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中国有过两个东方巴黎，一个众所周知是日益繁华的上海，另一个是已经衰败的哈尔滨。
那时的哈尔滨是俄罗斯人、犹太人、波兰人、亚美尼亚人等各类欧洲流亡者的第二家园。由于清朝长期封闭白山黑水，山海关外的人口一直稀少，直到《瑷珲条约》《中俄北京条约》割让大片土地后，清政府才开始重视有效行政控制。然而日渐衰落的清朝事实上已无力顾及关外，远东地区成了俄国与日本的角力场，以沙俄修建的中东铁路为契机，形成了新枢纽城市哈尔滨。大量俄罗斯人，波兰裔铁路工程师，各国商人纷纷迁入。他们不分国籍种族，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哈尔滨人”，这才有了哈尔滨最好的时代。
相对于当时的寒冷、贫穷、苦难，“哈尔滨人”更喜欢在回忆中给自己的最初的“故乡”染上温情与浪漫的色彩。有一篇专题文章《波兰“哈尔滨人”忆抗战：在那里我们共同经历好与坏的年代》曾记录了很多“哈尔滨人”对旧时代的回忆。
1950年出生的波兰人奥耶维奇，父母于上世纪30年代在哈尔滨相识，战争年代结婚。他回忆说，那个年代的哈尔滨是一座多元文化和多民族共存的国际大都市。“当时有很多俄罗斯人、德国人、波兰人、犹太人和美国人等。父母经常对我说，虽然当时有很多国家的人居住，但是之间并没有民族冲突。大家都互相尊重，还参加对方的节日庆祝活动。二十世纪20年代是哈尔滨发展的黄金年代，那时人们的生活很好。”但是，奥耶维奇接着说道：“1931年日本占领东北后，所有的一切都变了！”
最怀念哈尔滨时代的大概还是设计建设了这座城市的俄国人，有一部俄剧叫做《一切始于哈尔滨》，记录了20年代哈尔滨俱乐部中风行的靡靡之音。男主角正是中东铁路的工人，伪满洲国成立后日军接管铁路，压迫铁路工人，更对哈尔滨外国“原住民”实行了严密监控。
Всё началось в Харбине 里的中东铁路工人
在战前的黄金年代里，在哈尔滨经商大概是件挺时髦的事儿。在俄罗斯时，玛格丽特奶奶给我看她保存的黑白照片和一个世纪前亲戚从哈尔滨寄来的明信片，这位亲戚在哈尔滨的制药公司工作，还有一位中国妻子。
到底那个时候的哈尔滨是什么样子，各族裔各阶层的人的记忆当然不一样吧。
并不是所有人都对哈尔滨有过于美化的记忆。有一部《弦裂：柏林爱乐乐团首席小提琴家斯特恩回忆录》似乎更客观。
这是一位德国犹太小提琴家的回忆录。20世纪30年代末，斯特恩一家人为躲避纳粹迫害辗转逃到中国哈尔滨。除了9岁才开始（对于小提琴家来说这个起步实在是太晚了）在颠沛流离中学琴还能进入以色列及柏林爱乐乐团这不可复制的奇迹外，他对于三个不同年代的哈尔滨白描也十分精彩。他这样写道：
哈尔滨是一个相对年轻的城市，它作为经过西伯利亚过境火车的枢纽出现于19世纪末叶。那条铁路横穿整个大陆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一条支线从黑龙江的边界城市满洲里向南一直通到旅顺港。1905年以前旅顺港在俄国人手里，日俄战争中落入日本人之手。
起初，哈尔滨只是一个屯据点，但是发展很迅速。俄国的铁路铺到那里，所以那里的房子大都是按照俄罗斯风格建筑的。哈尔滨有工作的消息不胫而走，于是许多中国人从南方蜂拥而至，从山东省来得特别多。他们成了这里的铁路工人，在那里干最沉重的工作。于是出现了一个哈尔滨的中国人居住区，相反，俄国人和欧洲人则聚居在松花江边的市区，两个区很快连在一起成为一座大城市。俄国流亡者建立起的漂亮的大教堂给这个城市打下自己的印记。
Всё началось в Харбине 里的中国人
斯特恩在松花江上——《弦裂》插图
这些穷困的外国音乐家常常要在饭店、婚礼等场所演奏助兴，冬天哈尔滨是那么寒冷，迎亲路上琴弦常常断裂，这正是书名的来源。二战末期，日军越发丧心病狂，对任何潜在的奸细都更加警觉。可是战后这些人的处境却越发糟糕，原有的乐团解散，饭店与咖啡厅成了变相的妓院，音乐家丧失了音乐家的尊严。接替日军的红军军纪之差已是众所周知的，“哈尔滨人”在严寒与贫穷之上，又多了性命之忧。所有人都想逃离哈尔滨。经过数不尽的苦难后，斯特恩一家终于逃离哈尔滨，到了以色列。
已经消失的哈尔滨老建筑
这就是老“哈尔滨人”关于那个有文化魅力的，有包容性的美丽国际大都市的回忆与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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