建立的问题。等到他察觉到自己在滔滔不绝时，K已经在问他在语料库无限大或趋近无限大时、翻译软件是否能完全实现巴别塔功能的问题了。
“数据不足，无法回答。”科学家毫不犹豫地拒绝了这个问题。
“这么说起来，您调这个专利……是要做什么东西吗？”
科学家立刻觉得自己被盯上了。果然连续出入专商局是不明智的，国家机器已经察觉了他的企图，这个瘦削的档案室值班员就是他们专为他潜伏的卧底。他都已经开始考虑要杀死这个值班员了。
“如果您……做了的话，能不能卖给我一点？”对方又说。
科学家开始观察这间档案室的地形和环境。此前半年里，他按照网络上找到的资料自我训练过一些搏斗和格杀方面的技巧，但毕竟不曾亲自动手杀人。这时他忽然看到值班员的桌子上摆着一本《卡夫卡日记》，而且已经看了一半。
“你要……干什么？”科学家问。
“我要炸巴别塔。”值班员有点漫不经心地说。
科学家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相信了值班员。他确实可能是因为两人都同为卡夫卡读者才相信了K。当然，他从来没告诉过后者这件事，因为不想为了这个被当成精神病患者。但他的信任实际上也没有比这更正常的理由。
服务员把米粉放在了他面前的桌上。科学家看了看碗里的东西，摇摇头拿起了筷子。
6
RJ把车开到安全部门口，看着Dubake从大院里憨态可掬地跑出来。这次监视任务已经持续了一个多月了，哥德尔今天会干什么，RJ心里多少也有所预期。
监视也算是他的老本行了。在安全局八处上班这四年多来，RJ和Dubake一起奉命跟踪过不下一百个人。让他颇感失望的是，他们的几乎每一个跟踪对象都毫无调查价值可言。不只是他们，整个八处的主要工作就是监视那些冷门、生僻的对象，比如出国未遂的学者、评职称失败的研究员，以及新近归国的海外人员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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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收编没多久，RJ就发现，他们的跟踪对象都是些正常上下班的普通人。这些出不了站的博士后、转不了正的助理研究员和评不上职称的副教授能对社会有什么危害呢？他们中间甚至连个搞爆炸化学出身的都没有。RJ对此深感懊恼。
而且，这些无聊的监视任务不但让RJ怀疑自己工作的价值，而且也让他有点怀疑自己之前的人生：那些真正的反革命分子、裴多菲文摘的老读者们现在都跑到哪儿去了？怎么会消失得这样音讯全无？难道反对派已经完全不存在了、以至于他这样的调查人员只能去跟踪些生活失意的倒霉鬼了？
当然，RJ心里也明白，上级会把这些调查对象分配给八处去监视，本身就说明他们毫无重要性可言。如果让八处这些毫无战斗力的家伙出去调查真正的危险分子，那整个处室现在可能都已经殉职得差不多了。
在整个八处，唯一真正接受过特工训练的就是处长，但处长又很少来上班，一个月大约只来一两次。对那个寡言少语、戴茶色眼镜、随身总携带有一壶热水的中年人，RJ几乎一无所知。他只在安全部的食堂里听隔壁桌的人说过，处长本来是四处的调查员，因为在审讯嫌犯时多次犯有严重错误，被发配到八处当处长等退休。
但RJ对此有点难以置信。众所周知，安全局的人在审讯中几乎无所不用其极，各种手段都算不上是过火，不太可能会有人因为使用酷刑而遭到处分。倒是他曾听另一些人提到过，处长原来在四处时，曾经被当时的四处处长当着所有人都面儿严厉批评。虽然对具体问题语焉不详，当那位处长当时曾明确要求过他“把生活和工作区分开”。
RJ所知道的，是这位处长的生活极为消沉。每次交给他的监视报告，他们都要等很久才能得到批复，而且一共也只有“继续监视”或“终止监视”这两种格式。这种简单到漫不经心的反馈，也曾让RJ对自己每天工作的意义充满绝望。
他有时觉得处长的心态也许和他近似。他就是太不能把生活和工作分开了。刚来到安全局上班时，他曾一度以为，自己可以在上班时间当特务、下班以后继续自己原有的生活方式，以此实现一种近乎双面间谍的生活方式。但不久以后，他就发现自己每天下班后都会在家里发呆好几个小时，而相比于这种空洞至极的业余生活，工作中的自己竟反而要真实得多。
RJ打开车门，让Dubake爬到副驾驶的座位上，然后发动引擎。他们之间早已经熟到不需要互相问候的地步了。这几年来，他们几乎每一次任务都是在一起执行的。对于这份工作的种种不堪之处，两个人早已心照不宣。
回想当初，刚入职半年多的时候，RJ还曾经想试探一下，看看处长是否真的在意他们的工作，于是他便在报告中胡写道：“22时45分，目标邀请邻居来家里玩游戏（PS7)，待邻居进屋后将其勒死分尸。”
两个月后，处长作出批示：“继续监视。”
绝望之余，RJ一度甚至想到要杀死监视对象，然后继续捏造报告。Dubake则认为根本没有行凶的必要，而且也不需要再去监视，直接在报告里胡说八道就可以了。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们充分发挥了当编辑时练就的本领，制作了若干套写报告的模板，像万花筒一样随时通过排练组合来制造出颇具真实感的监视报告。
每当有新任务时，他们就去跟踪一两次，大体了解一下对象的习性，然后用现成的模板随机生成报告交差。可想而知，这种工作用不了多少时间就能完成，所以大部分的时间里，RJ和Dubake都在台球厅、足底按摩店和酒吧过着虚无而堪称平静的生活。
现在回想起来，他对所有这些被跟踪的对象都充满了愤恨。他恨他们上班下班的生活，恨他们对祖国的毫无威胁，也恨他们竟和自己一样，在沉默和空虚中静静地虚度着光阴。之所以谎报跟踪对象杀人，跟他的这种情绪也不无关系，他想在报告中把他们全写成十恶不赦的罪犯，将每一个无辜的人全都送进监狱，让他们为自己的无辜付出代价。
心情特别坏的时候，他隐约也知道，自己这些可怕的想法，多半都是因为他在那些人身上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他知道，如果安全局派特务来跟踪他的话，所能获取的情况跟他从那些人身上获取的应该也相差不远。一想到这一点，他就感到怒不可遏。
如果可以的话，他恨不能对所有无辜的人们都刑讯逼供，让每一个温顺无害的人都尸骨无存，把外面的世界留给那些敢于和国家对抗的人，让裴多菲文摘的读者们接管这些笨蛋所拥有的一切。如果炸毁自己单位的大楼能实现这一切的话，他简直想不到任何理由不去这样做。
但RJ也只是在心里想想罢了。这个事实让他尤其觉得恼怒。但他又觉得，自己之所以没有做这些事情，并不全是因为他自己的怯懦。以前，他的无所作为是因为他心里还有一个念想，现在则是因为他的所有念想都已经彻底烟消云散。
他还记得自己年轻时对美国的梦想和期待，尽管其中那种幻想般的狂热在裴多菲文摘时期便已渐渐消退，但他还是相信那个国家的生活一定有某种不同凡响、多彩多姿之处。哪怕不是天国也是人间，总之不会像自己所在的地方这样不堪。
当然，随着大停滞的开始，RJ也见到了国内媒体铺天盖地宣传“西方经济模式走进死胡同”的场面，有些特别左的报刊甚至直接高喊资本主义的末日已经来到了，RJ的一个插画师朋友还受雇绘制了一幅“无产者挣脱锁链”的漫画，从侧面反映祖国即将成为全球霸主的宏伟前景。
但RJ通过他从业多年的嗅觉，立刻认定这意味着祖国的经济状况出现了问题，正是为了平息民间的怨气，才在媒体上展开了新一轮唱衰西方的老调重弹。但事情很快就超出了他的预期。
RJ在电视和网络上看到了许多令他震惊的画面。大面积的工厂停电，高耸的华尔街建筑物在废弃中长出野草，纽约证券交易所上不断刷出全盘跌停的惨象。在曾经传播祖国政治谣言的地下论坛里，不断有人爆出投资到祖国的外企被国企回购的传闻，而且不久后便在严肃媒体上得到了证实。
每天面对着这些新闻，RJ开始有点坐不住了。他想去美国看看，亲眼见证一下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但自从到安全系统上班后，他的护照都已经被上级收走了，到美国旅游甚至逃出铁幕的希望趋近于零。
也因为此，加上国内互联网与国际互联网被彻底切断，RJ暂时还可以认为西方并未衰落，美利坚合众国仍然是人类的希望与未来。他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是祖国宣传部门制造的假象，反映的恰恰是祖国已经日薄西山的现实。
他的幻想在去年被彻底击垮了。当时，RJ和Dubake突然接到命令，让他们跟踪监视一名赴美旅行的归国留学生。这让RJ既喜出望外又夜不能寐，甚至连整个八处都跟着兴奋了几天，毕竟这是八处职工第一次出境到敌区执行任务，意义不可小视。
不过，从RJ个人来说，他虽然高兴于这种出国旅行甚至跳机逃跑的机会，但同时又像个即将面对化验结果的疑似绝症患者一样，对自己可能看到的景象惶恐不安。也许美国真的已经衰落了，高盛和摩根史坦利的楼梯间里已长出了树木。在等待出国执行任务的那一个月里，这种场面的可能性让他倍感焦虑。
事实上，恐怖的感受比他预期的还要早来。他从上飞机便感觉到了不正常的气氛。飞机上的美国游客都在睡觉或看书，其表现并没有明显的异常之处，但RJ一看到他们的样子就觉得毛骨悚然，简直有种在梦里看恐怖电影般的怪异感觉。他问同行的Dubake有没有相似的感觉，但后者只是指了指前排座位上他们的监视对象。“管那么多干嘛，”Dubake说，“只要她没跑就行。”
RJ觉得这不是Dubake的真心话。在机场办手续登机时，小白鼠荻格力兹被海关拒之门外，而Dubake竟然表现出了配合的态度，并主动将小白鼠交给来送机的单位同事保管。这种堪称神智正常的举动出乎了所有人的预料，以至于那位极怕老鼠的女同事竟然在震惊中收下了它，走之前更是忘记了要祝他们一路顺风。
RJ的震惊程度还在女同事之上，他毕竟是地铁安检员事件的目击者。在海关人员说出“您的宠物不能登机”时，RJ已经做好了拦腰抱住Dubake以阻止他袭击对方的准备。但Dubake居然很痛快地接受了。RJ不禁觉得，这位令全办公室忧心忡忡的副处长其实并未精神错乱，至少在小白鼠和美国之间，他还能够做出正常而理性的选择。
到了美国以后，RJ那种毛骨悚然的感觉变得更加强烈，以至于他整天处在一种头晕目眩的感觉中，几乎无法执行跟踪女留学生的任务。更要命的是他完全无法用正常的方式解释这种感觉。街上的美国人就像他读到的那样快乐而友好，陌生人会向他致以微笑，路边摆摊卖货的小伙子看上去也强壮而友好。没有人对他们表示出种族歧视，也没有人表现出那种萧条国家居民特有的不知所措。仿佛所有社会成员都在优雅而完美地扮演自己的角色。
RJ就是在想到这个词以后才突然明白过来的。扮演角色。到美国后的这几天里，他一直感受到的，正是那种仿佛置身于《走遍美国》之类英语教学节目之中的惶恐感。他所遇到的每一个美国人，无论是公务员还是平民，都像电子游戏的NPC、或者电视剧剧本里没有自己故事线的配角一样保持着某种设定好的情绪和状态，对每个玩家都报以熟练而毫无内容的热情和友善。
这令他几乎作呕。他甚至能感到，身旁的Dubake其实也在强装镇定，内心深处和他一样濒临崩溃。但他也实在无法开口去问个清楚。
RJ知道自己的感受不可能是正确的。即使在大停滞后，纽约也还有几千万的居民，不可能都是还魂尸一类的东西。他也许是在多年的祖国教育中受到了太多的毒害，以至于对真正的正常社会无法适应。每天早上起床时，RJ都想要强迫自己接受这样的结论。
他毕竟亲眼看到了，尽管华尔街确实像网络上展现的一样萧条，但美国人民并未因此而消沉败落。重建在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社会中最宝贵的社区精神仍然坚不可摧。美国还是他梦想中的美国，只是他可能因为自身的文化背景而要学着去融入而已。
但每到深夜，躺在黑暗的旅馆房间里，他实在无法不认清现实：眼前的美国令他作呕；在这样的社会中他根本无法正常生活；在美国这段时间里，唯一令他感到心情舒适的是他们的监视对象。只有在那个举止也算优雅、但却充满活人气息的同胞女青年身上，他才会感到自己所在的世界仍然真实。
回国后，RJ一度万念俱灰。他完全进入了低耗能状态，像幽魂一样缓慢地在护城河边游荡，每一天他都用超过一半的时间睡觉，只有在饿极了的时候才凭着本能去摄入一些食物。现在回想起来，他对那段时期不但没什么实在的记忆，甚至连自己那样生活了几天、几周还是几个月都难以说清。一直到有一天，Dubake跑到家里来找他，问他要不要养猫。
“为什么要养猫？”
“逮老鼠。荻格力兹跑了。”
RJ楞了几秒才反应过来荻格力兹是谁。他叹了口气，突然觉出来自己是个活人，仍有必要像个活人一样生活下去。之后的半分钟里，他想到了好多的事情，多到他觉得颅骨内部有些发紧。
他想到了美国那几天，想到了出发赴美那天荻格力兹三世被海关阻挡，想到了一年前和Dubake一起坐地铁，安检员想阻止Dubake口袋中的小白鼠进站，结果双方发生推搡，荻格力兹二世在肢体冲突中伤重死亡。
他想到了Dubake拖着那名安检员的头发走到扶梯前，然后把他面朝下按在了扶梯口上的骇人画面。
RJ还想到，那天晚上八处处长去派出所领人时，本来是想训斥Dubake几句的。就算是安全局的人，也不能在公共场合这样无法无天。但他看到Dubake的表情以后也是什么都没敢说。那之后，地铁安检员的不幸遭遇便在安全局大院里不胫而走。
此外RJ还想到，那个答应照顾荻格力兹三世的女同事其实非常怕老鼠。前年的一天早上，她走进办公室时，荻格力兹二世正好在她面前一晃而过，结果她连着好几周把这段恐怖经历挂在嘴边，还经常嘀咕些办公室不能饲养宠物之类的言论，直到Dubake有天早上从包里掏出一把射钉枪放在办公桌上并盯着她看了一天才算罢休。
所以RJ一点儿都不相信荻格力兹三世是自己跑丢的，但他没有跟Dubake说。而且，为了防止Dubake自己想到这件事，似乎他自己每天毫无意义的上班活动也有了某种必要性。
RJ就这样回到了单位，撰写了一份女留学生的监视报告：“……未发现目标有异常行为举止。监视结束。”
大约一个月后，处长批复道：“终止监视。”
然后便是一连串新的任务。出于某种RJ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原因，他和Dubake又重新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监视，而不再在流连娱乐场所后根据模板伪造报告。
这一年来，他和Dubake每天尾随着退休教授去集市买菜，偷看大学助教和本科生在宾馆偷情，还陪着一位实验不顺利就跑到电影院呆一整天的研究生看了几十场国产电影。
他们之间的交流越来越少，有时在一起跟踪目标一整天连一句话都都不说。RJ经常觉得要出什么大事儿，虽然他也对此越来越无所谓。他一度甚至觉得自己是死是活都不那么有所谓了。对他来说，每一天生活的主要内容就是跟在对象的后面，对象停止移动时就看看报纸，只要是本市能买到的报纸，他几乎全要从头到尾看上一遍。
每一天，RJ都在报纸上看到祖国征服各种地区的报道。大停滞开始后不久，祖国先是托管和占领了一些美国保护下的中小邻国，仿佛当时上面也不敢确定美国是不是真的玩儿完了，打算先从末梢国家打起，测试一下美国会有什么反应。几年过去了，美国真的毫无反应，祖国的胆子便越发大了起来。
今天祖国已经占领了濑户内海。RJ毫不怀疑消息的真实性。日本完全落入祖国之手大概也只是个时间问题了。RJ想，如果这件事发生在他刚从美国回来的那段时间，也许当场就会要了他的命。但他现在只是有点难过而已。
这都要感谢哥德尔。一个月前，一个科学家被列在了八处的监视名单上。为了打发无聊和记忆方便，Dubake随手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哥德尔。和其他那些正常得让跟踪者哈欠连天的对象不同，这个家伙神出鬼没的行踪简直让他们着迷。RJ甚至一度认为，他和Dubake也许真的遇到了一个有价值的目标。
但跟踪了半个多月以后，RJ也发现，此人除了疑神疑鬼和夜不归宿以外也并无蹊跷之处，对国家形不成什么威胁——诚然，他的行为不可谓不诡异，但也没有诡异到毫无逻辑和规律的地步。迄今为止，这家伙并未超出阴谋论者和受迫害妄想狂的范畴。
当然，即使是这样一个阴谋论者，也已经让RJ大喜过望。长期以来，他生活中遇到的都是些对现实即使有所不满也能轻易地自我蒙混过关的家伙。现在，眼前竟有一个人对国家充满了警惕。即使这种警惕毫无意义，也多少能让他觉得，自己心中黑色的火焰还没有完全熄灭。
但他仍然没有确切的把握。也是因为这一点，RJ不但没有使用模板来写报告，而且到现在还没有向上级交过报告。他还不能确定自己究竟该写些什么。
他担心把哥德尔写成一个精神病人，造成上级失去兴趣而命令他们终止监视；他也担心把哥德尔写成一个确实有调查必要的危险分子，造成上级兴趣过大而命令他们终止监视，改派更训练有素的调查人员进行调查。
不管怎样，RJ都希望能够继续监视哥德尔。他觉得Dubake也是一样。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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