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2012年夏发表于作者TerranLane博客。作者为普渡大学博士、麻省理工学院（MIT）人工智能实验室博士后；2002年起就职于新墨西哥大学，2008年升任该校终身副教授，2012年辞职转投谷歌公司。
现在差不多每个人都知道我已经辞去新墨西哥大学（以下简称新墨大）的职位了。从七月开始，我将转投谷歌，前往位于麻省剑桥市的分部工作。
无数人，从我的朋友到我的（前）系主任都问过我，“为什么？为什么要放弃这么完美（有人甚至用了‘清闲’这个词）的终身教授职位，去掺和到那些繁琐的商业生活中去？”
说实在的，这其中的原因相当错综复杂，有的也确实只是出于私人的考虑。但其中也有另外一些，跟新墨大、跟整个新墨西哥州、整个学术界甚至是整个美国的风气有关——关于这几条，我还是不吐不快。辞职这个举动并非一时冲动的后果，而我也想借本文警示各位：以下这些令我对学术界倍感失望的因素，其实同样也在影响着全美其它的教授们。我所担忧的是，如果我们继续无视教职岗位的吸引力消退的话，美国，这个全世界最富创新力的源泉，终将面对令人堪忧的未来。
1、改变世界的机会
本来，我投身科学的最终目标，是希望能为世界做出一点积极的贡献。这一目标并未动摇；但是，由于以下原因中的几条，实现它已经变得越来越难。
谷歌作为一个商业组织，确实是一个利用尖端计算机科技切实地推动世界进步的榜样。尽管在谷歌这样的商业巨擘里想要有所建树也并非易事
，但在当前的学术风气下，做出点东西的可能性依旧比留在学术界高得多。
2、工作负担与家庭、生活的平衡
这一点早就已经是老生常谈了，我也没必要再赘述什么。我只想说，
当教授本身就足以让人心力交瘁了——如果你想要把活干好的话——而拿到终身制后依然要面对的种种情形则更是雪上加霜。这个问题在学术界非常普遍
，而新墨大的情况也不会好到哪去。即使是到我辞职离开的时候，学校也依然还没有通过任何一项统一的请假制度，为教职员工因父母职责或是其它家事请假提供相应的便利；
更别提如何建立长期稳定的机制和补助方案，帮助教职工们平衡他们的工作和生活了。
3、权威集中，独立消退
我任教新墨大的这些年里，头顶上换过四任校长、三任教务长，还有两任系主任。
管理层频繁更迭中的主旋律，始终是权力、资源的进一步集中化，给院系和教职工带来了日渐增长的压力。这一缓慢却显而易见的过程，带来的是对学术独立性或明或暗的伤害，是对教职工关怀的流失，也是工作不确定性的蔓延。另一方面，我（还有很多同事）也感觉，这些攻击破坏了大学本身所承担的教学与科研使命。
4、资金环境
两场同时进行的对外战争打了将近十年之后，美国又遭遇了两代人以内最严重的经济萧条——如今无论是联邦还是州内的财政预算都已经大幅萎缩。更糟糕的是，共和党领导下的恶劣政治氛围以及他们刻意造成的国会混乱彻底断绝了任何长期、合理的预算规划的可能性。在这样的压力下，我们已经目睹了联邦科学项目资金连续至少七年的止步不前，以及全国各州立法机构对教育经费的无情削减。
这些力量集合在一起，一点一点地啃食着大学的生存空间，迫使校方不得不向教职工们转嫁压力。于是，在经费越来越稀缺的时候，教授们却在被学校越发卖力地驱使着，向联邦政府争取更多的科研经费。最终导致的结果，是一套于大学非常有害的政策——它们不仅造成了教学与科研的对立，还使得两者都屈从于根本不切实际的资金追求。
例如，新墨大工学院最新颁布的一个制度，就以教学负担为惩罚，诱使教授们更多地去追寻科研资金（事实上，该制度只以教授们引来的科研资金作为其学术能力的唯一度量。而匪夷所思的是，这跟学术能力压根毫无关系，更别提创新能力了）。
5、过专业化、心胸狭隘与目光短浅
资金上的压力同样也带来了精神上的压力。
当人类感到不安时，我们会变得更保守与退缩——我们只求凡事稳妥，而不敢放手一搏。但问题是，创新从本质上就离不开探索性的风险。创新的目标是发现新事物——超越现状，发现或者创造前所未有的事物。既要求索未知，又要万无一失，本来就是自相矛盾的。
在美国，传统意义上，大学一直在为类似的科学探索提供一个安全的避风港，而联邦、各州和企业对此的资金支持也一直不曾断供（顺便提一句，采购现成的尖端研究成果，要远比通过工业界或是政府亲自研发来得实惠，而且还能让这些机构规避失败的风险）。这一结合曾经带来了惊人的回报，利润常常是投资的好几倍都不止。
但这当前的风气下，所有这些机构，包括科学家自己，都在有意回避着探索性的研究，求诸于更为安稳的路线。多数资源，都流向了已经被他人确证、保证有所回报的想法、技术（以及学者）；而主流之外的想法，却越来越难以得到同行评审的认可，获取学校的支持，或是赢得相关机构的经费。其后果就是，在大量的科研领域，学者的视野越来越狭隘，对创新性的探索越来越排斥
（我的同事，喷气推进实验室的基里·瓦格斯塔夫，针对我们所从事的机器学习领域，就该问题的一个具体方面写过一篇精彩的分析）。
6、激励缺失
除了以上几条，“
要么发表、要么消亡”和“不拉经费、死路一条”这样的压力，打击了研究者对自己专长之外的领域的探索。现如今，无论是想在你自己的领域发表创新性的专著，还是试图努力发掘新的交叉领域、拓宽经费来源，都已经越发地不可能（更别提类似“帮助学生完成学业”这样的“杂事”了）。在这样的情形下，想做探索性和交叉性的研究变得越来越困难。
而很多对社会意义重大的交叉性项目，其实并没有要求每一个相关的学科方向都非得做出创新性的研究成果不可。类似的门槛因此而阻碍了很多人在这些方向上投入自己的精力。就拿我自己的经历来说吧：当你不能从“帮助拯救婴儿的生命”这样的工作里得到应有的肯定与认可时，你就知道我们的学术激励机制肯定出了什么大问题了。
7、教育的量产化
对于斯坦福的超过十万学生的计算机课程、麻省理工的系列开放课程以及其它致力于大规模远程教育的项目，新闻媒体上可谓是一片齐声赞扬。从某些方面来说，这些努力确实令人激动——这或许是上千年来第一次为人类的教育方式提供了一种结构性改变的可能。它们将教育“民主化”了——为全世界不同地区、不同经济与社会背景的人们提供了接触世界顶尖教育的途径。要是我们能够将优质的教育提供给越来越多的人们，将可以诞生多少拉马努金式的天才？
但关于这一浪潮，我不得不提出三个警示。
首先，我所担心的是，教育的规模化，将会带来跟制造业两百年间的量产化一样的后果
——政府当局为了节约开支，会迫使远程课程的规模一再扩张，从而进一步削减授课所需的教职工岗位。谁知道会不会有一天，整个美国的计算机科学专业只剩下唯一一个教授？
其次，
我怀疑“赢者通吃”的循环会像它在工业界和社会中一样造成学术界的畸形扭曲
。当不再有距离或学费的限制以后，还有哪个学生会拒绝斯坦福和麻省理工的远程教育，而选择类似新墨大这样的学校？离学术界出现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微软或者谷歌这样的寡头还有多久？离1%的大学和教授占有99%的学生和资源的日子还有多久？
最后，这一趋势将威胁甚至是抹除学术界里，对学生和教师最为宝贵的体验。
从最本质的层面来说，教育发生在个体与个体之间——这是一种教师与学生之间私人的沟通，无论时间或长或短。它可以是随堂回答一个学生提出的问题，也可以是在面谈时间用二十分钟解决一个难题，甚至是花上几年时间与自己的指导的博士生紧密协作——这其中的人性沟通，对双方都意义非凡。它所带来的影响之深刻，远远超出了对信息本身的传递——它教会我们如何融入周边的社会，并为我们设立了一个值得效仿的榜样——在一个学术领域内我们该如何行事，如何缜密思索，如何变得更专业，以及如何实现心智的成熟，
等等。我非常担忧的是，我们对这一过程的“民主化”，将会切断这一人性沟通，把这一上千年的古老事业中，最充满欢乐的一面消磨殆尽。
8、工资待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