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其实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只是经济问题的表象，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匹配对经济造成的制约才是民营企业困境的根源。民营企业的困境与需求，一是公平竞争，二是依法行政，三是政策稳定！
昨天《近三月全国新成立国企超1.1万家，将对民营企业产生哪些影响？》一文中，反响较为热烈，全平台的读者留言超过千条，可见读者们其实对国企的扩张和民企的式微看在眼里，急在心头。更有读者发了某平台的话题关注度给我，希望我能谈谈当今的民营企业的困境与需求。
我仔细阅读了该话题下的所有作品，发现内容非常凌乱，基本不得要点。我认为，要聊明白这个事情，大家不妨先看看下面这个例子。
某县只有十几万人，在深圳一家大型家具厂做了十几年木工的老何，留在老家的妻子生了龙凤胎，一儿一女。老何喜形于色，决定回家创业，一为照顾孩子，二为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于是，老何1997年在这个县城的开发区租下一栋3000平方米的厂房，用1%的月息，从亲戚朋友和村里人手里借了两百多万，连同自己打工多年存在的六十多万，购买了生产设备，招聘请了工人，这个县里第一家民营家具厂，就算投产开工了！
何老板木工出身，自然身先士卒；打工十几年，自然和工人们处成了兄弟，劳资关系和睦；2000年后各地大力推进城镇化，房地产市场快速发展，民营企业也雨后春笋，对居家家具和办公家具需求旺盛。老何的家具厂生意兴隆，第五年就还清了所有借款，第二个五年，老何还在发展到一百多公里外的地级市，贷款四百多万在那里的开发区租了一栋厂房，开了家五千多平方米的家具厂。
2010年左右，为了经营城市，各地都先后成立了各种名目的城投公司，当地土地管理部门注入土地，城投公司拿地抵押贷款，拿了钱拿一部分修桥铺路，拿一部分直接开发房地产。当地国有的、民营的房地产公司，起初做精装修商品房时，用老何的家具。后来市里的常务副市长在市府办公会上提出，单靠开发建房盈利无法按时偿还城投借款，城投公司、财政局、国资委要开拓经营，做大做强国有资本，可以利用土地、房产产业链，延伸做大国有企业。
于是，当地成立了国有家具厂，国有装修装饰公司，国有建材公司，国有绿化公司，国有物业管理公司。
老何租赁的厂房，市里、县里，每年厂房租金要支付两百多万；老何投资市里家具厂从银行贷款三百多万，年息9.5%，借款利息要30万；每年的消防检查、安全检查、环保检查，还有各种名目的检查，吃喝招待费、礼品费、个别人的红包，一年也要一百多万；老何找各楼盘跑业务，要订单，中间不能言说的交际费，一年也要百来万。也就是说，家具的直接成本之外，老何每年还要支出四百到五百万。
市里新成立的国有家具厂，市府让开发区拿了一栋厂房入股10%；财政给了一千万前期投资，买了全套设备还剩300多万；房管局和建设局召集全市房地产公司老板开了个会，告诉他们今后精装修家具都要交给国有家具厂。虽然不是法律，但你不给试试看；国有家具厂安排了市里几个二代做公司领导层，也没有哪家执法机构敢去检查；财政局还出面找当地的城商行和农商行，给国有家具厂各提供了500万的年息5%的低息贷款，财政局是他们最大的股东，哪敢不从？
国有家具厂开业了，订单自然不愁，他们合计账面上还有1300多万的现金，就算家具付款垫付三个月六个月，也只要三五百万，几个二代也聪明，打听到哪家民营建筑公司、地产公司差钱，就按月息2%借给他们周转赚利差。好家伙，第一年国有家具厂就盈利三百多万，常务副市长一看，财政局投一千万的这家国企，一年就挣了30%。赶紧向市长书记表功，市长书记一看，还是国有企业有竞争力，发展经济还得靠国有企业，于是在来年的市委扩大会和人大会上，书记要求每个县都要学习如何通过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来推动经济超常规发展。
五年后，老何的两个家具厂彻底熄火了，银行起诉，法院判决后执行，老何两家家具厂合计六百多万的设备，最后被一家废品公司五十多万买走了，老何在市里县里的市值五百多万的五套房，拍卖了三百多万，优先支付了工人的工资社保，老何还欠银行一百多万。债务没有清偿完，失去了一切的老何，最后被法院加入了老赖黑名单，不仅银行卡被封，连微信支付宝都被冻结了，高铁飞机坐不了，老何什么都干不了了，彻底熄火了。
看完这个例子，大家看到了民营企业的问题所在吗？其实民营企业面临的困境只是经济问题的表象，制度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不匹配对经济造成的制约才是民营企业困境的根源。
第一、需要公平竞争。
什么是公平竞争？只要与你同一个赛道里面有国企存在，就不会有公平竞争。因为国企从创办开始，就拥有了竞争优势。大伙谈到公平竞争，往往只想到一些招投标中对民企存在的不合理条款。但实际上，面对国企时，不公平体现在方方面面。国企的资金成本、土地成本、制度成本，方方面面，都拥有民企无法企及的优势。
要做的公平竞争，就需要回到朱总理当年国企改革时确定的，将关系到重大国计民生的行业，比如石油、电力、铁路、烟草等，交给国有企业，其他所有竞争性行业，国企都应该彻底退出，交给民营企业。
第二、需要依法行政。
例子里我谈的，执法机构遇到民营横着走，遇到国企绕着走。为什么？一是国企与他们一样也有行政级别，说不定哪天成为你领导；二是你检查国企，遇到问题，国企的分管领导和你的分管领导打个招呼就没事了；三是国企里的高层大多都有背景，你查他吃不了兜着走。而监管部门、执法部门作为市场经济的守护神，如果对待市场主体不能一碗水端平，哪有法治可言？哪有公平竞争可言？
三是需要政策稳定！
我们谈到政策稳定，不要反复，不要烙烧饼，往往想到的是这几年教培行业、互联网平台企业的不幸遭遇。其实，不仅仅如此。
政策稳定，不仅是对市场的监管政策需要稳定，宏观的经济政策，包括如何定位国企、民企的纲领性政策，都需要稳定。1980年那一波改革，明确告诉全国人民和海外企业家，国企会退出竞争性行业。有了这样的明确预期，才有了外企、民企雨后春笋般的发展。
比如例子中的老何，如果知道今后他将面临与国企的直接竞争，他还会回乡投资创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