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文本分析：法国大革命辩论中的个人、制度和创新 | PNAS

法国大革命是欧洲历史的转折点。革命第一个议会，国民制宪议会（NCA）的开启，是革命剧变的写照。在两年里，人们在议会里争论那些之前难以想象的事情：废除旧制 度特权，彻底改造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但不仅如此，这个议会也是一套规则体系的起点。之后的岁月里发生的诸多革命程序和其中的行动者都来自于制宪议会的经历。

作为一个议会，制 宪议会面对着伴随掌控巨量信息而来的问题——许多现代的成熟政治实体，作为其后裔，仍然在面对这些问题。 但它没有前人可以借鉴，制宪议会的成员面临双重挑战： 如何用一种足够令人理解的方式传递观点，同时却要给出本质上具有新颖性（甚至革命性）的陈述。 如果我们把制宪议会视为创新的场所，那么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 其一，新的观点是如何进入议会房间的，他们是如何被听众采纳， 吸收 或抛弃的； 其二，为了解决日复一日的统治和民族建构过程中涌现的创新和守旧，乐观和消极，哲学争论和组织事务，制宪议会进化出了什么制度。

对于历史文档的电 子化处理使我们能够用一种全然不同的方式回答这一问题。使用LDA模型（latent Dirichlet allocation）和信息理论（information theory）中从认知科学吸收的新技术，本文追踪了 Archives Parliamentaires （AP）详细记录的40000份演讲档案中用词模式的出现和演变。两个关键测量—— 新颖性（在给定过去的演讲的基础上一个演讲中的用词模式如何出人意料）和短暂性（这些模式在未来的演讲中消失或存续的程度） ——让我们能同时追踪演讲的新方式和新制度的出现。这种追踪方式和进化生物学上对传播和选择机制，以及某一环境对特定表型的选择的分析十分相似。

社会系统有异语（heteroglossia）特征：不同的演说模式的共存，共享和竞争。追索一个社会实体之中演说模式的转变让我们能评估文化演进。本文的方法将文化演进的一个重要面向进行量化：一个主体的语言模式在何种程度上被其他人使用和复制。为此，本文用话题模型（topic model）描绘了语言模式是如何在一个个演说之间传播的。Kullback-LeiblerDivergence（KLD）或称作“惊讶值”测量了一个被一种模式训练的最佳学习者的期望在多大程度上被之后的模式所惊异（violate）。它预测了一个主 体在动态演进的视野场景里将会看向的方向，也就可以被用来测绘一个个体的更高层级行动。（注：有关这一方法的发展参见 The civilizingprocess in London’s old bailey 一文，本文的具体使用方法参见其附录，文章及附录均开放下载）本文扩展了这一方法，采用了未来和过去模式的双向“惊讶值”。

“惊讶值”是用来测量一个演讲和之前演讲中模式，未来演讲中模式的偏离程度。前者的高“惊讶值”指示了新颖性，后者的高“惊讶值”则指示了短暂性。这两个测量显示了许多不同的效应。首先，一个具有显著新颖性和较 低短暂性的演说者很可能成功地转变了讨论的主题。其次，这两个测量也揭示了策略性效应（在辩论中较早发言的演说者可能有更高的新颖性）和外在公共动因（在一个大事件之后的第一次演说会有更高的新颖性）。（这些效应参见附录）

创新偏好

图一展示了个人演说层面的结果，w=7 即以前后七个演说为时间跨度。两个结果十分显著： 其一，分布的分散性很大，许多演说离新颖性的轴线十分远，具有相同新颖性的演说有些很好地留存了下来。下面，本文将考察两个潜在的动因：演说者和内容。

其二，新颖的演说令人意外地具有影响力。 我们用回响性（Resonance）来量化新颖性和短暂性之间的不平衡。 回响代表了一种与过去不同且在未来留下痕迹 的 性质， 它随着新颖性的增加而增加，如右图。本文将之称为创新偏好：相比于一个均势状态，对高新颖性演说的处罚要比预期的低。右侧图线的斜率显示了这种偏好的程度，进一步的测量说明， 这种偏好在讨论者转向一个新话题的最初一段时间十分显著，在更长的时段里则会消失 。

组织角色和个人策略

一个演说者对议会的态度会影响他创造新的用词模式或是照抄之前的演说者的意愿。相反，演说者对他们所说的话的被接收状况的控制程度很低，受到各种因素的影响。个人层面 的模式可以暂时地破坏系统层面的创新偏好，但是个人决策不能解释所有与系统层面模式的偏差。议会的信息加工功能对个人所扮演的角色施加影响，例如主席的角色就被赋予了极大的组织功能。

制宪议会也创造了委员会。委员会成员在外部发展议题并呈现给议会。为了理解个人层面的差异和系统赋予的角色如何影响新模式的生产和接收，本文考察了三种议会角色之间回响性和新颖性之间的差异：四十个最广为人知的演说者，主席和委员会代理人。三种类型的平均新颖性和回响性用 z(N) 和 z(R) 表示，同时表征潜在地方性演说模式创新和他们被系统整体接收的程度。将图一所得的新颖 性和回响性之间的线性关系作为期望，与三种类型之中的关系对比，测量OLS模型之中两者的差异 Δz(R) 用来代表演说者突破系统层面趋势实现影响力的程度。例如，一个演说者如果有很高的新颖性和回响性，但是 Δz(R) 却是负值，则说明他的冒险获得的回报比期望的小。表一展示了以 w=36 为跨度（大约是一天内的演说量）的结果；新颖性的结果在跨度改变时改变不大，而回响性的结果在以36为跨度时具有较大相关性。（详见附录）

制度性角色——代表委员会发言或是作为议会的主席——不会遵照系统层面的趋势。 委员会成员具有高新颖性和高回响性，收集新信息并注入议会内部以影响后续讨论；相反，主席的角色要求他作为日程推进者从而获得低于平均的回响性，在最理想情况下也只能总结先前的发言，对后续的发言影响力有限 。尽管他有可能打断 对话来推进讨论的日程，但是他引介的内容往往难以存续。整体的新颖性偏好不能被委员会新信息的输入解释：尽管委员会成员呈现出高于平均的回响性，但是他们的回响性低于给定新颖性下的期望（ Δz(R) 小于零）。

在极高的显著性水平上，选中 的 个人演说者的新颖性和回响性水平和系统层面的趋势呈现偏差。 具有较高创新倾向的演说者显著地和左翼与资产阶级有关联，而所有右翼演说者以及绝大部分贵族新颖性都不高 。 尽管这四十个演说者 的 新颖性水平参差不齐，但他们的回响性差别较小。 其中特殊的几个是大革命中的关键角色： 著名的激进派罗伯斯庇尔和佩蒂翁不仅具有最高的回响性，且相对基于新颖性偏差的系统层面期望更高； 相反，阿曼德-加斯顿（Armand-Gasto n）和西奥多·韦尔涅（Theodore Vernier）依靠他们的教会法典和财政知识，呈现出高新颖性和低回响性，他们给出的信息要不就是没有产生影响，要不就是（更多情况下）决定性地解决了问题，使得议会转而讨论下一个完全不同的问题。最后，著名的政治保守派例如让-西弗莱茵（Jean-Siffrein）和雅克·德·卡萨莱斯（Jacques de Cazales）新颖性较低，回响性较高。他们也打破了系统偏好，不仅维持保守性还能够保证足够的影响力。

委员会的出现和演化

如图二所示，在第一个时段，新事项演说（new-item speech）的回响性不具有显著区别，但代表委员会成员的辩论发言（in-debate speech）具有回响性加成。在第二个阶段情况发生变化，新事项演说反常地在高新颖性上具有较低的回响性。考察文本之后得知，这种不匹配并非像个体演讲者中呈现的 那样来自于没能转变辩论的进程，而是 当权力增加，委员会必须“谋事和成事（propose and dispose）”：一旦委员会向议会呈现他们的发现，这些议题逐渐在很小的讨论之后就被接受 。在有些时候，委员会报告直接被通过而没有任何讨论。这种权力的增加也可以在委员会事务确实引起实质性争论时得到观察：委员会成员的辩论发言仍保持了突出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