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SBN：978-7-5598-7114-5
阮援朝，1951年生于北京。阮章竞女儿。担任大型丛书主编、电视连续剧制片人等职务。2000年后陆续编辑出版了《晚号集》《阮章竞绘画篆刻选》《故乡岁月》《异乡岁月》《阮章竞评传》（与陈培浩合著）。继整理出版《访问拉美日记：阮章竞手稿二种》之后，此次出版《太行山笔记：阮章竞手稿四种》继续整理阮章竞1937年12月北上太行山，担任八路军总部太行山剧团艺术指导员、团长期间的手稿四种。这四种手稿为《民间语言记录》《乡间记事》《土改纪事录》《重回太行山笔记》，其中前三种为抗日战争及解放战争期间阮章竞在太行山地区的记录，最后一种则为1963年阮章竞为给自己的长篇小说寻找素材而重回太行山进行的座谈记录。这四种笔记，从民间语言、资源再分配和战争中的普通民众三个不同的角度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太行山的历史环境与人民的生活状态，内容涉及文学、语言、民俗、讲话记录、工作记录等诸多方面，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关于《民间语言记录》 阮援朝
民间语言记录（1942年）
语言（1948年3月）
乡间记事
关于《乡间记事》 阮援朝
一、太行第八地委陵川县赤叶河村调查研究笔记（1945年6月8日）
二、反攻生活录（1945年8月16日—30日）
三、焦作地区工作记录（1946年2月—7 月）
四、《赤叶河》在冶陶大会第一次演出后，中央局宣传部召开的座谈会 （1947年12月28日）
五、安阳土改工作团工作记录（1948年3月5日—6月5日）
六、关于妇女的材料（1948年12月14日）
土改纪事录
关于《土改纪事录》 阮援朝
土改纪事录（1948年3月—5月）
重回太行山笔记
关于《重回太行山笔记》 阮援朝
重回太行山笔记之一（1963年3月16日—5月6日）
重回太行山笔记之一补充（1963年4月12日—6月11日）
重回太行山笔记之二（1963年5月4日—7月9日）
重回太行山笔记之三（1963年7月5日—8月5日）
重回太行山笔记之四（1963年8月5日—14 日）我的父亲阮章竞先生是个靠自学和勤奋而取得文学艺术成就的人。他在1947到1949年间创作的长诗《圈套》《漳河水》及歌剧《赤叶河》，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留下了不灭的印记；他的童话诗《金色的海螺》，已成为20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的经典；他描写中共阵营知识分子心 路历程的长诗《漫漫幽林路》和小说《山魂》三部曲，是他为同代人无悔青春所作的真实记录；他的《阮章竞绘画篆刻选》
是他一生酷爱美术的心血结晶。
我的祖父是个贫苦的渔民，子女多，负担重，不能给父亲接受完整教育的机会。所幸，在父亲的童年时代，我们的家乡广东省香山县（今中山市）因靠近香港、澳门的缘故，是一个得风气之先的地方。那时的香山乡下，有历史沿袭下来的宗族制度，乡民们怀宗念祖，重视教育，男孩
子中很少有文盲。哪怕只是上几年乡塾，也是家家都要努力做到的。家乡的华侨很多，虽然大多靠出卖劳力谋生，但凭胆气、谋略成功的人士也不少，上海南京路上的四大百货公司，全部是香山籍人士的产业。父亲强烈的民族自强意识，应当是由此而来。父亲还是个有强烈“存史”
意识的人，也许这种意识就生长在家乡民风中那些礼敬先贤、追思邈远的传统仪规里。正是通过这些古老仪式，中国人对历史的信仰，悄无声息地种进了父亲的心中。
父亲生于1914年1月31日（农历正月初六）。他9岁开蒙，13岁就辍学到油漆店当学徒，17岁出徒后，很快成了能独立完成工作的油漆画匠。虽然他排行第六，却是第一个能为家里挣钱的孩子。这样的经历，使性格内敛的他，面对生活充满勇气和自信。
1934年，家乡经济凋敝，20岁的父亲到上海，靠画工手艺谋生。他很快就投入了左联主导的抗日救亡歌咏运动，由此选择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政治方向。1937年8月，淞沪抗战爆发。在离开上海时，他将自己三年多时间里所记录和创作的文字资料，存放在中山老乡何少菱那里（当时他在何经营的菱花照相馆做美术设计工作，以此换来吃住）。1951年他回上海考察“三反”“五反”运动，特意找到何老板想取回那些资料，得知资料已为兵燹所毁，大失所望。何老板只能为这位14年未见的老乡精心拍摄一张着色靓照，以示歉意。
1937年12月中旬，父亲撤退到了武汉，他没有接受继续参加左翼音乐活动的建议，而是在冼星海的安排下，毅然北上太行山，投入到抗击日本侵略军的前线战斗中去。12月30日父亲从河南清化县，朝陵川方向登上了太行山。从此，他在这雄伟群山中生活战斗了12年，经历了抗日战争中在那里发生的所有战斗，也由此开始了他的文学生涯。
初上太行，他先做了三个月地方游击队的指导员。在一次邂逅长谈之后，中共中央北方局军事部部长朱瑞任命他担任新组建的“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太行山剧团”
的艺术和政治指导员，后任团长。1939年底，他被选为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东南分会常务理事。在剧团，他是才华横溢的多面手，不单写剧本，做导演，又是化妆师、美工师，还能自己谱曲，演奏乐器，画壁画，并兼任“前方鲁艺”的戏剧导演课教员。
父亲从来都认为自己是一个抗战的“群众工作者”，文学艺术是他工作的手段。为了使以文盲、半文盲为主的山民，能看懂、听懂剧团的演出，他开始用当地的民歌小调填词，向士兵和农民展开全民抗战的动员工作。本书中的第一部分，就是他在太行山期间收集的民间语言。在日寇严酷的“剔抉清剿”“梳篦战术”中，每当敌情紧迫，必须轻装行军时，他都会把当时手头的文字资料“坚壁”起来：或埋在地下，或藏入树洞、墙洞中。但能找回来的，终是少数。他在1941年之前所有的作品和记录，全部毁失殆尽，只有1941年下半年以后的三本抗战时期的笔记本保存了下来。
1944年1月24日（农历除夕），他接到通知，漏夜赶往太行区委党校报到，参加整风学习。让人始料未及的是，这一期的整风竟然长达一年四个月。当时匆忙赶路数十里前去报到，根本来不及对手边的文字材料进行整理。整风采用的封闭管理，也让他无法对没有带到党校的资料做任何处置，使他又损失了一批手稿和笔记。
抗战胜利后，军队转到外线作战，根据地相对平静，群众工作的重心也从战斗转到土地革命。父亲此时已到太行区文联担任戏剧部长，后任太行区党委文委委员。他仍然作为“群众工作者”，一度带领工作团到安阳西部的东、西积善村进行土改复查工作。
这时，资料保存的客观条件得到很大改善。即使这样，能在社会大变动的背景下，有意识
地保存资料的人，也并不太多。父亲的“存史” 意识，在这里凸显出来。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就是这一阶段的记录。
父亲固然是以一个文学家的身份，为积累写作素材而存史，但更为重要的是，他从来都认为文学艺术是为时代和人民服务的。所以他对亲自经历的社会变革，始终充满了热情，对在社会变革中做出牺牲的战友、乡亲，始终抱有一份“后死者”的责任心和使命感，要为他们留下文字的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父亲历任华北局宣传部文艺处长、副秘书长；中国作家协会党总支书记、肃反五人小组成员；包头钢铁公司党委委员、宣传部长；《诗刊》第一副主编等职。但他心向往之的是文学艺术创作。
父亲在日寇宣布投降，参加大反攻进入焦作时，就决定要用长篇小说的形式把八年中太行军民的拼死抗战写下来。这部小说的创作，不但被各种“群众工作”和政治运动打断，还要为政治环境的变化，不断改变构思。直到父亲2000年2月逝世，这部81万字的小说历时53年，最终只发表了第一卷《霜天》的45万字。本书第四部分《重回太行山笔记》，是继1947年3月初稿、1954年11月二稿之后，为第三稿的创作而再次进行的素材收集。
“文革”结束后，父亲被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了北京作家协会第一任主席和名誉主席。他在后期的创作中，不断发表以太行山生活体验为素材的文学和绘画作品。他自己在1982 年写的《〈漳河水〉 第二次修订版序言》 里说：“抗日战争是我一生最重要的时期。它决定了我对祖国、对人民、对爱好、对工作、对人生一切的基本态度。生存与死亡，自由与奴役，个人与祖国，爱情与国家命运，牧歌与弹啸，田园风光与战地烟云，无不都在决斗的环境气氛中。要做一个诗人，首先不能随心所欲。道理很简单，不打败日本法西斯，所有的中国人都逃脱不了当亡国奴的命运，诗人也难幸免。”
本书选取的四种笔记，从三个不同的角度记录了20世纪40年代太行山的历史状态：民间语言、资源再分配和战争中的普通民众。这些状态以原始的面目展现，没有加工，没有干预，既不精致也不纯粹。它不是从第三人称出发的“田野调查”，而是一位革命知识分子第一人称的“田野生存记录”。本书的出版，提供了一个从原始材料的研究思考中见仁见智的可能性。我想这正是父亲“存史”
的原因吧。
在“文革”中，父亲曾万分痛心地砸碎过收藏的铜佛坐像，焚毁过黄胄的国画，磨去过刻在一方端砚底部自己的篆刻作品《黔之驴》……但从未想过要毁掉这一批笔记。
除了本书收录的太行山笔记四种，他留下的 89 种笔记中还有：1946年太行第二届群英会时在武委会上做的会议记录；1950 年—1954年在华北局宣传部时期的工作笔记；1956年—1959年在包钢建设中的工作笔记；1961年访问墨西哥、古巴两个拉美国家，并亲历“吉隆滩战役”的前线笔记；等等。这批笔记都弥足珍贵。
为了维护住父亲“存史” 的愿望，我们将他全部的笔记赠给了国家图书馆。
父亲个人记录的历史片断能够留存、面世，对先人可说是最好的纪念了。
阮援朝
2016 年 10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