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世界经济：形势怎么看？我们怎么办？

一是发达经济体总体走“好”，经济增长普遍强于预期。 在私人消费支出上涨、固定资产投资回升、企业盈利能力改善以及“特朗普新政”等多重利好因素驱动下，2017年以来美国经济保持较快增长，一、二、三季度GDP环比折年率分别达1.2%、3.1%、3.0%，连续两个季度达到3%的增速，消费、投资、进出口增长均好于市场预期。欧元区经济延续稳健增长势头，一、二、三季度GDP环比分别增长0.5%、0.6%、0.6%，9月失业率降至2009年1月以来最低，10月经济景气指数达2001年以来最高水平。在“安倍经济学”不断刺激下，日本经济已出现明显起色，一、二季度GDP环比分别增长0.4%、0.6%，通缩、失业、债务等情况均有所好转。

二是新兴经济体普遍企“稳”，内忧外困局面得到改善。 在外部需求总体向好和内部改革持续推进共同作用下，2017年以来多数新兴经济体内生增长动力趋于增强，逐步摆脱持续多年的低迷状态。俄罗斯、巴西、南非经济显著回暖，二季度GDP同比分别增长2.5%、0.3%、1.1%，较一季度上升2个、0.65个、0.1个百分点，均超出市场预期。受废钞令和GST税改冲击，近来印度经济增长动能有所减弱，二季度GDP同比增长5.7%，较一季度回落0.4个百分点，但考虑到国际大宗商品价格疲软和莫迪政府推进改革强劲势头，预计2018-2019财年印度经济将重回扩张轨道。

三是金融市场风险趋于显“现”，资产价格动荡或难以避免。 虽然美联储已明确宣布渐进式缩表和持续加息相关计划，但在实体经济依旧脆弱的背景下，预计全球主要经济体调控政策将在巩固复苏和预防通胀中反复徘徊，预期分歧、利差扩大则会进一步加剧全球金融市场风险。全球股市不断走高，交易量却日益减少。10月美道琼斯工业指数、日经指数、英富时100指数、德DAX指数等纷纷触及纪录高位，而同期投资者交易量却出现了较大幅度下降，显示资本市场与实体经济已发生较大背离。全球流动性拐点或已到来，利率水平上行将成趋势。随着美联储、加央行、英央行不断加息，全球货币政策边际性趋紧态势明显，国际金融危机以来的流动性盛宴正接近尾声，持续低利率时代面临终结，11月初美国10年初国债收益率曾一度逼近4%的历史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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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全球债务规模创历史新“高”，潜在违约隐患不容忽视。 近年来，全球债务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负债率不断攀高，政府债、非金融企业债、无资产抵押家庭和个人债等都进入了快速上升通道。国际金融协会报告统计，过去十年全球债务规模增加50万亿美元以上，到目前已累计达226万亿美元，占世界GDP总值的324%，按总人口70亿人计算，全球平均每人负债达3.2万美元。在主要央行渐次退出宽松货币政策之际，债务水平的居高不下势必将触发各国去杠杆警报，使短期债务偿付压力加重，并冲击金融体系稳定性，进而降低经济增长的长期中枢水平。若爆发大规模的债务违约事件，不仅会造成全球性的投资消费萎缩，严重甚至可能演变成国际金融危机。

总的看，虽然今年全球经济复苏超出市场预期，但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仍然突出，深层次的结构性矛盾尚未得到根本解决。在新一轮技术革命尚未取得突破性进展且劳动生产率难有较快提升的大背景下，金融市场的“黑天鹅”隐患和全球债务的“灰犀牛”事件将成为拖累2018年全球经济增长的“两大风险源”。此外，还需高度关注“逆全球化”和贸易保护主义思潮抬头、部分大宗商品价格重心下降、跨国资本大规模无序流动以及地缘政治冲突威胁上升等四大问题对2018年世界经济稳定和我国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可能带来的极大不确定性。

从挑战角度看，一是爆发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的挑战。 全球金融资产价格的大幅上升并未带来实体经济基础的持续巩固，若主要经济体未能灵活把握好调控政策的方向和着力点，蕴含的泡沫破灭风险极有可能通过利率、汇率和大宗商品价格等渠道对我国金融市场造成冲击。研究发现，过去我国三大股市与美国纳斯达克的关联性达60%-70%，一旦美股出现大幅震荡，将引发国内资本市场“羊群效应”，当前“慢牛”格局可能出现逆转。与此同时， 还需特别警惕“明斯基时刻”可能带来的剧烈调整，若不对“僵尸企业”滋生的债务违约风险、影子银行和担保委托等表外业务蕴含的流动性风险以及企业和居民高杠杆率内生的信用风险加以重点防范，可能酿造难以估量的经济损失。二是国内资本大规模外流的挑战。 美欧日等发达国家收紧货币政策势必导致全球资本流向逆转，我国面临的短期资本流出压力骤然上升，今年前三季度资本和金融账户逆差371亿美元，其中有我国主动扩大对外投资的因素，也有外国投资者对中国经济信心下滑的原因，也是美联储加息、缩表和美元升值预期的市场反应。 若中美利差出现趋势性收窄，我国恐面临更为严峻的短期资本流出压力，势必会加大2018年我国货币政策调控压力和实施难度，并通过利率水平抬升和资产价格膨胀等渠道制约实体经济良序发展。三是产业升级面临“东西夹击”的挑战。 一方面，东南亚、南亚等新兴市场国家借鉴我国改革开放成功经验，通过税收优惠、超国民待遇和综合成本优势，吸引承接大量国际产能转移，对我国中低端制造业形成了分流。另一方面，美欧等西方发达国家凭借完备的市场体系、更高的劳动生产率和优越的制度环境，大力实施“再工业化”战略以吸引高端制造业回流。对比两者，近年来我国传统制造业的综合性优势有所下降，若不能在短期内培育出基于全球价值链的核心竞争力，未来必将承受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从机遇角度看，一是获取国际优质资源的机遇。 我国作为主要能源资源需求国，大宗商品国际市场价格增速回落提供给了以较低代价获取石油等战略资源并降低国内实体经济生产成本的大好机会。从目前形势看，影响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决定性因素还在于美欧等国地缘政治斗争需要，考虑到进一步施压俄罗斯以及美元加息升值等因素，预计2018年石油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的可能性较小，客观上为我国提高能源保障裕度并提升进口资源权益量提供了契机。 二是扩大海外投资布局的机遇。 受限于持续高企的政府债务规模，近年来美欧等发达国家通过折价出售资产来筹集资金，其人力、资本、土地、设施等要素相对廉价，为我国企业实施兼并收购获取优秀品牌、先进技术和一流营销服务，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重塑新型比较优势继而实现质量赶超提供了难得机遇。发展中国家经济稳中向好，基础设施等行业投资前景看好，为我国企业发挥资金、技术、装备、规模和管理优势，带动相关行业出口并促进产能合作提供了新机会。 三是提升国际话语权的机遇。 美欧等发达经济体对经济全球化的态度转向消极，势必会使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倚重上升，加上新兴市场国家对现行国际治理架构变革呼声高涨，客观上为我国输出互利共赢丝路精神、“和而不同”权力观以及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等“中国方案”提供了更广空间。同时，在传统全球化模式受阻的背景下，我国可以在APEC、G20等多边合作机制中积极作为，着力增强在全球性和区域性规则体系制定中的“中国声音”，并以此为基础渐进推动国际贸易投资规则重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