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邱永志所著《“白银时代”的落地：明代货币白银化与银钱并行格局的形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已获授权。
编者按：本文可与
《领先世界的北宋纸币“交子”，其实是一种敛财工具》
同时食用
（点击红字标题可跳转）
。
为了维持单一宝钞体制，“洪武货币秩序”还包含禁金银政策、禁钱政策与官定折价体系等内容，构成了这套秩序的制度体系。
1、禁金银政策
洪武八年，明太祖颁行禁金银政策后，又在洪武三十年进一步重申，目标直指杭州地区商人一切以银定价的行为。永乐之后，成祖宣称一切恢复旧制，禁银政策得到极大的加强。永乐元年四月，明廷颁布了更为严厉的金银禁令：
以钞法不通，下令禁金银交易，犯者准奸恶论。有能首捕者，以所交易金银充赏。其两相交易而一人自首者免坐，赏与首捕同。若置造首饰器皿，不在禁例。
此次禁金银令一改太祖时期只治其罪、告发给赏的立场，直接以奸恶死罪论处，但补充规定了民间金银用作饰器不做惩罚。第二年正月，成祖便感此项禁令似乎过于严苛，故改为“诏自今有犯交易银两之禁者，免死，徒家兴州屯戍”。
三月，刑部尚书报告有百姓犯禁，原来湖北江夏县有民众因父亲逝世，用银购买葬具，导致犯禁，理应流放边关，最终成祖以法律不外乎人情的理由赦免了这位孝子。可见，禁金银令在明初法令严酷的环境下绝非虚文。同月，有安抚四川地区的御史给事中丁琰，见当地无奸民犯法，于是暗中派遣亲信诱惑百姓用银交易，遭到严惩。
五月，琉球国王朝贡使团“赍白金诣处州市磁器，法当逮问”，永乐帝以怀柔远人的态度赦免他们。足见当时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维持禁银政策不遗余力。永乐十七年（1419），朝廷再度“申严交易金银之禁”。虽证明金银存在一定的流通，但永乐时期应是该政策执行较为严格的时期。
洪熙元年（1425）正月，仁宗发现“钞法不通，民间交易率用金银、布帛”，于是召集群臣商议，结果“以金银、布帛交易者，亦暂行禁止”。可见，仁宗上台之后，禁金银的政策力度减轻了不少，似乎留有放开金银禁的余地。可惜仁宗很快暴亡。宣宗即位后，针对民间多用金银、钞法不通的情形，勒令“行在都察院，揭榜禁之。凡以金银交易及藏匿货物，高抬价值者，皆罚钞”。
图：明代纸币宝钞
禁金银政策的执行从刑徒之罪到罚钞惩治，可以说力度进一步减弱。政府开始改变思维，一是希望继续维持禁银政策，二是希望通过罚钞举措来疏通钞法。罚钞的标准见宣德三年（1428）八月行在都察院右都御史顾佐的上奏：
近江西鄱阳县民董复安建言，钞法阻滞，请禁使银，不拘旧例。凡交易银一钱者，买者、卖者皆罚钞一千贯，一两者罚钞一万贯，仍各追免罪钞一万贯。
按当时官价：钞1贯折银1分，1000贯折银约10两；民间交易银1钱须罚10两，是成本的100倍。可见惩处力度也不低。
宣德中后期是禁金银政策出现松弛的时期，民间使用金银的频率越来越高。宣德四年（1429）六月，户部上奏：“比年巨商富民并权贵之家，凡有交易，俱要金银，以致钞不通行。……及支盐发卖，专要金银，钞愈不行。”结果，宣宗因此次奏报的金银交易罪不明显而没有追究。此反映了使用金银的主体大多为豪民、商人、权贵阶层。
图：明代银锭
同年七月的一条史料也说豪商、军民交易只要金银。宣德八年（1433）闰八月，三法司上报山东一“辱母案”：山东历城县有男子因愤恨邻居辱骂其母，不慎用头一下将邻居撞死，按律当判绞刑。宣宗听完后提出：“既瞽（又以母故，伤人可宥之，令出银十两付死者家，备葬。”
可见，国家在某种程度上允许民间金银用于交易。但这不等于国家在货币领域就已经认可金银的法定地位，如宣德七年（1432）十一月，宣宗针对两广、福建等地银钱兼用的情形，指出“铜钱、银两已有近例。近年以来，广东、广西、福建等处，民间将铜钱、银两相兼行使，往往事发”。
正统即位之初朝廷还颁令“各处诸色课程旧折收金银者，今后俱照例收钞”。（14）可见，政府对金银、铜钱依然采取某种限制或打击政策，着力维持的还是宝钞体制。
2、禁钱政策
禁钱政策维持多长时间，在学界一直有所争议。王裕巽系统梳理了明代钱法问题，并将禁钱时间范围仅界定为洪武二十七年至宣德十年（1435），显然受了《明史·食货志》等有问题的记载而失察。周玉英认为自洪武二十七年直到成化年间都属于钱禁（或弛钱禁）时期。笔者认为，钱禁的正式放开应在天顺时期，其间禁钱令虽有日益松弛的趋势，但维持时间超过半个世纪。
洪武末期的禁钱令得到重申维持，很大程度上是朱棣篡位后悉数恢复洪武成宪所致。对于禁钱政策也不例外。永乐九年二月，成祖对新征服的交趾之地采取罢兵休息之策略，其中对当地盛行金银、铜钱流通的态度是：“金银仍禁私采，其金银、铜钱亦停禁三年，听民于境内交易。”这实际是成祖实行有期限的弛禁政策，目的是对当地施加恩典，三年之后便施行与内地一致的金银、铜钱禁令。
永乐六年、永乐九年、宣德八年，史料留有政府开炉铸钱之孤立记载。实际上，这三次铸钱并非为了重兴国内钱法，而主要是为了贮入内府库，并大量用于赏赐朝贡番国及对外“采买”等方面（其他领域甚少记载）。永乐元年，都察院左都御史陈瑛、刑科等科给事中马祯等劾奏顺昌伯王佐镇守云南时大兴土木、役使军士、私用官钱等事，成祖责令其如数偿还库钱，可证铜钱主要是收贮府库。偶尔用于礼节性的赏赐近臣、官员。至于赏赐海外诸国例子有很多，如：
赍敕劳暹罗国王昭禄群膺哆罗帝刺，并赐王文绮帛四十匹，及铜钱、麝香
诸物，其贡使偕行。
日本国王源道义遣僧圭密等七十三人来朝贡方物，并献所获倭寇……特赐王……铜钱一万伍千缗……并赐王妃白金二百五十两、铜钱五千缗、绵纻丝纱罗绢八十四匹，用示旌表之意。
赐日本国使臣道渊等二百二十人，纻丝、纱罗、绢布及金织、袭衣、绢衣、铜钱有差。
成祖与宣宗为了宣示国威，大力开展朝贡交往，故需备大量赏赐品用于贸易，其中就包括当时许多国家极力需求的铜钱：
永乐十九年四月，侍讲邹缉言，朝廷岁令天下有司铸铜钱，遣内官赍往外番及西北买马，收货所出，常数千万，而所取曾不及其一二。且钱出外国，自昔有禁，今乃竭天下之所有以与之，可谓失其宜矣。宣德因之。自是外番利中国之钱，遂有借端勒索，及公行请乞者。
当时周边许多国家对于输入铜钱十分热衷，甚至公开勒索请讨，不仅是由于自宋、元以来铜钱大量外流，中国铜钱成为周边地区的通用货币，也由于其是周边国家国王和贵族热衷的珍藏品。尤其是日本，长期大量输入中国铜钱以作本国货币经济之基础。此时通过朝贡、走私等形式流入日本的永乐钱、宣德钱，不仅数额庞大，永乐三年，成祖因日本国王原道义抓捕倭寇有功，赏赐铜钱150万枚（1500贯）。
图：明代铜钱
永乐五年，又赏赐他铜钱1500万枚（15万贯）及其王妃钱500万枚（5000贯）。据学者估算，日本朝贡使团所携带众多物品的给价中，仅宝剑一项，便值100万贯铜钱以上，相当于洪武年间全国铸局5年的铸行量（洪武前期每年铸造铜钱2亿文上下，即20万贯）。且在日本的货币演变史中发挥过重要作用。但在中国内地没有发挥什么特别的作用。
宣德八年，工部被要求加入铸钱的行列，且宣宗要求一次性铸造10万贯，当年日本一国便要求赏赐5万余贯。
政府虽有铸钱之记载，但不见制钱在国内流通之迹象，永乐至成化时期的政府岁入中，除了永乐十三年至永乐二十二年每年有2000~3000贯税钱外，不见有铜钱的记载。这十年小规模的岁入收钱，应是朱棣再一次搜刮当地铜钱的结果。反而海外地区有大量挖掘发现。可见这三次铸钱主要是为了应对朝贡使团的赏赐而行，并非在国内重行钱法。内心反感永乐时期扩张性财政政策的明仁宗十分明白，铸钱、织造滥赏诸番的行为乃是劳民伤财之举，故他一登基就立即宣布：
各处修造下番海船……买办下番一应物件并铸造铜钱，买办麝香、生铜、荒丝等物，除见买在官者，于所在官交收，其未免者，悉皆停止。
英宗登基之初也发布了同样的诏书，进一步佐证这三次铸钱全为满足皇帝私用，并不涉及国家钱法。
明初地方志的记载也表明了此点。据永乐《乐清县志》载，早在洪武二十四年的夏税、秋粮中除大量实物税收外，唯见收钞。永乐十年，当地的各色课程、税课司、河泊所等课税俱是收钞，未见铜钱踪影。
而且，《万历会计录》业已明确指出：“永乐、宣德中，钞法阻滞，禁约毋得行使钱。”再如宣德七年十一月，广东巡按御史丁宁发现两广地区多流通铜钱，奏请允许铜钱按时价估钞。宣宗指出：“近年以来，广东、广西、福建等处，民间将铜钱、银两相兼行使，往往事发。”
说明宣德时期也是执行钱禁政策。
宣德十年十二月，少年英宗已即位，广西梧州府知府李本因为两广地区素用铜钱交易，然政府“即问违禁，民多不便”，乞求政府按照《诸司职掌》所载成例听任民间钱、钞相兼使用，获得朝廷允许。这便是宣正之际两广地区有限度放开钱禁的事例，也即史料常说的“弛用钱之禁”，实则是弛两广一地之禁。
宣德后期至正统时期是钞法难得的“回光返照”时期，不少地方纷纷奏报钞法疏通，甚至出现钞贵的现象。在此情形下，政府自然不肯允许此前被禁交易的铜钱妨碍钞法运行。正统十二年（1447），直隶巡按周鉴发现，北直隶通州漷县以南，直达临清、济宁、徐州、淮扬等处的大运河沿线一带，军民买卖俱用铜钱，钞法受阻，故奏请除两广外地区禁行铜钱：“乞除两广行使铜钱不禁外，其南北直隶并浙江、山东等处，禁约军民买卖暂将铜钱往使，专行使钞贯。”
然户部认为，禁钱系洪武年间的天下通例，不应区分地方，建议令都察院及各处巡按御史严格禁约。于是，正统十三年（1448）五月，政府正式重申全面的铜钱禁令来维护钞法：
禁使铜钱。时，钞既通行，而市廛仍以铜钱交易，每钞一贯折铜钱二文。监察御史蔡愈济以为言，请出榜禁约，仍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巡视，有以铜钱交易者，擒治其罪，十倍罚之。上从其请。
此时宝钞虽已贬值至1贯仅为2文，但在各处接连奏报钞法疏通的情形下，政府显然会着力维护宝钞的地位，于是下达铜钱交易处罚令，惩处力度不小。
到了景泰时期，随着钞法遭受政局变乱的冲击进一步衰微，围绕是否解禁铜钱的问题，政府上层发生了一次显见的争论。先是直隶巡按周鉴鉴于铜钱流通日渐广泛且屡禁难止，建议：“铜钱铸自前古，宝钞造自今朝，二者相为子母，不可偏废。要将先前禁约行使铜钱事例，从宜革去，一遵太祖旧制，榜示天下，俾钱钞二者相兼行使。”
图：明代铜钱
但是户部尚书金濂持反对立场，他同样打着洪武旧制的旗号认为：“禁约军民行使铜钱，系是洪武年间通行旧例，况今钞法尚未流通，若将铜钱准令行使，诚恐钞法阻滞不便，合无仍照见行榜例禁约施行。”
结果，景帝接受了户部的意见，继续持守禁钱政策。
景泰三年（1452），政府再度“命申明钱禁,以钞法不通故也”。
当时，许多地区的基层市场交易已经恢复铜钱流通，于是政坛上要求放开钱禁的呼声日益高涨。除了直隶巡按周鉴外，景泰五年（1454）八月，礼科等科给事中陈嘉献奏请疏通钞法，并建议钱钞兼用、纾解民困，没有得到同意。
同年，刑部官员张凤也说：“圣朝置造宝钞与铜钱相兼行使，近年以来，南北二京专用铜钱，不用钞贯。”可见，
本应执行禁钱令最为得力的两京地区也只流通铜钱，显示了法令在市场面前的屈服。
到了景泰后期，政府最终被迫默许民间铜钱流通的现实，放弃钱禁。史料记载：“景帝时，以钞法不通，复申钱禁，旋听民相兼行使。”
景帝起初还是希望维持钱禁，但在现实面前只得被迫放弃，允许钱钞兼行。至此，持续了半个多世纪的钱禁政策濒于破产。景泰后期政府逐步放开钱禁，并不等于政府完全接纳并运作钱法。景泰七年（1456）七月，中兵马指挥司副指挥胡朝鉴上奏说京城居民买卖只挑拣使用永乐钱，结果苏松等地居民纷纷伪造铜钱，并连带引起京城地区纷纷兴起挑拣私铸之风。因此，他奏请禁约所有铜钱，获得允准。
不过，面对民间多地用钱的现实，以及铜钱不足所带来的挑拣私铸之风，复辟后的英宗遂决定正视现实，全面放开钱禁。自此开始，明制钱、历代旧钱俱被政府允许流通，并勒令民间不许挑拣，可以说“钱禁”政策正式告寝。
（完）
作者简介
邱永志，江西财经大学经济学院讲师。
本书简介
明代货币白银化，引发了货币制度、形态、体系的转型，不仅撼动并终结了国家铸币的主导地位，奠定了其后五个世纪的流通基础，同时也改变了财政运作方式，塑造了另类的国家与市场间的关系。本书采取综合性的货币史框架，分析了明代货币白银化形成的历史基础、体制促因、展开过程和格局奠定等问题，力图从长时段角度揭示钞、钱、银的变位与“白银时代”曲折落地的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