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天，有个媒体朋友在微信里寻找
1977
年的高考考生，今年是恢复高考四十周年，他们要做一期讲述高考故事的节目。我说我认识，就是我妈，但是她没考上。然后那个朋友发给我一个流汗的表情，意思大概是“哥我忙着呢，你和我逗闷子呐？”
后来他们的节目推出了，很多其他媒体也都推了类似“我的高考故事”的栏目。但这些故事看来看去，都只有成功者的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似乎叫“我成功的高考故事”更合适。毕竟考虑到当时较低的录取率，忽略庞大分母的高考故事，是有所偏废的。
如果我们去关照一下那些没有跨过高考龙门的人，以及他们后来的人生故事，也许能更全面地理解社会局势对个体命运带来的决定性影响，才能更全景地回望一个时代。
我妈的故事是这样的，她考了两年，都因几分之差没有考上，于是回到生产队务农，后来嫁人，最终成为一位怀抱遗憾的农村妇女。后来她总是梦到考试，别人都交卷了，只有她一道题都做不出来。
一直到我十几岁都还听她回忆这样的梦境。一考定终生，对那时候的女性显得格外坚硬无情。
如果时代再晚十年，录取率再高一点，也许她后来就不至于沉浸在遗憾的梦境中了。
所以当我读到媒体那些对高考的感恩故事时，更能理解我母亲的执念。其实这些感恩和执念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如果改变命运的路只剩下一条，它当然会变得异常瞩目。
我不觉得这需要被感恩，感慨一下足够了，可能反思更为必要。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人们缅怀四十年前的一项重大政策改革，因为它真实地改变了个人和国家的命运。对此，有这些诚挚的感情可以作证。
我发现代际差异这种划分真的是所言不虚，当朋友圈那些
60
后在感恩高考的时候，
80
后却在纷纷转发一个段子：祝考生们努力拼搏，但四年后你们会明白，改变你命运的主要还是酒量、胆量、颜值，还有你们村是不是拆迁。
段子这种亚文化博人一笑之余
，
往往在荒诞之中却也传达着些什么。
“我的高考故事”里，
77
年考生笔下的大学生活流露着一种瘦硬清新的气象，物质简朴但意气风发，个体命运已改变，他们信心满满要改变国家。而我的大学生活似乎没有这种气质，我记得刚上大学时，校园中最流行的口头语是“郁闷”，虽然谈不上颓废，但满满的都是不振奋。与之相伴的是歌手朴树忧郁哀伤的《那些花儿》。同学里，印象较深的是两个大一就退学的，记得其中一位叫王大强，四川人，从一入学就沉湎于打游戏，几乎就没有上过课，后来终于被学校劝退。另一位同学从入学军训时就表现出举世混浊我独清的孤傲，大概觉得穿统一发的军装太泯然众人，竟别出心裁自己搞了一套裁剪精致的服装。后来他认为这个大学让他失望了，愤然退学复读。
两个性格乖张的学生，当然无法代表一代大学生的风貌。但这其中的问题是，面对高考，人们的态度从昂然变得况味复杂起来。虽然整个考试仍然具有隆重的仪式感，但叩拜者的信仰已经不那么虔诚了。前几天和大学舍友吃饭，他说当初不应该去读研究生，早三年工作说不定已经在北京买房了。过了一会，又问我最近在读什么书，感觉自己工作太忙好久没读书了。没有读研究生，但依然在北京无房的我，默默飘过之余不禁想到，这也许正代表了当下人们对高考的全部态度：
一方面仍然尊重知识的神圣性，对于书籍这种知识的古老载体怀有由衷的敬意。而另一方面，对于“知识改变命运”的信条则开始有些犹疑。
社会生活的多元化
，
提供了更丰富的改变命运的机会
，
阶层流动的可能性也更大了。对高考的揶揄
，
或许正是对社会进步的侧证。
漫长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家庭出身成为人们冲不破的顶棚。“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
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于是隋唐振刷制度，科举应运而生。它让人们看到一种确定性，只要我足够努力足够有才能，就能改变命运。
四十年前重启高考
，
与科举当然完全不同
，
但是它同样给无数寒门子弟提供了一种允诺
，
提供了梦想以及实现梦想的机会
，
也给国家的振兴提供了人才保证。
那天看媒体报道毛坦厂中学的陪读现象
，
其中有一张母亲给孩子送饭的照片
，
又让我的小资情调沉渣泛起。记得高考成绩公布后
，
姥姥跟我妈说了一句
“
没白费了每天辛苦做饭
”
。无数的母亲在厨灶间的费心打点
，
在考场外的翘首企盼
，
都是缘于对这份允诺的信任。四十年后
，
人们仍然怀念当年恢复高考的决策
，
因为人们对伟大改革的期待
，
永远热烈。
（文/于永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