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干就废了。不是身体废了，而是思想。我觉得进入车间后，你只是颗螺丝，机器转，你也转，一刻不停。你没有言语，没有交流，没有休息，就是麻木地、无感情地跟着机器走。”
这是鹤壁买房群里一位成员的发言。选择买房隐居的人里，相当一部分都从事着类似这样的工作。他们生活在工厂，每天在流水线上加班，或是保安、海员、建筑工、厨师，长时间做着大量简单而重复的工作，疲劳而恍惚。有的厂房24小时不熄灯，通宵照明，人的时间感也随之模糊，分不清黑夜与白天，也看不出晴天、雨天和阴天——那是另一种现代性塑造的时间感。
还有一位叫林雯的女生，在前往鹤岗隐居前是一名手机回收公司的客服。在她工作时，屏幕上始终会出现一个10秒的倒计时，她需要在10秒内回复每个问题，一天大约要回复300-400个问题，所有回答都会被质检员随机抽查，并与工作绩效直接挂钩。她曾经连拿七个月的最高绩效，甚至有时收到的问题少了，她还会觉得不舒服，因为会影响绩效。但最后她还是离职了，她觉得没有价值感，“还是活得浑浑噩噩。”另一位从富士康辞职的买房者这样说：“以前的人，有希望，有盼头，但是现在，你知道不管再怎么努力，也没有好的发展，你难免就不再想奋斗了。”
这构成了对逃离的第一种解释。过往有许多研究者指出，新自由主义市场力量在塑造社会和企业结构的同时，并没有考虑到社会和企业是由那些拥有感受、身体和心灵的人类构成的。当一个社会将其成员价值工具化、人被视为可有可无时，剥离感就会随之产生。这不仅限于传统认知中的失业或边缘人群，而是指向所有人，即使是那些被认为“有生产力”或“成功”的人，当他们看到别人被抛弃时，也会意识到自己最终可能也会失去生产力价值，从而被抛弃。从一个安全的制度到生活在一个极其不确定的新制度下，这将以一种深刻的方式影响社会，并极大改变一个国家的气氛。
这会进一步导致社会层面的意义危机，并对系统中最脆弱的群体产生最强烈的影响，包括年轻人、没有全职工作的人、没有结婚的人。书中的一位隐居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社会上是否只有一种期望，希望我们努力工作？唯有努力工作的人才能被称作一个有价值的人吗？”
实际上，本世纪初，后泡沫经济中长大的日本年轻人就出现了“尼特族”（NEET，Not in education, employment, or training，指无升学、无就业或无进修的群体）和“蛰居族”（长时间待在房间或家中，保持蛰居状态）。这与如今在鹤岗等地隐居的人群显然存在着某种相似性。
人类学者麦高登（Gordon Mathews）长期研究东亚地区个体的人生意义问题。在日本的案例中，他聚焦于日本文化的ikigai（人生目的）一词，并将其翻译为“最让一个人的人生看起来值得活的东西”。他认为，日本人形塑自己的关键动力是去ikigai中寻找，而ikigai的强烈意识与一种感受有关，即自己是被需要和必不可少的。比如那些意识到自己对公司生存不再重要的员工仍然需要说服自己，他们是必不可少的，这样才能使工作成为他们的ikigai；对于那些尚未建立企业或家庭职责的年轻人来说，ikigai则来自对未来自我以及未来关系网络的期待。
《不稳定的日本》
这份对未来的希望和乐观正在丧失，在《不稳定的日本》（Precarious Japan）一书中，作者安妮·艾利森（Anne Allison）指出，日本近年来的诸多社会和经济问题正在导致人们普遍感到“不稳定”，年轻人饱受ikizurasa（可以译为“活着很难”）之苦，从词源上看，“活着很难”（ikizurasa）可以被视为“人生目的”（ikigai）的黑暗对立面，这正是社会意义危机的重要来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