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做不了徐静蕾，最多只能做咪蒙的助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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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朔从来不吝啬自己对徐静蕾的欣赏：

在我们北京这儿，50年代杰出代表是刘索拉，又能写字儿又能写曲儿；60年代杰出代表是王菲；70年代我希望是徐静蕾，如果她做得好的话。80年代我还没看出来谁有价值。

这个月早先的一期圆桌派上，徐静蕾的口号“我早就不在乎男人怎么看我了”和“我们为什么要做讨人喜欢的女孩而不是自己喜欢的女孩呢？”给焦虑的中产女性打了一剂鸡血，一时间，徐静蕾被推上女权典范的神坛。

老实说，徐静蕾的才华跟王菲相去甚远，王菲是真正的老天爷赏饭吃。金嗓子一开，想矜持就矜持，想暧昧就暧昧，想执迷不悟就执迷不悟，若是什么都不愿意，就一个字也不唱，那也是华语歌坛独一份的《浮躁》。

王菲不是女人，是仙儿。因为波伏娃所说，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形成的。

而徐静蕾则是出了名的干一行爱一行，爱玩票。就跟大年初一雍和宫的抢头香的信徒一样，干什么都要抢着第一波，看住了撒丫子就追上去了。敏感机灵，意志坚定，但远不及王菲的天选之才。

才华平平并不影响徐静蕾成为一个魅力十足的人，她身上散发的洒脱自信和进攻性人格不仅吸引男性，让她从19岁之后就没有空窗期，更得到了许多贵人的帮助，如今还收到了一大波独立新女性的青睐。

和王菲的遥不可及对应的是，很多人认为，徐静蕾是可以通过后天努力形成的。连徐静蕾自己都这么相信了，要不怎么在圆桌派上谆谆教导蒋方舟，你多美好啊，你应该挑选男人啊！

然而，生活不是喊口号，做到徐静蕾式的潇洒，哪有那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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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静蕾从小就被当成是男孩子养。这跟咪蒙还有蒋方舟的成长环境一样，咪蒙的小名是“儿子”，蒋方舟则从小被大人要求不许有性别意识。

有趣的是，同为才女，咪蒙就走进了伪女权的误区，成为毒鸡汤的制造者，蒋方舟则放不下心里的男权遗毒，只有徐静蕾逃过了男权社会的所有规则束缚，全力把控着自己的人生。

她们的不同在于父亲的作用。

徐静蕾还没生出来的时候，街坊邻居观察她妈的肚子，争相猜测那是个男孩，结果生出来是个女孩，她爸就坐在沙发上闷了半天，北京人又爱面子，于是下决心要把自家闺女教育得比别人的儿子还要好。

徐爸爸是个“完美爸爸”，注重早期教育，更注重父亲在子女教育中的作用，一有空，他就会骑着车去北京最老的图书馆，一点一点地手抄那些不能外借的外国育儿书籍。

徐爸爸还给她规定了要阅读的书籍，逼她学书法，念古诗，还不能念宋词，因为他认为那些婉约派的宋词会让人感情脆弱，徐爸爸甚至连她饭后散步的时间和散步时要干什么都规定好了。

徐静蕾考少年宫书法班的时候，徐爸爸会起个大早先去侦查好考试的内容，让徐静蕾事先练习要考的那些字，考试的时候，徐静蕾一下子就通过了。

像不像小别离里海清扮演的角色。

徐爸爸的严厉虽然给徐静蕾埋下了深深的童年阴影，导致徐静蕾身上带着强烈的反叛精神，对自由有着矫枉过正的追求，自己都承认自己的青春反叛期过于漫长。

但不可否认的是，徐爸爸作为父亲的形象给了徐静蕾极大的安全感，小时候的徐静蕾相信爸爸是无所不能的。

徐静蕾的第一步导演处女作就是《我和爸爸》，之后又拍了《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有人拿这个写论文，题目是——《从恋父到自恋，解读‘我和爸爸’和‘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

在《我和爸爸》里，徐静蕾设计了一个跟自己爸爸完全相反的糟糕父亲，并表示，自己的爸爸要是电影里那样的就好了。

而咪蒙就有一个糟糕的父亲，GQ那篇特稿里写道：

咪蒙的少年时代充满了父母的争吵、哭闹，以及她至今都无法理解的，父亲毫无愧疚的背叛。他会在客厅与朋友讨论嫖娼的心得，不在乎女儿就在隔壁房间。有天放学回家，咪蒙发现父亲与保姆在卧室调笑。当时她16岁，而保姆15岁。提到父亲对她的影响，咪蒙说，“我对男人、对人性的（信任）全面崩坏。”

……年夜饭，父亲把情人全家带来，咪蒙无法忍受，当着所有人的面让他们走。母亲说过年亲戚都在，算了。“为什么要算啊，为什么要算啊？”采访时，咪蒙回忆起这件事，情绪罕见地激动起来，声音哽咽，“这个事情为什么可以算了？我觉得不能算。”

这直接导致了咪蒙在树立自己女权意识的时候，难以摆脱那种对男性深深的愤怒和痛恨，她曾大骂田朴珺是独立婊，但徐静蕾则是轻描淡写地描述自己与男性的利益关系：“你非要说我是男的帮我，我承认我老师是男的，教育我的伙伴也是男的，我男朋友也是男的。那可不就是男的嘛？那又怎么样，反正就是男的呗。”

蒋方舟的家庭教育同样是缺少父亲的，她跟母亲的关系很亲近，可母亲又经常在言语上打压她，蒋方舟之所以走上写作这条路，就是因为母亲认为她长得不漂亮，“琴棋书画，样样不会，长得又难看，恐怕只有写作这条路了。”

蒋方舟很少提到父亲，但写过一篇文章叫做《与父亲一笑泯恩仇》，里面说父亲对她几次心血来潮的教育，都是以恐吓威胁为主，佯装要打她的样子。

她解读父亲的潜台词：”他要让孩子知道自己是被幸免的，是被恩赦的，你的生命是父亲功德无量的馈赠，所以你应该时刻保持兢兢业业的负疚与自责。”

有一个说法是，一个缺少父爱的女孩，或者说生活中缺少一个异性范本的女孩，长大之后的恋爱对象会偏向于那些带着强烈父亲色彩的男人，她们大多没有安全感，渴望权威，就像蒋方舟说的，她现在最喜欢的男孩子还是那种黑社会老大型的坏男孩。

但就跟所有传统教育里出来的孩子那样，随着父亲被时光打倒，她最终原谅了父亲，走上了渴望婚姻的道路。她热衷于相亲，等待着结婚生子，并且认为家庭里需要有一个健康的男性形象。

不过，母亲主导的教育原则上也是没有错的，问题出在大部分在男权家庭中长大的女性成为母亲之后也没有建立起独立的女性意识，同时又在婚姻中处于弱势，那她们成为主导教育者时就会把一种作为女性的内在无力感传递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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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的时候就有人问蒋方舟，会不会想当一下导演啊编剧啊，像徐静蕾那样。

蒋方舟的回答依旧非常诚实：“嗯，对，可能比她稍微不靠谱一些，因为她有财力，可能我就会比较更山寨化一点，江湖一些。”

似乎每个文艺女青年都有一个做导演做编剧的梦，咪蒙的真爱也是影视，她始终认为公众号是她的副业，但对抛却了这个公号她毫无商业价值的事实痛苦不已。跟蒋方舟比起来，如今的咪蒙不算没有财力，可影视圈真正的门槛是人脉。

徐静蕾作为北京土著，父亲下海开了霓虹灯厂，生活稳定优渥，给了她淡定从容的底气，因此，她不需要孤注一掷清华的破格录取，而是凭着撞大运，就能打开人生的一扇扇大门。

考大学的时候，徐静蕾本来想学画画，但落榜中戏舞美系，偶然听别人提了一嘴，才去报考了北影表演系，考试的时候连舞都没跳完，考官只能让她绕着教室跑一圈，稀里糊涂跑进了表演系。

大二的时候徐静蕾认识了王朔，敲开了娱乐圈里最具分量的京圈的大门，于是大三就幸运地接拍了赵宝刚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跟濮存晰搭戏，从此星路顺风顺水。

后来这帮京圈的人又劝她做导演，自己拍戏，又都来帮她，《我和爸爸》里就有叶大鹰、姜文、张元和后来的男朋友张亚东，从此之后，徐静蕾对做导演的兴趣就大过了做演员，第二部《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还拿了西班牙的艺术大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