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从来不怕开放，最怕的是不开放。开放促进竞争，竞争提升效率。过去二十年汽车和家电行业采取了不同的开放道路，导致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汽车高度保护，结果竞争力差、国内市场沦陷。家电全面开放，结果竞争力提升、走向全球。这对新一轮开放有很强的镜鉴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对外开放水平总体持续提高并取得巨大进步，但仍然存在不足。
一是关税方面，
为保护幼稚产业，汽车、化妆品和高端服装关税水平与国际相比仍然偏高。
二是投资方面，OECD公布外商投资限制性指数排名，中国在70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6
，仅好于马来西亚、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和菲律宾，
2010-2018年，中国总体限制性指数仅提高4个名次。
三是知识产权方面，
中国在基础研发、执法透明度、产权保护和维权意识方面偏薄弱。
中国行业开放程度高低不一，越开放的行业竞争力越强。
当前中国行业的开放程度可分为三类：
一是开放程度较高，如多数制造业和旅游业；二是限制类，主要集中在基础能源和自然垄断行业，如电力、金融、电信和医疗；三是禁止类，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如互联网信息业、新闻广播业和军工业。改革开放后，汽车走向“市场换技术”和保护政策，家电积极对外开放，结果是汽车业大而不强、国内市场基本沦陷，家电业迅速崛起、享誉全球。
汽车行业开放迟缓、高度保护，政府干预较强，主要体现在关税、外商投资准入、产业目录等多个环节。
中国汽车行业发展历程可概括为四个阶段：1）起步阶段（1953-1977年）：从无到有、计划生产。在计划经济背景下，政企不分离，汽车企业依托国家集中投资的模式建立，产点和产量均由国家规定。2）合资阶段（1978-1999年）：引进技术、行政干预。产业政策对外过度限制、对内过度保护，体现为严格外资股比限制、进口管制、关税壁垒以及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弱化了国内企业自主研发动力和能力，限制了市场公平竞争机制。
3）发展阶段（2000-2010年）：需求释放、小幅放开。
配合入世承诺，产业政策有所放松，体现为下调关税、减少非关税壁垒、放松零部件外资股比限制以及对内开放，但
关税水平仍较高且保留整车股比限制
。
4）创新阶段（2011年至今）：渐行渐近的全面开放。
2018年4月，发改委公布汽车行业对外开放时间表，
到2022年汽车行业全面取消外资股比限制
。
当前国产汽车产品定位单一、市场占有率低、研发能力不足，国际竞争力差。
2018年汽车行业的中国自主品牌国内市场占有率仅42%，销量前十大品牌中，仅吉利排在第五位，其他均是合资企业。
国内车企研发投入资金及占营收比重近年有所上升，但仍偏低，且不同车企研发支出占营收比重的方差较大（广汽6.8%、比亚迪6.6%、上汽1.8%、吉利0.5%），2018年中国前十大车企研发支出占营收均值为4%，低于全球主流车企均值的4.9%。扎堆中低端，高端市场沦陷，2018年吉利单车均价7.1万元，不到大众、丰田单车均价的一半，与奔驰、宝马等豪华车相比差距更大。
主要原因：第一，过高的准入限制。
包括投资审批制度、目录管理制度、股权比例限制、转让限制、高资本运营门槛以及高关税壁垒。准入限制最大的受益者是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合资坐收51%的利润分成
，
缺乏加强技术研发的动力。第二，地方重复建设和保护主义。
地方政府为追逐政绩，重复投资并以优惠政策扶持，导致亏损企业无法及时退出市场或重新并购重组，阻碍市场公平竞争。
第三，产业政策过于强调行政管理，缺乏合适的创新引导。
例如，“三大三小”战略本意是减少无序、重复投资，但政府垄断保护导致国有企业失去自主研发动力。
家电行业开放程度高，政府干预较少，竞争充分，其经历了从产能过剩到价格大战再到行业优胜劣汰、全面开放的发展壮大历程，
可分为三个阶段：1）起步阶段（1978-1989年）：引进技术、产能过剩。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确定“鼓励引进先进技术和装备”策略，掀起投资热潮，导致产能过剩。2）发展阶段（1990-2000年）：竞争白热化，价格大战。在新技术的加持下，家电企业通过打价格战和并购重组等方式，抢占市场份额，家电行业大洗牌。
3）创新阶段（2001年-今）：走向国际竞争。
政府未对家电行业设置外资股比限制，2001年外国企业在国内设立研发中心，并降价抢占市场份额，倒逼国内企业技术创新。
当前家电行业进入成熟期，竞争力大幅提升，在占领国内市场后自主品牌走向世界。
2018年中国空调、微波炉产量占全球比重达70%-80%
，冰箱、洗衣机比重达50%-55%，海尔连续10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用电器品牌零售量第一。从零售额看，2018年中国前3名家电企业市场份额达73.6%，前五名市场份额达83.8%，前十名市场份额达93.8%，标志着我国家电行业格局进入稳定期。
主要原因：第一，放开准入，对内放开民营经济，对外与国际接轨。
政府对家电行业的干预较少，90年代大批民营企业涌入，促进国内企业与国外资本展开合作、引进技术；加入WTO后，外资品牌涌入，中外品牌竞争激烈，促使国内企业大力投入自主研发，行业集中度提升。
第二，政府监管以质量监督维护市场秩序为主，并未干预生产投资环节。
家电行业发展过程中，政策的侧重点放在质量检测和统一标准上，且与时俱进。
从家电和汽车成败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教训看，中国应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相信市场，相信企业家，相信科技创新人才，相信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展现开放自信，释放巨大的发展潜力，推动高质量发展。
第一，加快落实对外开放举措。一是
放开市场准入
，降低基础性成本。落实金融、汽车等传统保护领域的对内和对外开放，放开上游能源、电力和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领域的市场准入。
二是
进一步降低关税水平
，适度提升免税商品占比，营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提高通关便利化程度。
三是
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持续加大研发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投入。
第二，减少直接干预，加强事中事后监管。
好的产业政策是鼓励竞争，交给市场优胜劣汰，政府重在研发、人才培养等方面提供融资、财税支持，严格监管和整治乱象。
对夕阳产业，
政府积极鼓励产业转型升级或退出，给予失业人口产业培训教育；
对新兴产业
，政府应鼓励市场化发展、减少干预，地方政府根据自身要素水平做好事前评估，对已具规模的新兴行业，做好事中事后监管、整治乱象，创造良好的竞争环境。
第三，进行重大理论创新突破，落实竞争中性和所有制中性。一方面，
继续推行国企分类改革
，对于竞争性领域，全面放开市场准入，打破政府对国企的隐性担保。
另一方面，
对内对外一视同仁开放，建立公平竞争透明的市场环境，提振企业家和投资者信心。
第四，以六大改革为突破口开启新时代新周期。
1）大规模减税降费，中央政府加杠杆、转移杠杆，减轻企业负担。2）在人口流入的都市圈和城市圈适度超前进行基础设施建设。3）以注册制改革为抓手，完善多层次资本市场五大配套制度。4）从融资、监管、税收等渠道鼓励市场化并购重组，激发资本市场活力。5）建立以人地挂钩、金融稳定为核心的住房制度和长效机制。6）调动地方政府和企业家积极性。
1.1
总体水平：开放水平持续提高，取得巨大进步，但仍有明显不足
过去40年，中国在开放领域取得巨大成就。
关税方面，
中国总体关税水平不断下降。2018年中国平均关税降为7.5%，较2001年下降8.4个百分点，加权平均税率4.4%，逐步接近发达国家水平，美、欧和澳大利亚加权关税分别是2.3%、3%和4.3%。2019、2020年继续两次下调关税。
非关税壁垒方面，
中国不断清理非关税措施，取消进口配额管理、优化进口许可、下放行政许可权限，提升跨境贸易便利化。2019年初取消了15类共118项商品的自动进口许可证，自动进口许可证审批时限缩短至1个工作日。
外商投资准入方面，
外资准入负面清单长度由93条减至40条，并加强金融、汽车领域开放。2020年初，《外商投资法》及其实施条例同步实施，要求在企业支持政策、政府采购、标准制定和行政审批等方面对各类所有制企业一视同仁。
投资方面，
2018年中国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总额均为全球第二。其中，中国吸引外资1390亿美元，占全球10.7%，较上年提高1.2个百分点；对外直接投资1430亿美元，占全球14.1%，较上年提升3个百分点。
营商环境方面，
中国营商环境全球排名持续上升。《全球营商环境报告2020》显示，中国排名全球第31位，较上年提升15位。
贸易合作方面，
中国已签订17个自由贸易协定，涉及25个国家及地区，且正在与28个国家进行11个自贸协定或升级谈判。
自贸试验区建设方面，
2013年中国首个自贸试验区在上海设立，目前，自贸试验区数量增至18个,形成200多项制度创新成果。
但客观来看，当前中国对外开放仍有不足。
关税方面，
出于保护国内幼稚行业、民族产业及相关就业，中国部分产业如汽车、化妆品、高端服装关税水平与国际相比仍然较高。除高额关税，中国还对特定消费品和消费行为加征消费税，部分民用商品及奢侈品都是消费税重点征收对象。长期维持高关税水平，实际是保护了落后产能和国内企业，阻碍了市场竞争、效率改善和民生福利。
投资方面，
2018年中国外商直接投资限制指数在0ECD公布的70个主要经济体中排名第6，限制程度远高于平均水平，仅优于马来西亚、俄罗斯、印度尼西亚、沙特阿拉伯和菲律宾，且提高缓慢，2010-2018年，中国总体限制性指数仅提高4个名次。分项来看，中国在外国股权限制、外国人员限制和歧视性筛选或批准机制限制方面
均超过全球平均水平，其中
外国股权限制程度最高
；
分行业看，涉及到意识形态层面，如媒体、通信和电视广播等领域，外国股权开放缓慢，此外，在法律、运输、金融、采矿和农渔等领域限制程度较高。
知识产权方面，
中国仍面临知识产权保护领域的四大不足：一是企业核心竞争力的自主知识产权较少，国内企业擅长科技应用，而基础技术研发十分薄弱；二是知识产权执法透明度不高、力度不强；三是知识产权管理和保护整体水平不高；四是知识产权维权意识不强。未来需继续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加强执法透明，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意识，推动在开放条件下的专利应用以及创新驱动发展。
当前中国各行业的对外开放程度可分为以下三类：
一是开放程度较高，如多数制造业和旅游业；二是限制类，如电力、金融、电信和医疗；三是禁止类，如互联网信息业、新闻广播业和军工业。
第一，开放程度较高的行业主要是大部分制造业和旅游服务业。
制造业多数基本开放，汽车等少数行业仍受限。
2019年修订版《鼓励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支持外资向高端、智能、绿色制造等领域发展，新增了5G、芯片封装设备和云计算设备等项目，新增或修改条目80%以上为制造业。而对于汽车关税较高、外商投资受限的行业，中国正加大开放力度，2018年7月，汽车关税由25%降为15%，预计2022年取消汽车行业限制。
旅游业不限制外商股权投资比例，市场充分竞争，民营资本为主。
2003年中国旅游业完成入世承诺，是中国对外开放最早、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目前，民营旅游企业投资约占全部旅游投资规模的60%，形成以民营资本为主、政府投资和国有企业为辅的多元主体投资格局。
第二，限制类行业主要集中在基础能源和自然垄断行业。
其中，电力业限制外资股比，国有企业垄断，资源错配。
当前，核电站的建设、经营由中方控股，国有企业占据垄断地位。
金融业设置外资股权比例，国有企业占主导，预计最晚于2020年4月全面开放。
由于境内外市场规则制度差异、配套法律法规不到位、汇率制度等因素制约，金融业对外开放改革存在反复、缓慢等特点，目前，证券、期货和寿险外资股比不超过51%。国务院提出于2020年取消证券、期货和寿险公司的股比限制，实行全面开放。
电信业限制外资股比，国有企业占主导。
当前基础电信业务必须由中方控股，由于电信产业的基础性和自然垄断特性，电信对外开放进程较为缓慢，国内电信企业通过行政干预获得垄断地位，导致行业存在技术升级慢、收费高、服务差等问题。
医疗业部分药品实施零关税，鼓励外资投资医药制造，但医疗机构外商投资受限。
外资在中国医疗机构投资仅限于与合资、合作，目前，中国医疗资源和政策均向公立医院倾斜，2018年中国公立、民营医院诊疗人次分别为30.5和5.3亿人次。
第三，禁止类行业主要涉及意识形态和国家安全。
互联网信息业禁止外资投资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网络出版服务、网络视听节目服务、互联网文化经营（音乐除外）、互联网公众发布信息服务。
行业由民营企业垄断，2019年仅阿里巴巴和腾讯两家市值占比达57.2%，但对外开放程度较低。由于互联网信息业涉及意识形态，具有社会导向性，此类行业对外开放需持谨慎态度。
新闻广播业禁止外资投资新闻机构，图书、报纸、期刊的编辑、出版业务，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的编辑、出版、制作业等业务，此外，外资对广播电视节目、电影的制作业务限于合作。
行业主要由国企垄断。由于新闻广播类行业涉及国家安全及公共服务领域，此类行业对外开放需持谨慎态度，应在合理监管力度下，优先对内开放，形成市场竞争。
军工行业禁止外资参与放射性矿产冶炼、加工，核燃料生产等领域的投资。
相关产业均有国企控制垄断。由于军工行业涉及国家安全与公共服务，此类行业对外开放需持谨慎态度，应在保护国家安全和严格监管的条件下，引入先进技术，提升国防水平。
2
开放促进竞争：汽车业高度保护，自主品牌竞争力弱；家电业
高度开放，全球竞争力强大
2.1汽车行业：政策保护、垄断经营、高关税、投资限制导致研发动力不足全球竞争力弱
2.1.1
发展：
从货车到乘用车，从管制经济到缓慢开放
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之一，汽车承载着中国制造业升级的战略任务和市场化要求。
总体来看，汽车行业开放迟缓，政府干预仍然较强，主要体现在关税、外商投资准入、产业目录等多个环节。
中国汽车行业发展历程可概括为四个阶段：1）起步阶段（1953-1977年）：从无到有、计划生产；2）合资阶段（1978-1999年）：引进技术、行政干预；3）发展阶段（2000-2010年）：需求释放、小幅放开；4）创新阶段（2011年至今）：渐行渐近的全面开放。
1
、1953-1977年，起步阶段：
从无到有、计划生产
1953
年第一汽车制造厂（一汽）在苏联援助下正式成立，此后，中国开始自主建立车企，基于国家基础建设和军事用途，主要生产货车。
1957-1978年，中国汽车产量从0.8万辆增长到14.9万辆，增长了18倍，其中，载重汽车产量从0.6万辆增长到9.6万辆，增长近15倍。
计划经济背景下，政企不分离，汽车企业依托国家集中投资的模式建立，产点和产量均由国家规定。
产量方面，各企业必须严格按国家计划组织汽车生产，未经批准，不得超计划生产。产点方面，分为三类，一是各方面条件较好的汽车生产厂，优先安排生产；二是不具备生产条件且车型质量不好的，应通过调整改组或专业化合作方式生产；三是质量不好、油耗高且亏损严重的，应关停并转。
2
、合资阶段（1978-2000年）：
引进技术、行政干预
改革开放后，中国汽车产业主要依赖合资、技术引进的发展模式。
1986年“七五计划”提出将汽车制造业作为重要的支柱产业。
汽车产量持续扩张，1978-2000年中国汽车产量由14.9万辆增加至206.8万辆，增长13倍。但行业初现
“散乱差”格局，1980-1993年，全国整车生产企业数量从56家增长到124家，1993年产量5万辆以上的车企有6家，仅占全部车企4.8%。
在此期间，政策对外过度限制、对内过度保护，弱化了国内企业自主研发的动力和能力，限制了市场公平竞争机制的发挥。
1994年《汽车工业产业政策》做了非常详细的规定。
第一，外资股比限制严格。
“生产汽车、摩托车整车和发动机产品的中外合资、合作企业的中方所占股份比例不得低于50%”。
第二，进口管制。
“在我国汽车工业还不具备国际竞争力时，国家对进口汽车、摩托车仍采取必要的管理措施”。
第三，高技术壁垒。
中外合资、合作的企业建立技术研发机构、生产高技术水平的产品。但国内企业为追求利润，减少研发投入，核心技术始终被外资企业掌握，国内技术研发落后。
第四，高关税壁垒。
1986-1997年连续两次下调关税，但仍然较高，1997年，3.0L以上进口汽车关税税率仍高达100%，3.0L以下高达80%。
第五
，
资源向国有企业倾斜。
1987年国务院确立“三大三小”生产点，外资进入后与“三大三小”汽车企业合作，使得国有汽车企业在规模、资源和技术的加持下占据了大量市场份额，民营企业发展受限，削弱了行业竞争。
3
、发展阶段（2001-2010年）：
需求释放、小幅放开
“十五规划”鼓励轿车进入家庭、2001年底中国加入WTO，需求逐渐释放，汽车行业产销迅速上升，2009年中国汽车销量全球第一。
2001-2010年汽车产量从234万辆上升到1826.5万辆，其中，轿车的产量从70.4万辆升至938.6万辆，增长12倍；轿车产量的比重从30%增长到51%。
为履行入世承诺，汽车行业开始放松管制。
一是关税大幅下调，
2001-2006年，中国连续6年下调关税，3.0L以上汽车进口关税从100%下调至25%。
二是减少非关税壁垒，
2002年取消了对汽车及其关键部件的进口许可证管理，2005年全部取消汽车及关键部件的进口配额。
三是放松部分对外股比限制，
2004年《汽车产业发展政策》
取消了汽车发动机的外资股比限制的要求，此外，将政府对汽车生产企业投资项目的审批制改为备案制。
四是对内给民企逐渐放开准入，
2001年批准吉利轿车生产资格，2002年批准长城生产，2000年奇瑞依靠上汽资质生产，直到2003年后开始自主生产，2005年比亚迪投产。
但开放力度远远不足。
一是关税仍然较高，
2006年中国关税降至25%，而美国为2.5%。
二是仍保留外资股比限制，
2004年《汽车产业发展政策》规定，“汽车整车、专用汽车、农用运输车和摩托车中外合资生产企业的中方股份比例不得低于50%”。
4
、创新阶段（2011年至今）：
渐行渐近的全面开放
2011
年至今，消费政策退出，汽车销量中枢下移，但SUV凭借产品错位的生产方式迅速扩张。
SUV市场占有率从8.7%升至35.6%，2011-2017年汽车产量从1841.9万辆增长至2901.5万辆，年均增速7.9%。
2018
年汽车行业开放速度加快。
2018年4月习总书记在博鳌论坛讲话中称，汽车行业将尽快放宽外资股比限制，并降低进口汽车关税。随后，发改委披露了中国汽车业对外开放的时间表：2018年取消专用车、新能源汽车外资股比限制；2020年取消商用车外资股比限制；2022年取消乘用车外资股比、合资企业不得超过两家的限制，5年时间完成真正的开放。
但汽车关税仍高，且叠加消费税、增值税等费用后，进口汽车价格偏高。
2018年7月，中国汽车整车关税由25%降至15%，相关零部件关税降为6%，高于国际平均水平。例如奥迪2020A7进口款“55 TFSI quattro”国内官方售价约88.2万元起，而美国同款车型含税后售价为69995美元，折合人民币48.1万元，仅相当于中国价格的一半多。
2.1.2
问题：
产品定位单一、市场占有率低、技术研发能力不足
汽车行业的长期保护导致国产车市场占有率低、技术研发不足、市场竞争力低下。
第一，市场集中度低。
2018年中国前10家企业市场规模占比58.8%，仅较2017年上升0.6个百分点，且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差距。
第二，自主品牌集中在中低端市场。
中国汽车中高端市场仍然被合资品牌以及进口汽车占据，自主品牌在中低端市场的夹缝中生存，2018年吉利单车均价7.1万元，不到大众、丰田单车均价的一半，与奔驰、宝马等豪华车相比差距更大。
第三，自主品牌市场占有率低。
2018年中国汽车市场销量达到2803.9万辆，其中，乘用车2367.2万辆，而自主品牌乘用车销量998.7万辆，仅占比42.2%。汽车销量排名前十的榜单中，前三名分别为上汽大众、上汽通用、一汽大众，均为合资品牌，而自主品牌吉利汽车排名第五。
第四，技术研发不足。
中国汽车的基础研发、整车以及零部件技术均落后于世界汽车制造大国，与大众、丰田、通用等国际主流车企相比，国内三大汽车集团上汽、一汽、东风研发投入均不足，2015年中国汽车研发支出占营收2.1%，远低于国际主流车企均值4.7%。近年来中国车企研发支出及其占营收比重有所上升，但仍偏低，且不同车企研发支出占营收比重的方差较大（广汽6.8%、比亚迪6.6%、上汽1.8%），2018年中国前十大车企研发支出占营收均值为4%，仍低于全球主流企均值的4.9%。中国研发投入最高的是上汽集团，2018年上汽集团研发支出24.1亿美元，仍不及全球研发投入较低的宝马集团（58.4亿美元）。而国产销售龙头吉利汽车研发支出仅为0.8亿美元，占营业收入0.5%。全球研发支出金额最高的是大众集团，2018年研发支出高达158亿美元，占营收的5.7%。
2.1.3
原因：
准入限制、地方保护主义和产业政策失当
政策方面，一是行业准入限制削弱市场竞争。
汽车工业的高准入门槛阻碍了民营和外资企业进入，导致市场竞争力下降，创新动力不足。
1）投资审批制度，
轿车、轻型车、整车以及发动机项目，全部由国家审批立项，门槛高。
2）目录管理制度，
生产企业开发的新产品，需要通过有关部门批准才能生产和销售。
3）转让限制，
不能维持正常经营的汽车企业不得向非汽车生产企业转让
。4）高资本运营门槛，
2004年《汽车工业产业政策》规定新建汽车生产企业投资总额不能低于20亿，自有资金不得低于8亿，产品研发机构投资额不得低于5亿。
5）高关税壁垒，
中国长时间依靠高进口关税阻止国外汽车品牌进入，导致中国汽车行业的低市场竞争和高利润，国内企业研发动力缺失、汽车产业发展缓慢。1986年排量3.0L以上燃油轿车进口关税税率为220%，3.0L以下税率为180%，轿车价格较国外市场高3-4倍。截至目前，中国进口汽车关税下调至15%，比其他国家仍然较高。
6）投资限制，
如果外资企业选择在国内建厂，只能通过合资方式，且股比不得超过50%。
二是地方重复建设、保护主义阻碍产业集中度提升。
1987年以来，中央对汽车行业的“三大三小”的构想并未实现，2000年中国汽车行业有118家整车企业和1682个零部件企业，产能分散，无法形成规模经济。主要原因一是分税制后地方政府利益主体地位加强，为追逐政绩，重复投资并以优惠政策扶持；二是高税收、高产值以及容纳就业驱动地方政府实施“封闭式”汽车产业政策，导致亏损企业无法及时退出市场或重新并购重组，阻碍市场公平竞争。
三是产业政策失当，过于强调行政管理、缺乏合适的创新引导。
第一，
改革开放后，中央对汽车工业发展的路径规划是通过合资引进先进的产品技术，进而自主研发零部件。但由于汽车行业天然的高技术壁垒以及研发耗费资金，车企在经营初期缺乏足够资金投入，政府没有自主创新引导，“市场换技术”最终没有达到理想效果。
第二，汽车是规模效应显著的行业，但规模效应是市场充分竞争的结果，而非政府主导。
例如，中央为制止“三大三小”规划本意是减少无序、重复投资，但导致了政策垄断保护，长期以来中国政府将资源集中于一汽、东风、上汽等大型国有企业，享受垄断利润的同时失去研发动力。
2.2
家电行业：全面开放、充分竞争、技术革新催生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国产品牌
2.2.1
发展：从产能过剩到价格大战，行业持续优胜劣汰
作为中国轻工业的支柱产业之一，家电行业经历了
从产能过剩到价格大战再到行业优胜劣汰，
可分为三个阶段：1）起步阶段：引进技术、产能过剩；2）发展阶段：价格大战、竞争白热化；3）创新阶段：中外竞争、走向国际。
1
、起步阶段（1978-1989年）：
引进技术、产能过剩
改革开放初期，政策引导推动家电行业大迈进，同时引发行业重复引进、产能过剩问题
。1978年1月，国务院将轻工业部和纺织工业部分开，成立五金电器工业局，大力推动国内家用电器工业发展。同年，批准原上海电视机厂引进第一条彩电生产线，标志着我国家用电器进入起步发展阶段。
随后确定“鼓励引进先进技术和装备”策略，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合资建厂，家电行业发展突飞猛进。
彩电方面
，80年代初中国彩电业迅速形成规模，全国引进彩电生产线100多条，熊猫、金星、牡丹、飞跃等国产品牌涌现。
洗衣机方面
，1983年洗衣机产量达365万台，1978年产量仅0.04万台（即仅仅400台），全国同样掀起技术引进狂潮，约40多家厂商先后从日本、英国等海外国家引进技术60多项。由于过度扩张和重复建设，家电产能增长远超国内居民实际消费水平的增长。1990年全国彩电年生产能力为2279万台，但同年实际产量为1033万台，产能利用率仅45.3%，家用电冰箱、洗衣机和空调的产能利用率分别为40.1%、40.9%和24.5%，产能过剩现象严重。
2.
发展阶段（1990-2000年）：
价格大战、竞争白热化
20
世纪90年代，家电企业纷纷加入“价格战”，竞争白热化，行业掀起兼并重组浪潮
。这一时期的家电行业竞争有三个特点。
一是中外合资、技术引进
。1994年外国公司与国内企业积极开展合作并建立产品基地，截至年底共有20多家企业达成合资，如小天鹅与德国博世-西门子家电集团合资建立博西威家电，雪花电器集团与美国惠而浦合资成立惠而浦雪花电器等。同时，洗衣机行业中小天鹅、海尔、美菱和兰菊等通过引进技术开始生产滚筒洗衣机，打破了原有济南洗衣机厂独家的局面。
二是价格大战。
在新技术新产品支持下，各大公司具备了降价抢夺市场份额的基础，1996年3月长虹集团向全国发布大规模降价宣言，降低彩电价格8%-18%，此后康佳跟进降价，打响了旷日持久的价格战。
三是广泛兼并重组，强者更强
。1993年电子工业部提出实施“大公司战略”，加快彩电等家电行业企业向大型集团迈进。1996年7月TCL集团兼并收购成立了TCL王牌电子、TCL电器等公司；康佳集团与黑龙江牡丹江电视机厂、陕西西安如意电视机厂等公司成立了康佳电子实业；广东惠州TCL集团与河南美乐集团实施资产重组。
3.
创新阶段（2001年-今）：
中外竞争、走向国际
21
世纪初期，家电行业进入中外竞争、渠道大战阶段，数字化和互联网等新技术迅速普及
。中国家电行业经历90年代洗牌后出现一批颇具实力的龙头企业，但中国加入WTO、数字和互联网技术再次让行业龙头面临挑战。
一是外资品牌加速进入中国，加大对华投资力度，中外品牌竞争激烈
。2001年，松下、日立和东芝在中国设立研发中心，LG、三星、AO史密斯等跨国家电企业宣布加大投资力度，并开始大幅降价以抢占市场份额。同时，汤姆逊、飞利浦、东芝等知名外企在中国DVD行业掀起专利大战，要求国内企业支付专利技术费用，促使国内企业对于自主技术研发的大力投入。
二是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促使行业龙头纷纷加速转型
。互联网、数字电视、蓝牙技术、家庭数码、宽带和数码相机等新兴产品的涌现让家电龙头争夺商机，同时以国美、苏宁、三联为龙头的渠道商们加速抢占地盘。
三是内外部环境变数增多，家电行业加速洗牌
。2003年钢材价格大涨，家电成本上升，5月1日起国家实施CCC认证，对家电生产提出更高要求。同年5月美国向中国发起彩色电视机反倾销诉讼，2004年5月美国裁定中国彩电在美倾销成立，对中国彩电征收反倾销税，长虹和TCL反倾销税率分别为26.4%和21.3%。
2.2.2
成果：行业发展日趋成熟，国产品牌走向世界
中国家电行业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居民家电保有量进入稳定期
。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家电产量迅速增长。据中国家电业协会，2001年至2005年，中国家电出口额平均增长率为29.8%，比入世前5年提高10.4个百分点。1978年中国电冰箱、洗衣机和彩色电视机产量分别为2.8、0.04和0.38万台，2000年增长至1279、1443和3936万台，2018年增长至7993、7274和14476万台。各类家电走进千家万户，电冰箱、洗衣机和彩色电视机首先普及，2000年每百户居民电冰箱、洗衣机和彩电保有量分别为78.1、88.3和112.5，2018年提升至100.9、97.7和121.3，基本实现家家户户均有此三大家电。空调和家用电脑普及较晚，但近年来增长迅速，2000年每百户居民空调和家用电脑保有量分别为26.7和7.5，2018年上升至142.2和73.1。此外，各家电保有量总体进入稳定期，近三年增长放缓，主要以更新换代和升级型需求为主。
国产品牌脱颖而出，海尔连续10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用电器品牌零售量首位
。据全国家用电器工业信息中心，2018年中国家电市场规模达8104亿元，主要家电产品出口金额达751.2亿美元，同比增速9.6%。
全球市场方面
，欧睿数据显示，海尔连续10年蝉联全球大型家用电器品牌零售量第一名，同时在冰箱、冷柜、酒柜、洗衣机4大家电品类榜单上排名第一。据群智咨询，2018年TCL、海信和创维全球平板电视出货量均居全球前五，中国厂商合计市场份额为36%，较2014年提高9个百分点，已超过韩国成为全球平板电视最主要出口国。
国内市场方面
，2018年空调、冰箱和洗衣机国产品牌市场份额分别为90.8%、76.8%和63.8%，较2017年分别提高0.9、4.1和3.4个百分点。其中，海尔在洗衣机、冰箱和空调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41.1%、32.5%和11.9%，美的在洗衣机、冰箱和空调的市场占有率分别为26.5%、13.0%和18.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