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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经学和经学传统
中国传统文化,概括地说,是一种经学文化。不独中 国传统文化,近代以前的整个中世纪文化,都是一种经学文化。经书上说的,就是真理;也只有经书上说的,才能得到社会的承认,得到人们的信任:学者们的工作,主要是阐释经书,或者把经书的教导变为现实的行动。
十三经注疏
经书所说,无论如何正确,它总是过去的事情,过去的问题。虽然有些可以长期发挥作用,但毕竟大多不能如此。要把只适用于当时的内容,说成是“放之四海而皆准,质诸古今而不疑”(程颐语),并且使之 使用于任何时代和任何环境,就必须重新加以解释。就这一角度看问题,经学,乃是对经书进行重新解释之学。
经学的目的既然是使过去的经文适应当前的现实,它就不能忠实于经文本义,于是或望文生义,或借题发挥,甚至无中生有,杜撰揣猜。自然,古代经学忠实原义的内容是有的,这些内容至今仍然是我们理解经书的基础。但这只是古代学者的出发点,而不是他们的目标。他们的目标,可以代表时代思想面貌的,主要是这种望文生义、或借题发挥的解释。从科学的观点看问题,这样的解释显然违背经书的原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问题,赖有这种借题发挥和无中生有的注释,才有古代思想的不断发展。而古代的思想发展,也几乎只有借助这种释经方法才有可能。
这样的释经方法,是经书教条和现实矛盾的产物,也是解决这一矛盾的唯一方式。因此,就古代经学的总体来看,可说都不是对经义的正确理解。以中国儒学为例,清代人推崇汉代经学,认为汉代经学最正确地反映了经书本义。汉代儒者对字义的训诂、事实的考订,确有后人不及之长;但汉儒的释经,同样不以恢复经书本义为目的。汉代经学最重要的派别是《春秋》公羊学,而《春秋》公羊学的基本方法,乃是追求经书的“微言大义”。所谓微言大义,就不是经文的本义。这样的追求当然会发掘一些经书的深刻含义,但多数却是汉代学者的发挥和揣猜。其它经学和派别,也都是如此。易学多卦气说,《尚书》主五行传,《诗学》有“五际”之说,礼学讲明堂阴阳,名称不同,性质相类,都是一种天人感应之学。其进一步发展,就是谶纬之说。这些内容,都是五经所没有、或者说法不同的,但据汉代学者所说,这些内容都是五经的本义,是孔子专为汉代所制的法规。
至于魏晋玄学,其基础也是经,不过对经有了另一种说法,和汉代不同而已。依传统见解,玄学说经,更不是经学本义,并且掺杂老庄,混入异端。到了宋代,学者们接受了韩愈的说法,认为孟轲之后,道统失传。那么,从汉到唐,中经魏晋,学者们的释经全都不对,而只有他们才弄清了经书本义。然而当时就有人指出,孔门弟子从未听孔子谈论性与天道问题,程朱等人所说,则专是性与天道问题,这与圣人明显相违。时至今日,人们更容易理解,程朱陆王的释经,不过是为了张扬他们的理气心性之说,天理人欲之辨。经文,多数是作了他们思想的注脚。
清代学者反对宋明学者,认为宋明儒者的说经,乃是凿空虚言,不是经书本义。他们要求回到六经,以弄清经书本义为己任。然而整个清代的学问,不出汉、宋两家,清代学者弄清了多少经书本义,也就可测而知。
历代学者互相批评,都说对方所说不是经书本义。考察他们的经注,确实有许多不同。然而他们说经的方法,却没有根本区别。汉代的“微言大义”和宋明的“六经注我”,实则都不过是借题发挥。由于时势有别,发挥出的内容也就各异,但借题发挥,则汉、宋一致,明清也不例外。《周易》说学者们是“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那么,在注经这个问题上,却是殊归而同途,一虑而百致。这可以说是经学恒久不衰的传统,然而这又是个不传的传统。不是谁向谁学的,但都知如此去做。这不传的传统,比师徒授受的传统,更加牢固。师徒相授会失传,这不传的传统,却不会消失。因为他们都要解决现实的问题,面临着同样的矛盾,也就不能不用同样的方式。
经学传统的扩展
明清之际,经学传统有了新的发展,产生了学界熟知的“西学中源”说。这是传统经学对西学东渐的消极反应。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发展,西学中源说也不断发展。
明朝末年利玛窦等人来华,所带来的主要是天文数学,西学中源说也就主要发生在天文数学领域,并且以当时最著名的天文数学家梅文鼎为代表。依梅文鼎所说,则整个西方学术之核心为几何学,而几何原理不过是勾股术,勾股术则出于中国古代的《周髀算经》。由于周朝末年,世道中衰,畴人子弟分散,一部分逃到西方,也带去了勾股术。勾股术在流传中,逐渐演化成了几何学。因此,几何学不过是中国圣人之教的绪余。不管梅文鼎本人究竟如何想,西学中源说对古代经书望文生义、借题发挥、甚至无中生有的理解方式明显可见。
西学中源说极大地鼓舞了当时学者对古经的兴趣,与当时学术主流要求回到六经相呼应,天文算学也对自己的古代经典表现了特殊的兴趣。久已无人问津、几乎就要失传的算经被发掘出来,被加以整理和注释。史实证明,中国古代贤哲在天文数学方面确有许多鲜为人知的伟大创造,因而进一步加强了当时学者对自己传统文化的信心,同时,西学中源说也在发展。浑天如鸡子,被作为中国古人已知地圆的根据;天元术，被作为西方代数学的源泉。在民族自豪感增强的同时,当时的学者也把自己封闭在古代的经典之中。他们把过多的精力用在追寻西学之源上,却没有想到应该去发展那个流,以致在鸦片战争以后,如同清初到乾嘉年间的学者指责清谈误国、心学误国一样,也有人指责,是乾嘉时期的学术导致了鸦片战争的失败。
但是指责归指责,经学的传统却没有因此而中断。此后随着更多的西学传人中国,西学中源说就有了更大的发展。物理学、化学、电学等等,全被说成是源于中国,是中国古已有之。严复于1895年作《救亡决论》,其中说道,学者们为了扬己抑人,“于古书中猎取近似陈言,谓西学皆中土所已有”,并把对经书的尊崇扩展到了子书,但那基本思维方式未变,其解书的方法,仍然是望文生义,借题发挥,甚至无中生有,杜撰揣测。以致严复在对“学”下了定义之后,竟认为中国古代可说是无学!
面对西学,也有不少头脑清醒的人士。如最先提倡学习西学的冯桂芬,在《校邠庐抗议》中,就认为西方的算学、光学、化学等等,皆得格物至理,多中国人所不及。然而就在这些先进分子之中,经学的传统也根深蒂固。郑观应作《盛世危言》,就认为西学中的科学内容,几乎都来自中国古书。严复所批评的那些说法,在《盛世危言》中,几乎都可找到。先进人物尚且如此,其他则可想而知。
盛世危言
严复作《救亡决论》的时代,是甲午战争失败、洋务运动破产,学习西方已从学西器、西艺到学习西政的时代,这时候,又有人从古书中找到了根据。梁启超作《古议院考》,认为中国古人早就主张议院,虽然此后梁氏否定了自己的说法,但他不能使所有人都不如此去想去说。接着梁氏的话题,有人说道,《尚书·洪范》中的“谋及卿士”,就是如今西方的上议院;“谋及庶人”,就是如今的下议院。到清代将亡前夕,孙治让完成了他著名的著作《周礼正义》。从经学的历史来说,这当是最后一部卓有成就的经学著作。孙氏谈起这部著作的基本指导思想时说:“国家之富强,从政教入,则无论新旧学均可折衷于是书”(《清史稿·孙怡让传》)。
也就是说,西方的科学,西方的民主制度,在《周礼》一书中早就有了。甚至媒氏于“中春之月,大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也是古人主张自由恋爱的例证。从汉代始,到孙治让止,经学的传统,与古代社会相始终。
辛亥革命后,在五四运动中,在三四十年代,认为经书已习西人之技、具西人之器的声音从未绝迹。比如在五四运动时,于1919年5月出版的《国故》第三期上,有宋育仁《春秋经世微》一文,其中说道:“六合之万形、万物化分化合,人之所以有生有死,佛说如《首楞严经》,道书如《黄帝内经》素问·灵枢、《参同契》等,皆剖析微芒,是即声光电热诸科学之所从出”。（未完待续）
作者：李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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