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洪荒之力能阻止中国联通混改的隆隆步伐。
即使中国证监会半年前出台了再融资新规——比如非公开发行的股份数量不得超过发行前总股本的20%，发行价只能按发行期首日市价确定——也会在深刻觉悟后，“对中国联通混改涉及的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作为个案处理”，为改革开启绿灯。
假如我是中国联通的董事长，对混改中的众说纷纭、质疑批评，并不会特别在意。但某些无形的、人们未提及的地方，反而是我真正的关切。
“特权”和“半价福利”之说成立吗？
有人质疑联通搞“特权”，说央企的事就特事特办，民企的事总拖着不办。但要知道，
联通是在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之后，在2014年就提出混改的，迄今已有3年。
去年9月国家发改委公布第一批6家混改企业名单，联通、东航、南方电网、哈电、中国核建、中国船舶，目前只有联通正式公布了方案。如果这样的改革头炮也变成哑炮，谁还愿意继续探索呢？
再者，联通在国家发改委指导下所形成的混改方案，在时间上也早于证监会的再融资政策调整。
最后，联通高度重视民企，混改吸纳了不少民企成分，国内能借力的、最好的民企资源差不多都进来了。
混改后联通A股的股权结构，联通集团公司占36.7%，BAT、京东、苏宁等战略投资者占35.25%，公众股东占25.4%，员工股权激励占2.7%。战略投资者的股权和联通集团的股权基本相当。当然，华为也非常优秀，但它给三大运营商都提供设备和服务，为公平起见，不可能把华为拉进来，就是拉华为也未必进来。
也有人质疑联通给员工发“半价福利”的股票，以联通A股停牌前价格（7.74元）的一半向员工授予84788万股限制性股票作为激励
。其实，
这完全符合“允许混合所有制经济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的改革方向，而且，在已确定的授予分配方案中，76310万股股票授给7550名中层管理人员、核心管理人才、专业人才，人均10.1万股，这种激励的力度相对于不少民企上市公司算不上强。
更要紧的是，
股权激励要兑现并不容易，限制期两年，其后解锁期三年。
联通2016年主营业务收入2409.8亿元、利润总额5.81亿元，而2018年主营业务收入要达到2629亿元、利润总额要达到87.68亿元，才能解锁40%的限制性股票；剩余的60%，要满足2019年主营业务收入不低于2813亿元、利润总额不低于172.18亿元，2020年收入不低于3044.6亿元、利润总额不低于253.5亿元的条件才能解锁。也就是说，
联通接下来几年要把利润蛋糕做大很多倍，才能分享总蛋糕份额的不到3%，以兑现激励。
真正操心的是改革如何进行到底
假如我是中国联通的董事长，真正操心的是在这样一场雷声极大、上下左右极其关注、能引进的帮手也全都到位后，如何把改革进行到底，见到实实在在的成效？这才是真的压力所在。
上周联通股票的走势已经反映出投资者的谨慎。混改方案宣布前，A股上市的中国联通（股票代码：600050）停牌价是7.47元，香港上市的中国联通（股票代码：00762）股价是11.94港元。混改方案发布，8月21日复牌，到8月25日收市，A股股价为8.38元，只相当于一个涨停板，港股股价为11.62港元，不涨反跌。股价反映了什么信息？
联通混改之难！
投资者在担心什么？
担心联通和移动、电信相比差距越来越大？
担心联通的战略能力不足？比如两三年前没有坚决抓住4G机遇，而在3G、4G间犹犹豫豫。
担心利润更多受政策因素影响？比如2014年因工信部调整网间结算政策，国资委要求压降营销费用，两项合计节省成本115.6亿元，利润大为浮现；2015年中国铁塔股份有限公司成立，联通出售铁塔资产一次性获益92.5亿元。但今天，政府鼓励运营商提速降费，降低中小企业互联网专线接入资费，运营商的竞争又十分残酷，联通未来的利润如何保证？
担心联通的文化不市场化？
一部联通的历史就是一部整合史
，
20多年来整合过邮电部门的国信寻呼的人、小网通和吉通的人、原北方电信九省一市的人，加上老联通的人，但始终没有实现企业文化上的高度一致性，保守、内耗、冗员，长期存在。
作为联通董事长，混改力度越大，关注者越多，炒的越热，政府期望值越高，越是“万千宠爱在一身”，压力就越大
——所有问题不会因为一个改革方案的出现而消失，反而会更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并期待在较短时间解决，怎么办？
有人说，就算混改效果不彰，但为了证明改革的正确，政府也会帮联通达成利润预期，就像过去在运营商之间的资产、牌照“调节”。但这是混改目标吗？调节出利润，值得骄傲吗？中央领导说过：
“现在是市场经济，哪里有优势，哪里要素齐备，哪里就具有集聚的优势。对国有企业发展，政府的作用更多体现在支持、扶持、杠杆作用，但没有现存的‘金娃娃’摆在那里。”
联通混改成败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16字目标”——
完善治理，强化激励，突出主业，提高效率。
如果不靠创新和提高效率在竞争中胜出，那是改革的成功，还是对改革的嘲讽？！
重塑“头啖汤”精神
作为联通的董事长，必须深刻地意识到，混改要成功，关键在于以市场化为导向的企业制度和公司治理机制要成功建立；而制度、机制要成功，前提又在于思想观念的转变。一句话，
混改是改制，更是改人，改人的思想和精神面貌。
很多联通人大概已经不了解联通从何而来的历史。1995年8月号的《南风窗》杂志有一篇文章，《信息时代的“刀光剑影”》，记录了这个20多年前的故事。
1992年，广州市政府副秘书长胡耀珑随市长黎子流出访美国、英国、法国等地。在美国，无论天上还是地上，拿起手机就可以打到任何地方，而当时的广州，手机还是通此不通彼、十拨九不通。黎子流说：“老胡，你看人家这么先进，我们怎么办？广州电信业这么个情况，怎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步伐？”一回国，黎子流就点名胡耀珑出面，筹划广州联合通信总公司，试图调动各方力量联合办通信。
胡耀珑跑了半年，碰了半年钉子。邮电部门一听要搞新的通信业，就用种种借口，要么不见，要么见了之后搪塞。黎子流只好亲自出面去拜访，对方的回答十分干脆：
“通信业是国家办的，具有保密性，不可能放权或让其他人参与。”
黎子流不甘心，就跑北京，几番陈述，终于得到有关方面的关注和支持。然而，当广州自建的联合通信总公司发出请柬要开业时，上面一纸电文：暂停！“广州联通”筹备奔波一年后，终于幕落珠江打了水漂。
焦虑无奈之际，“广州联通”却意外地迎来了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早就提倡国家通信改革的胡启立一行十几人到广州考察。胡启立和黎子流共叙通信改革设想，竟不谋而合。与此同时，电子工业部、电力部、铁道部等联手向国务院建议，利用电力、铁道等专用通信网络的富余资源，加以改造、扩容，与国家公用通信网互联互通，开辟第二通信，共兴中国信息产业。
1993年底，国务院决定组建中国联通，1994年7月19日在北京正式成立，由此打破了邮电部门40年垄断经营之格局。
而广州也和北京、上海一道成为联通首批三个分公司。
联通刚成立时非常弱小，以广州为例，广州市电信有40亿元固定资产，广东省电信有近400亿元固定资产。而以投资联通电信业务为主的“华南通信投资有限公司”首期募得的资本金只有1.2亿元。但是，那时的联通代表的是
挑战者的勇气
——他们在网络设计上充分考虑了覆盖和呼通率，提高了“大哥大”的技术起点，在广州任何地方都能用“大哥大”打通95%的电话，呼通率远超邮电部门的水平；他们的营业服务厅全部实行开放式经营，即到即办；他们还组建专门的销售队伍，从“坐商”到“行商”，网络也很快布局到珠三角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