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商业中最引人注目的战斗在技术乐观派与技术悲观派之间展开。乐观派认为世界正处于科技推动的复兴发展期。各科技公司的CEO也纷纷对此竞相称颂。商学教授认为我们唯一的问题将是当机器都变得超级智能后，人该怎么办。悲观派反驳说这都是瞎扯：可能有几家公司表现卓越，但经济已裹足不前。哈佛大学的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大谈长期经济停滞。乔治梅森大学（George Mason University）的泰勒·科文（Tyler Cowen）称美国经济实现了现代历史上所有唾手可得的目标，已陷入困境。

目前为止，关于现代经济最悲观的著作是由西北大学（Northwestern University）的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所著。在1月出版的《美国经济增长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American Growth）一书中，戈登提出的观点是，相较于第二次工业革命过程中深刻改变人类生活的发明（电力、汽车和飞机），IT革命不过是小打小闹。相比之下，目前的信息浪潮只是改变了人类生活的一小部分。

现在一本由弗雷德里克·埃里克松（Fredrik Erixon）和比约恩·魏盖尔（Bjorn Weigel）合著的新书《创新幻像》（The Innovation Illusion）则呈现了一个更为悲观的未来。埃里克松和魏盖尔在书中写道，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力本身——即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描述的创造性破坏——已经走到尽头。

他们指出，除了谷歌和亚马逊这样为数不多的明星企业之外，资本主义正在快速衰老。欧洲100家最有价值的企业都成立于40多年前。即使是更具创业精神的美国也不得不受制于“中年发福”。成熟企业（或成立11年或以上的企业）占总企业数的比重从1987年的三分之一上升到2012年的近一半，且2001至2011年之间创业企业的数量有所下降。

颂扬自由市场的人经常把这样的发展停滞归咎于监管过度。监管过度自然是一部分原因，但两位作者认为与发展停滞关系最为密切的是资本主义本身的结构。企业不再属于富有冒险精神的资本家，而是属于像先锋集团（Vanguard Group，其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3万亿美元）这样经常为匿名投资者分散买卖股权的机构。这些机构更在乎可预见的回报，而不是企业自身的发展。

两位作者的假设是，大企业的领袖不都是像马克·扎克伯克这样的人。为确保可预见的回报，大多数大公司都会聘请企业官僚，而这些人一般会回避对新技术的风险投资。1950至2000年间，IT投资占GDP的比重一直在持续增加，21世纪最初的几年里则开始下降。官僚的CEO们非但没有给市场带来大变动，反而关注如何从沉没成本中榨取最大利益，努力保护其利基市场。他们囤积现金，回购公司股票，再通过与前竞争对手合并来巩固自己的市场地位。

悲观派所指的情况在一定程度上是真实的，但也夸大了事实。戈登说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是无法重现的变革，没错；但这并不意味着无人驾驶汽车就不值一提。埃里克森和魏盖尔对近年来西方新成立公司数量大幅减少表示担忧也没错，但有很多老公司并非由官僚管理，而且多次重塑过自身：通用电气至少已经活到第九条命了。而且过去20年中诞生的新巨擘（如优步、谷歌和Facebook）所产生的影响力也不应低估：这些公司都具备熊彼特所言、并为那些作者们欣赏的特征。

悲观派最有力的论据依赖的并不是仔细观察企业和投资者行为，而是生产力的宏观统计数据，而近年来的数字的确惨淡。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卡里姆·福达（Karim Foda）经计算得出，目前富裕国家劳动生产力的增长率是自1950年以来的最低。发达国家的全要素生产力（试图用来衡量创新）自2004年以来仅增长0.1%，远低于历史平均水平。

乐观派有两个反驳的论点。首先，数据一定有问题。一种可能性是这些数据未能涵盖互联网无偿给予的消费者剩余。但这不足以服人。官方数据很有可能低估了互联网革命带来的影响，就像它们过去曾低估电力和汽车的作用一样，但并没有低到足以解释近年来生产力增长的下降。

后座生产者

第二个论点是生产力革命才刚刚开始，这更具有说服力。在过去十年里，很多IT公司可能更多关注的是美国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所说的“好玩而非根本”的东西。但硅谷最好的公司确实是在专注于改变物质世界。优步和Airbnb显著改进了在过去数十年里多多少少裹足不前的两大行业。摩根史丹利估计无人驾驶汽车在美国可能带来每年5070亿美元的生产力提升，这一提升主要来自于那些因不需要盯着路面而可以把精力放在笔记本电脑上的人。

真正的问题并不是IT革命是否已经失去了动力或创造性破坏是否即将止步。实际上IT革命很可能正在加速，谷歌和亚马逊也跻身过去50年里所出现的最具创新力的公司之列。真正的问题在于新经济是否能够抵住不利于其发展的力量：人口老龄化、通过限制贸易和过度监管商业来响应民粹主义呼声的政治阶层，以及在很多国家都正在失败的教育体系。真正的危险是，在乐观派与悲观派血拼的同时，世界会变得更为分化——几个生产力高的孤岛，被广阔的停滞之海环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