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7月7日上午，作为“从全球到村庄：以乡村作为方法”国际暑期班相对独立的重要环节——2017批判传播学工作坊于浙江省缙云县图书馆报告厅开幕，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张志华主持了开幕式。张老师简要回顾了批判传播学年会和批判传播学工作坊的历史，并介绍了“批判传播学”书系概况，在陈述了此次工作坊的主题“从全球到村庄：以乡村作为方法”和工作坊议程安排的意图之后，张老师宣布2017批判传播学工作坊开幕。
主旨发言
随即，浙江师范大学国际文化与教育学院的王逍教授为工作坊做了题为“社区营造视野下的中国乡村发展”的主旨演讲。
王逍教授的研究建立在她对浙江景宁惠明寺村和浙江文成县培头民族村的深度调研基础之上。前者以金奖惠明茶产业化为依托，而后者则以畲族特色旅游村寨建设为核心。简单的介绍之后，王逍教授给学员们讲解了本次报告的两个基本概念——“社区”和“社区营造”。
随后，她以日本的“造町运动”和中国台湾的“总体社区营造”为案例，细致生动地为学员们分析了日本和中国台湾在乡村社区营造方面的成功经验。王逍教授认为，中国大陆乡村建设可借鉴日本和中国台湾的经验，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应不断完善社会制度安排，优化相关政府部门的职能配置，逐渐将“自上而下”的发展模式向“自下而上”的发展模式转型。第二，应注重整合多种社会力量和鼓励支持NGO、NPO等第三方社团组织的发展和壮大，使其充当政府与乡村社区发展的纽带与桥梁。第三，应注重乡村社区居民主体意识和社区自我发展能力的培育与提升。例如，台湾通过第三方社团力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社区培力机制，利用专业的社造员与培力机构和兴办社会企业等方式，从多方位持续助推乡村社区内部自我发展。第四，应强调“人（以人为本）、文（历史文脉）、地（在地独特性）、景（优美景观）、产（社区产业）”五要素的有机整合和“造景（观）、造产（业）、造人（观念）”这“三造”运动的互为一体，唯有如此，才能营造出环境优美、文化浓郁、产业突出的健康、和谐、富裕社区。第五，应致力于“地方特色与文化创意”相互结合的社区产业发展，立足地方特色是文化创意的基础，文化创意是提升和挖掘地方特色资源的核心竞争力。
什么是真正的乡村发展？王逍教授认为乡村发展是一个综合的概念，既包括物的发展，也包括人的发展，还包括社区的可持续发展。它涵盖着人与人、人与物、人与自然、人与环境等多重关系的和谐发展。乡村发展不仅仅指的是乡村居民衣食住行等经济指标的增长，还包括其身心健康、闲暇娱乐等精神生活品质的提升，更包括他们享有自由民主和参政议政权利，实现自我价值、自我教育、自我发展等多方位的目标。
直面中国大陆乡村发展的现状，王逍教授认为，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大陆乡村发展成就非凡，改革开放率先从农村突破，现在涌现出诸多的现代化新农村、美丽乡村、少数民族特色村寨、田园综合体构想等。另一方面，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许多问题。诸如：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全面、文化滞后于经济、村落空心化、教育边缘化、留守儿童、留守老人、环境污染，等等。
因此，王逍教授认为社区营造视野下的中国乡村发展可以采取以下举措：第一，转换乡村发展理念，改变乡村发展模式。第二，完善制度创新机制，整合知识分子力量。第三，开创社区培力制度，激发社区内在动能。第四，提升文化创意能力，强化地域及民族特色。其关键是通过制度创新，持续助推乡村社区居民的自我发展。
发言的最后，王逍教授总结说：“中国乡村发展是一个系统化的长期工程，有赖于社会多种力量的有效整合和高度参与，尤其是社会知识力量责无旁贷。”与此同时，她也提出了自己的反思：知识分子在乡村建设中将承担怎样的责任？高校师生将如何打破学科边界以知识服务社会？如何从社区营造的路径建立乡村生命共同体与和谐互惠式城乡一体化发展模式？
相对论（一）
主旨发言之后，工作坊进入学者、学生的讨论交流环节。第一场由安徽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马梅教授主持。
上半场，来自俄罗斯远东联邦大学的博士生刘彦首先报告，她认为乡村征地抗争是中国媒体场域的重要社会冲突议题，因涉及土地制度改革、基层治理问题而具有公共意义。媒体对征地抗争的构建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公众对此的认知。她以乌坎事件（2011年）为个案，考察官方意识形态、抗争者主体意识、媒介场域的意识形态生态三者之间的差异和话语互动，然后对35起乡村征地抗争案例（2003-2016年）的媒介文本进行框架分析，并基于框架与意识形态的同构关系，尝试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反思“征地抗争”媒体框架的系统性缺陷。刘彦的研究发现，即便是在媒体突破权力网络的封锁、积极为乡村抗争构建话语机会的案例中，媒体框架仍有着“去乡村化”效果。
中国传媒大学传播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龚伟亮老师分析了强制征地拆迁传播中的战争隐喻现象，他认为，在既反映着一般性的人类文化认知模式又具有坚实的历史和现实支撑的战争隐喻的叙述方式，“曲径通幽”地重新带回了强制征地拆迁问题的政治性（在此意义上，隐喻成为对本质的直击）。
互评环节中，龚伟亮老师首先对刘彦的文章以肯定性的评价，并提出了三点建议。结合刘彦的文章，龚老师也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在今天这样一个政治代表性缺失或断裂的时代，在政党已经国家化的时候，恰恰是媒体作为一个自身的利益和政治倾向的利益集团，它承担了政党不应该承担的提出价值诉求和政治议题的功能。我认为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个议题中得到的启示。”刘彦也谈了自己对龚老师文章的阅读感受和思考。
下半场，北京大学博士生潘佼佼主要观照的是农村有线广播网。在论文中，她通过对农村广播网建设过程的历史考察，发现了地方精英对于电话线路的创造性使用，打破了收音机匮乏、乡村电子资源薄弱等造就的无线电广播的传播壁垒，发动群众建设了低成本的信息传播网络。这种对技术的创新又被中央推广到全国，成为为农业合作化运动服务的配套措施，使得中国共产党在农村的大规模宣传成为可能。农民在被强制性地嵌入工业化轨道的同时，也被告知了一整套社会计划的蓝图，因而能够在国家现代化的蓝图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农村有线广播网发展的背后，是有意识的社会选择，其中既包含着中国共产党依靠农民的革命传统，同时也有着对农民和农村现代化转型的期待，一方面给予农民现代化的诱惑，打破他们原先的时空关系，将农民推入更广阔的社会历史语境之中，另一方面则继承了中共革命的传统，试图发掘农民在社会建设时期的内在动力，让农民和农村能够主动进入社会主义的现代化路径之中。
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牛耀红通过田野调查和网络民族志相结合的研究方法，基于微观公共领域视角，考察了一个西部乡村的移动互联网公共平台，并将其视为数字社区公共领域。研究认为，此类数字社区公共领域通过虚拟在场将 “半熟人社会”转变为“熟人社会”，“再造社区”，建构了乡村内生秩序。其本质是新媒介赋权村庄体制外精英形成基于社交媒体的联盟，并与村庄闲散人员、留守妇女等人群共同形成媒介自组织，成为了村庄新型内生力量。体制外精英联盟通过在该领域中的话语表达、媒介动员、公共行动等方式，连接了分散在不同空间的“原子化”村民，促进了乡村社会发育。随着村庄权力结构的变迁，体制外精英联盟与国家权力代理人村两委展开了博弈，暂时形成了相对均衡的协同治理模式。数字社区公共领域使村庄从名义的村民自治迈向了村民通过网络公共参与实现的“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自治模式。
互评环节中，潘佼佼认为牛耀红的文章非常有趣，但她希望看到村庄中的传统资源和伦理道德以及政府和社会对立的思维方式在新媒体的环境下能有更多后续的分析。牛耀红予以了回应，并谈及他阅读潘佼佼文章的感受，他认为对于后者这类研究，能搜集到关键性的史料非常重要，并希望研究能继续做下去。
第一场的最后，陕西省社科院的韩伟老师做了总评议：
1、刘彦的论文提炼出媒体叙事中的去乡村化，体现了观察分析的细腻，理论研究的想象力。但是，他认为，需要区分城市近郊村和偏远村，因为前者才会涉及拆迁问题，房地产开发。去乡村化有现实原因，而不仅仅是考虑媒体框架和话语分析。
2、龚老师的文章做的话语和叙事分析，视角很敏锐，语言很流畅，但核心命题或论点提炼得不太够，更多的是叙述，缺少核心论点的总结。对此，他考虑的是，除了言辞、形式化的分析，研究者从战争思维中还能看到什么？一方面，媒体话语中的战争修辞，来自社会生活，它反映了社会心理中的“战争思维”；另一方面，如何告别战争与革命，走向民主法治，可能是需要考虑的。
3、潘佼佼的文章他很喜欢，从革命传统出发对农村有线广播坐了历史性的考察，具有时间的纵深感，论文注意到了现代化过程中的两个侧面，共产党依靠农民、启发农民的一面，同时也有农民对于现代化的期待。他指出，媒介是农村现代化的重要因素，但它是否是唯一的因素，这是需要考虑的。
4、牛耀红的文章，理论阐释清楚，研究思路、框架合理和有效。总的来说，数字互动媒体在村民自治中发挥了一些作用，但典型案例有它的不典型性，太模范了，它的作用也需要更仔细的论证，客观的分析，不能过度的评价。
最后，韩伟老师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通过阅读，自己也学习到很多东西，这反过来也说明多学科交流的重要性。中国的问题复杂，需要更多学科知识的解释。就乡村建设而言，除了理论的解释，实际上还需要大家更多的体验、参与，只有将理论分析与身体实践、社会感知结合起来，才能丰富对中国的认识，有助于乡村建设的更好发展。
（整理：杜学志 张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