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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20年的戴罪学生，孤勇者来向荣

學人Scholar · 公众号 · · 2025-02-13 14:02

正文

作者简介：郭力，1957年出生于北京。1978年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1982年毕业后在北京外国语大学任教两年。1984年考回母校，在中文系汉语专业攻读研究生。1987年毕业进入北京大学出版社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总编助理，学科副主编。2005年调任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北京公司总编辑。2017年退休后从事北京大学校史研究。

在北大的右派学生中，有很多个性鲜明、倜傥不群的人，更有些人特立独行，在那个风雨如磐的年代里，度过了不寻常的另类人生。

北大数学系55级右派学生来向荣，就是一个特立独行、值得一书的人物。

来向荣在1957

来向荣在1955年从四川自贡如愿考入北大数学系。他对大学的学习和生活，充满热情和美好的希望。那时候，同学是纯真而勤奋的，班集体是温暖的，生活是充实而多姿多彩的，来向荣热爱数学，又有很好的文学功底，他曾在班级中主持墙报。作为一个家庭贫困的学生，他得到了很多同学的关爱帮助，这一切都让他感到幸福和满足。

1957年夏，来向荣即将结束二年级的生活。不曾想一场风暴的来临改变了他的一切。

1957年5月19日，北大的鸣放拉开序幕，许多思想活跃的学生迅速跟进，各种观点以大字报、小字报、演讲、辩论的形式尽情表达，思想的火花在激烈交锋中喷薄而出，一种前所未有的活跃氛围如野火春风般弥漫整个校园。

来向荣被这样的气氛吸引，他喜欢这样的理论探索和思想交锋，但他在鸣放中没有贴过大字报，也没有参加任何社团活动，他认为自己的知识不够，当时的任务是学习。

很快，反右运动开始了，活跃多元的交锋变成了一边倒的高压。来向荣无法适应这种突然的转变。他认为鸣放中的种种都是正常的辩论，被打压被污名化是毫无道理的。他和很多当时的北大学生一样，相信一种广为流传的说法：毛主席赞成放不赞成收。反对鸣放的是党内的保守势力。

1957年7月，来向荣所在的二年级《中国革命史》课程期末实行开卷考试，教师印发了一份考题目录，允许学生自选题目完成。来向荣用了一周时间，以“革命史试卷初稿“为副标题，写成数万字的《民主问题论纲》，纵论民主问题的各个方面，涉及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南斯拉夫问题、波兰事件、匈牙利事件，并评述了当时的反右派斗争…… 注1

1957年7月16日，来向荣把写好的文章拿给班上的团支部书记陈传涓看，征求她的意见。陈传涓是班上唯一的党员，也是来向荣的四川老乡。因为之前就一些时政问题常有交流，来向荣很信任陈传涓，他认为自己的文章没有不可告人的东西，但也不愿意张扬，他叮嘱陈传涓不要拿给别人看，陈传涓也答应了。

没想到，一个星期后，陈传涓将文章原稿还给了来向荣。而他的文章已被油印成小册子，全班人手一册，成了反面教材。来向荣后来得知，陈传涓觉得来向荣的文章写得有深度，很不错，于是拿给领导看。不料领导看后，认为这是严重的右派言论，是难得的反面教材，他的文章先在全系党员中进行批判，被视为集各种谬论之大成。

接着，在班里开了一个星期的批判会，由系秘书丁石孙先生主持批判。来向荣的文章被说得一无是处，来向荣对这种不讲道理，扣大帽子的批判愤愤不平，他认为自己的文章是独立思考的结果，整体来说是有创见的，论点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不恰当的地方可以纠正，但是说文章的动机和用心不良，他是完全不能接受的，而且他的很多论点在批判时被曲解，被断章取义，他觉得完全没有说服力。

来向荣的同学陈祖荫回忆：在多次批判会上，面对声色俱厉的批判，来向荣微闭双目，嘴角微微含笑，一言不发。最终，来向荣被划为右派，受到“保留学籍，留校察看”的处分，而陈传涓，因为替来向荣辩护，也被取消了党员预备期。

对于突然之间由温馨变为冷酷的环境，来向荣一时无法适应，他打报告申请就业，没有被批准。而在校的右派开始受到越来越被歧视的对待，来向荣曾被派去打扫女厕所，他不能忍受这种侮辱，主动申请去下放干部基地门头沟斋堂劳动。

斋堂岁月

1958年4月16日，来向荣与数学系和中文系的一些下放干部一起来到门头沟斋堂乡上达摩村劳动改造。与他同在一起劳动的还有数学系56级右派学生陈金灿。

来向荣有与生俱来的诗人气质，古典文学修养深厚。从环境严酷的北大来到穷乡僻壤的农村，他的精神世界很快融入大自然中。“上达摩村坐落在群山的峪谷，安静，幽深，有太古之风，一旦觉悟到内在的力量，我在大自然的怀抱中感到无比的愉悦。我可以随处创造乐园，让灵魂徜徉于其中。一种静谧的欢欣充溢于我的每根神经，每条血管。”位于深山之中的小村非常荒僻，但来向荣看到的是“山中风光，饶有特色。山中生活，别有情趣。山中居民，淳朴刚强”，他如同来到世外桃源，完全没有被流放的感觉。

来向荣将艰苦的劳动视为对自己生命力的锤炼，他在劳动中“精神振作，生气勃勃，体验到战胜困难的欢快”，“顺利地过了劳动关”。他曾回忆劳动中的快乐：“上达摩有一处叫苗儿岭的地方，群山重叠，险峻幽邃。身临其境，可以使人联想起小时读过的某些武侠小说。在这样的地方锄地，带上一本《古文观止》，休息时放声朗诵苏东坡的《超然台记》《放鹤亭记》等文，快感无限。” 注2

在来向荣下放之后不久，上达摩村来了几位中文系右派，有教员和研究生。研究生党支部书记谭某，因为参与创办同人刊物《当代英雄》被划成右派，研究生张某，是因为贴出章回小说《儒林内史》而落网。来向荣回忆：他们二位虽已被开除党籍，仍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表现好。张某曾劝导我，“要把消遣性的东西放一放。”要我“从个人的小圈子里跳出来，不要在虚无缥缈中生活，要面对现实，这样，现实生活就会逐渐代替幻想。“我当时挂在嘴边有这样两句话：朋友，你到过黄河吗？朋友，你登过泰山吗？张某指出：处在这样的世界中，你会逃避对严肃问题的考虑。

幸好在中文系的右派中还有一位来向荣的知音——研究生雷某。来向荣回忆：雷某爱唱刘半农、赵元任词曲的《教我如何不想她》，我以前不知道有这首歌，他把歌词抄在我的小笔记本上。在深山峡谷当中，每当他唱起“微风吹动了我的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他总是感情奔放，使我受到很大的感染。我常常同他比赛背诵古典诗词，他称赞我还过得去，不像某些数学系学生那样孤陋狭隘。我同他的关系，在小组会上受到批评。批评者说，雷一来，我就对他感兴趣，认为他有浪漫主义，爱念“大江东去”。他们说“对你的浪漫主义，我们是不理解的”。

来向荣对这些批评指责置若罔闻，他说：我虽然屡遭白眼，屡受批评，但依旧痴心不改，我行我素。青春是有无限弹力的，它的本性是自得其乐，而不是自寻烦恼。只要最尴尬的时刻一过，它应会重现新鲜和快活。

来向荣无可逃避的是，每隔一段时间，必须写思想汇报或小结。他说：我怀着极大的真诚，联系自己新的感受和新的认识，字斟句酌，每次都洋洋洒洒地写成自以为满漂亮的大块文章，递交上去。但他们并不赏识，我渐渐醒悟到，他们所理解的改造，不是对真理的追求，而是对性格的驯服。他们对我的看法和评价是：“没有沉痛的感觉”，“不像改造的样子”。我认为这评价很恰当，我没有犯罪，没有负罪感，找不到沉痛的感觉。

来向荣回忆：对我来说，劳动不是困难的事情，困难的事情是每隔一段时间，要写思想汇报、思想小结，这个困难是我经过努力不能克服的，是我的智慧和能力达不到的。人的思想不会固定不变，它时时刻刻在自我更新，开拓进取。我们的每一缕思想，只代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瞬间。当年出于兴趣，对政治问题大发议论，现在事过境迁，大半都已忘却，即使有什么不恰当的话，也应按照童言无忌这四个字，一笔勾销才是。谁敢打保票，保证他在二十岁时说过的每一句话，都是百分之百地正确的呢？奇怪的是，有人却把这些记载在档案中，钉在十字架上，视为一成不变的东西，将他们同我这样一个活生生的生命等同起来，强制我进行一遍又一遍的无休止的自我批判。对这种自我批判，我不但兴趣全无，而且味同嚼蜡。我不愿意违心地咒骂自己，诚惶诚恐，认罪服罪，痛哭流涕。我不愿意为了这种事情绞脑汁，我知道，被大量无益的心机所玷污和损耗的精神，是不可能上升到高尚的事物的。我所思所想的，压根不是这种东西。因此，他们对我的思想汇报和思想小结不满意，是我预料之中的事。并且，在每次思想小结时，不但要求批判过去的反动思想，还要求暴露并批判新的反动思想。对于过去的事情，我已经接受过不少批判，多少能敷衍几句，学说几句。对于新的反动思想，我着实犯难，为挖不出这种东西而发愁。在赫鲁晓夫于1959年访问美国后，我根据对《人民日报》新闻的分析，发现中苏之间存在意见分歧。于是，我把自己的这些分析作为反动思想来汇报。当时，同组的有中文系的右派施于力、李思敬、乐黛云等人，施于力对我严厉批判道：“听你的发言，如同听美联社、路透社的评论。”尽管我的思想小结做的不好，但在现实生活中，我没有越轨的行动。我认定，劳动是好事，不是坏事。不管分配什么活，我都努力去完成。在当时戴帽右派分子密密麻麻的情况下，我的表现不是最差的，还混得下去，没有成为领导抓的反面典型。

回校复读的日子

1960年6月，北大校领导决定，原行政处分不是劳动考察的，可以回校学习。来向荣得以回到北大，插班到58级复读。

此时的北大，极左氛围甚浓，对右派学生的歧视在数学系尤甚。而来向荣，却好像已经适应了这种被歧视的环境。他说：在两年多的劳动之后，我对学习的兴趣大大增长了。我深感自己知识不足，认识到学习的机会是值得珍视的。他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学习中，同时，爱情也在他心中萌生。

他爱上了一个同年级的女生，为之魂牵梦萦。与其他的右派学生不同，来向荣并不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他认为纯真的爱情都是高尚的，优秀的女性不会拒绝如此美好的爱情。他多次向女生示爱，对方婉转的拒绝被他认为是羞涩的欲迎还拒，他鼓起勇气写了一封求爱信寄给女生，但女生却把信直接交给了年级党支部。为了让他死心，女生迅速找了一个男同学谈起了恋爱，并在一次三人相遇时当着来向荣的面吻了男生。来向荣彻底心灰意冷。他认为：她拒绝我是因为政治上的原因，我同她不在相遇点上，她不具有赏识我的眼光和器识。

来向荣的爱情之梦被无情地粉碎，他又经受了一次沉重的打击。而来向荣的特点是，他不会长久地让自己沉浸在痛苦之中，他会迅速将自己从苦恼中抽离出来，寻找到新的兴奋点。他转而全身心地投入了数学。

他改变了上课时喜欢坐在最后几排的习惯，每节课都坐在前几排。坐在后面，容易走神，而坐在前面，思想高度集中，老师的讲授都能听得更清楚明白。“这是一种全神贯注的、兴奋的、忘我的境界。每节课都有收获，完成习题之后这样兴奋。生活这样充实而兴趣盎然，不暇顾及其他。在心情上，我感觉如同婴儿又新生，我与数学融化为一体，仿佛数学就是我爱的姑娘，数学的境界就是爱情的境界。” 注3

因为右派学生被严重歧视，来向荣的日常交际仅仅局限于同命运的几个右派同学。其他右派同学与来向荣不同的是，他们也都刻苦学习，但同时也都违心地俯首低头，按照要求的口径写认罪检查，痛斥自己，做出洗心革面的姿态，以求尽早摘掉右派帽子，争取获得一条尽可能好一点的出路。而来向荣对这种做法不屑一顾。他常常半开玩笑地讥讽这些同学，同学劝导他说：“你现在这样认真地搞数学，将来有什么用呢？将来会让你搞数学吗？”来向荣说：“我搞数学，同将来干什么不相干，我在钻研人类的智慧，想把这个领域搞清楚，想了解数学家在这里究竟摆弄了什么。路漫漫其修远，我仰慕智慧的高峰。”同学不客气地直言：“你是一个傻子，一点都不面对现实。”来向荣回怼：“你是一个令人吃惊的人。”“在我看来，急功近利，一心一意为了一个出路和前途而挣扎，这种偏狭才真正可悯可悲。” 注4

来向荣对自己的数学才能也非常自信，他说：“我要杀向现代数学的荒原，接踵拓荒者的脚印，把人类精深的数学智慧向前推进，在时间和历史的篇页上，树立我们这一代人的里程碑，建立我们这一代人的功业。”而他的这种豪情壮志，在同学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来向荣与右派同学之间常有这种现实与空想，功利与超脱之类话题的争辩，他认为：我们之间的这些谈话和辩论，虽然都带点玩笑和调侃的意味，不乏夸张和夸大，但有时也十分认真，言词激切，互不相让。哀莫大于心死，没有了个人的情绪，也就没有了对真理的追求。我们的心非但没有死，而且跳动得很鲜活，很热烈，怀着同从前一样的挚爱和真诚。他因此陶醉于其中。

来向荣活在自我的世界中，几乎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他说：“我沉浸于自己的境界，把1957年的事情忘记得一干二净，不知道自己在政治上还有什么尚未解决的问题。但是，在领导的眼中，我始终是一个右派分子，尽管他们常说，事物不是一成不变的，但对于我这样一个具体的事物，他们却认为没有变化。一言既出，如钉钉木。1962年10月2日，年级党支部书记和一位支委找我谈话，要我谈谈自己的问题。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发问，我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反问道：‘什么问题？’他们大感意外，语塞，于是这场谈话不欢而散注5 ”。

在当年回校复读的右派学生中，来向荣的“罪行”并不算严重，但如此若无其事的态度却是太过少见。他显然无法被宽恕。

1964年，是来向荣应该毕业的年头，而来向荣的自我批判在数力系党总支主管右派摘帽的领导那里通不过，右派监改小组贯彻领导意图，在毕业鉴定会上对来向荣大加批判。他们举出两个实例，证明来向荣的反动立场没有得到改造。一个是他没有看刘少奇出国访问的纪录片。另一个是在谈论研究生的报考条件时，他说过一句玩笑话：报考研究生的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下，而根据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的年龄，限制在35岁以上，这表明，一个处于学习阶段的人，是没有资格当国家主席的。在批判会上，这两个例子被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对国家领导人的态度问题，是立场问题。这样的罪名，让来向荣没能摘掉右派帽子。

在1964年以前，北大对毕业前尚未摘帽的右派学生，也分配工作。而64年的四清运动，堵住了这条出路。没有摘帽的右派学生，不再分配工作了。来向荣因此不能毕业，他被转到59级，继续接受监督改造。因为实际上学业已经完成，因此来向荣不再被安排去上课，而是在学校里劳动。学校把各系未能摘帽的右派学生集中起来，到基建队当壮工。

在基建队劳动期间的1965年，北大党委召集这些右派学生做了一次思想小结。与来向荣在一个组的中文系右派学生黄一宁，他的一条右派罪行是“攻击赫鲁晓夫”，而那时，赫鲁晓夫作为修正主义头头已经遭批判，赫氏也已下台。黄一宁对自己仍背着这个罪名感到非常冤枉。然而在小组会上，有关人员这样批判他：“你攻击赫鲁晓夫，是站在反共的立场，把他当作社会主义阵营的头头来攻击。我们批判赫鲁晓夫，则是批判他的修正主义。因此你的攻击和我们的批判不是一码事。”黄一宁申辩，他攻击赫鲁晓夫，也是就事论事，他所论及的几件事，同当时反修的论述，在提法上不同，在实质上是相通的。然而，右派的案是不能翻的，黄一宁被当作全小组第一号抗拒改造的典型，受到重点批判。有他在前，来向荣在小组中退居第二位了。不久，黄一宁又因为跟留学生打架，处分升级，被打成反革命，遣送回安徽芜湖老家。而来向荣，则在北大经历了文革的红色风暴。

文革遭遇

1966年，文革爆发。来向荣很快被揪出，加入到北大牛鬼蛇神的行列。在黑帮队里，来向荣遭到红卫兵的残暴殴打。他回忆：当我被毒打时，我本能地用双臂紧紧抱住头，我知道头脑是身体最重要的部位，不能被打坏。有几次，我的胸部被棍棒狠打，每次被打，都要好几个星期才能恢复过来，在此期间，只能侧着睡觉，翻身都很困难，动一动就疼。还出现上次被打尚未恢复，又在同一部位遭猛打的情况，更延长了恢复期。我当时甚至怀疑被打成内伤了。好在年轻，虽有伤痛，我仍能坚持劳动，在较长一段时间后，终于养好了。我被毒打，是大环境使然，也同我的态度有关。当时，我对自己被当作黑帮分子是不理解的，我是在群众监督下进行劳动改造的人，发动一场文化大革命，难道就是为了重新把我打翻在地，并且再踏上一只脚吗？我觉得太滑稽了！北大校领导陆平等人被打成了黑帮，而我是在陆平领导下被打成了右派，难道我不正是现在所称的黑帮分子钉在十字架上的牺牲吗？我很纳闷，我把我的纳闷告诉红卫兵，他们说：你的右派不是陆平打的，是共产党把你打成右派的，现在陆平成了黑帮，你还是右派，你这身份是改变不了的。

1966年8月15日，《人民日报》第五版在“把反党分子陆平斗倒斗垮斗臭”的通栏标题下，刊登北京大学大字报选，在一篇大字报中说：1962年学校把很多右派分子调了回来，让他们继续学习。数学系55级一个右派分子，反动思想极其顽固，陆平黑帮把他调了回来，并发给最高等级助学金，加以精心培养。来向荣与陆平之间的关系，就这样被匪夷所思地拉在了一起。

作为牛鬼蛇神，来向荣经历的荒唐事太多了。他回忆说，在文化革命前，我曾买了一件草绿色衬衫，当时的想法是，这种衬衫耐磨损，在劳动中适用。一次，牛鬼蛇神在红卫兵的监督下劳动，因天热，我脱下外面的蓝制服，把草绿色的衬衫露了出来，红卫兵见了忽发奇想，认为我穿这样颜色的衣服不相宜，当场把我的衬衫没收了去，让我啼笑皆非。当时，一起劳动的教员朱某是摘帽右派，他告诉我城里正在出售英文版的《毛主席语录》，我托他替我买了一本。没有料到，此书又被同宿舍的红卫兵没收了去，他说：“有中文版的《毛主席语录》，为什么不学习，而要学习英文版的？醉翁之意不在毛主席语录，而在英文。”

1968年，工、军宣队进校前夕，黑帮大院解散，有关人员回各自单位监督劳动。数力系先后来了工宣队和军宣队，军宣队负责落实政策。在这个工作中，有个口号是“问题不在大小，关键在于态度”，校军宣队的干部找来向荣谈话，强调“这是一辈子的问题”，意思是：如果这次不能摘帽，右派分子的帽子就要戴一辈子。来向荣对摘帽抱以希望，但没想到，数力系有位男军宣队员，咬住来向荣不放。他出面对监改小组的同学做工作，以“群众通不过”的托词，把来向荣挂了起来，全校的落实政策大会开了一次又一次，其他系的很多右派分子摘了帽子，但直至最后一次落实政策大会，政策仍然没有落实到来向荣头上。

1969年“九大“后，来向荣随数学系师生到北京的郊区农村和工厂劳动，数月后，他被分配跟随北大的教师们前往江西鲤鱼洲干校劳动改造。根据笔者的调查，去鲤鱼洲的右派学生，全校只有两人，数学系的来向荣和历史系的孙机。

在鲤鱼洲，来向荣不仅要参加高强度的劳动，还要接受无时不在的监督和频繁的批斗，来向荣认为，这种批斗完全是一些陈词滥调和无稽之谈，他因此经常与批斗者辩论。来向荣回忆：在对我进行的批斗会上，有的人没话找话，经常指责“右派分子来向荣躲在草帽下面冷笑“，这种指责十分离奇。我在劳动中确实经常戴一顶草帽，确实有时自觉或不自觉地发笑。这种笑，并非像他们所说，是对社会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冷笑。我感到很多事情好笑，是因为这些事情本身，如果对这样的事情不发笑，只能表明这个人没有一点幽默感。除此之外，还有以下情况：我经常默诵以往读过的诗文，对其中不甚理解之处，有时忽然有所会意，于是一笑。总而言之，笑者，心里美也。笑一笑，少一少。同他们的臆测是全然不同的。

让来向荣无法接受的另一个做法是在鲤鱼洲，右派不许进伙房。他回忆，1958年在门头沟劳动时，他与下放干部们轮流值日，每人做一天饭。在60年代在北大读书时，班级参加食堂卖饭劳动，他也同别人一起参加。在鲤鱼洲，说是怕右派下毒，因此不许进伙房。而在来向荣的连队，没有专门的食堂，食堂和伙房是合二为一的，如果要吃饭，就要进伙房。来向荣因是右派分子，吃饭时被挡在了伙房门外。他只能将饭碗传进去，任别人随便给一点。来向荣说：当时实行的是包伙制，我每月交的伙食费与别人一样多，吃的却不一样，我认为是嗟来之食，是人身歧视和侮辱人格的行为。

来向荣为此表示了多次抗议，提出如果认为他没资格进伙房，就应该把饭菜放到伙房外面，他引用毛主席“看菜吃饭”的话，来阐述自己的论点，在没有看到菜的情况下，如何吃饭呢？他拒绝嗟来之食，有时连续几顿饿肚子。在这样的强烈抗议下，连队终于在伙房外，盖了一个草棚，供吃饭之用，只要天不下雨，就把饭菜端到草棚，菜定量供应，饭不限量。

1971年秋，北大鲤鱼洲干校撤销，一般教师回本部，部分领导带着来向荣这样一批有问题的人，来到北京大兴天堂河农场，组建新的干校。

第二次万言书

林彪事件的发生，对来向荣有特别的影响，他之前对林彪说的“句句是真理，一句顶一万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就很不以为然，但林彪是写进党章的毛主席接班人，是不能持异议的。现在，假面具拆除了，偶像倒了，人们需要重新审视以往发生的一切。想到自己当初的先见之明，来向荣对自己的判断识别能力更加自信，勇气也增强了。

1973年到1974年，来向荣关注到轰轰烈烈的批林批孔运动，他阅读了当时的写作班子罗思鼎、梁效有关儒法斗争的一系列文章，他认为，其中的很多观点荒诞悖谬，即使用当时的历史观来解释，也是自相矛盾的。比如：针对文章中对秦始皇历史作用的过度赞美和歌颂，来向荣说：从秦的统一到它的灭亡，只有短短十五年时间。或者认为秦王朝体现着历史发展方向，因而农民大起义是使历史中断和倒退的行动；或者认为农民大起义体现着历史发展方向，因而秦王朝不是体现革命阶级的革命政策，而是体现反动阶级的反动政策，二者必居其一。

来向荣对连篇累牍的文章中类似的荒谬观点，进行了系统的分析批判，在近一年的时间中，他写了数万字的笔记，因为他的一举一动都被严密监控，因此，他所记的笔记也自然是公开的。此举使他再次受到严厉批判和惩罚。1974年5月17日，当时的北大党委、北大革委会在北大东操场召开对敌斗争大会，两名武装公安人员将来向荣从北大大兴干校押至台上批斗，以“破坏批林批孔运动，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把矛头指向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罪名，将来向荣定为现行反革命分子，押送北京市公安局团河农场劳动教养三年。

在团河农场，来向荣在艰苦的劳动之余，每天继续写笔记，申述自己的观点。来向荣回忆：队长针对我的问题，一再要我承认“法家是革命的，儒家是反动的”。我据理争辩，申述自己的观点。因为我不承认有罪，因为我是北大没有制服的人，有人决心显示其能力，要把我制服。使出种种手段迫我就范。在一天晚上全宿舍的批斗会上，我拒不认罪，继续阐述自己的观点，队长勃然大怒，当场抄去我的笔记十余册及若干诗稿。1978年底，干校领导退还我作为反革命罪定罪的材料，而在农场被抄去的材料却再也没能归还给我。

在团河农场的三年中，来向荣更深入地思考了一些问题。他对于自己划右派十几年中接触的管教干部进行了分析比较。他说：在文化革命前，我接触到的做右派改造工作的干部，一般和整体说来，他们主观上认为自己手上有真理，理亏的是被改造的一方。他们从不在吃饭、睡觉、用水这些事情上做手脚。现在遇到的某些人则不然，他们虽然也用一层闪光耀目的辞藻和外衣包裹着，可是心里已经不相信自己的手中有真理，能够依靠真理的力量获胜。他们没有也提不出光明灿烂、激动人心的道德理想和科学理论，只会板起灰暗阴晦的面孔，重复刻板、枯燥、贫乏的说教。他们纯粹以整人为目的，不择手段。

1977年5月17日，三年劳动教养期满，来向荣结束了劳教生活。当他去办有关手续时，一个劳教干部对他说：你是从我们这里出去的，唯一一个不承认自己有罪的人。

来向荣离开劳教农场，回到北大大兴干校继续劳动，接受群众监督。1978年9月20日，干校领导向来向荣传达中央文件，摘掉他的右派分子帽子。1979年1月8日，干校解散，他回到北大数学系。

此后，他先后收到三个平反通知。中共北大党委于1978年12月26日作出《关于来向荣反革命问题的复查结论》，宣布对他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冤案的平反。北京市公安局于1979年2月14日作出《关于撤销来向荣劳动教养的决定》。北大党委于1979年1月24日作出《对来向荣同志划为右派分子的改正决定》，至此，来向荣终于讨回了历史的公道。在反右时曾经主持批判他的丁石孙先生对他说：整你们，整错了。我们太左了。

右派改正后，来向荣取回了在1964年就已经做好但未发给他的毕业证书，他终于被承认大学毕业了。从1955年入学到1979年毕业，来向荣在北大度过了近24年不堪回首的学生生涯。据笔者的了解，有如此经历的除来向荣，还有历史系55级的右派学生孙机。但孙机的情况与来向荣不尽相同。孙机是考古专业的学生，在滞留北大期间，他在考古专业资料室工作，跟随考古名师宿白先生进行考古方面的学习和钻研。据说，孙机不希望毕业，担心离开北大后不知分配到什么单位，再不可能具备像北大一样的研究条件，为此，他甚至不求右派摘帽。而来向荣，却是执着于自己心中认定的真理，一次次挑战那个时代的悖谬荒诞，为此，他在北大做了20年的戴罪学生，这是北大校史上前所未有的事情，如果没有丁酉之难和文革那样的浩劫重来，恐怕也是后无来者了。

平反后的生活与晚年

因为在北大二十余年的苦难经历，来向荣在平反后接受了同班同学陈祖荫换一个环境的建议，在陈祖荫帮助下，于1980年调到北京工业大学应用数学系任教。

由于多年被迫离开专业，来向荣在数学上已难有大的突破，他也做出了一些学术成果，但他也意识到自己的数学天赋和多年荒疏无法成就年轻时的数学家梦想。他在回忆录里谈到当年在北大复读时经常一起抬杠打嘴仗的右派难友李颢和倪国熙，他们后来都在高校任教，并于80年代和90年代初被评为正教授。来向荣在1981年被评为讲师，1990年被评为副教授，之后再未晋升。来向荣自言：虽然我在数学方面也做了一点点工作，但同当年的大言相距太远，太不相称，我感到很惭愧。事实胜于雄辩。我对自己的能力估计太高，对倪和李的能力估计太低。

来向荣晚年生活在升平气象中，越来越表现出他个性中的诗人气质，他创作了大量诗歌，内容丰富，或怀旧，或抒情，或点评时事，或唱和友人。

或许是在北大的经历太过不堪回首，来向荣后来再没有回到北大参加校庆或同学聚会，除了与交谊深厚的老同学陈祖荫、陈传涓夫妇以及自己在右派生涯中认识的难友保持联系外，他也未与其他同学往来。

来向荣因政治身份原因一直独身，与其他右派学生不同的是，他在改正之后，仍过了多年独身生活，他称自己找对象一定要找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这种似乎不切实际的择偶标准以及一些不同于常人的举动，比如跟同事一起去旅游时，来向荣有时会摇头晃脑吟诗，使周围的人甚至老同学都怀疑来向荣是否不太正常了。

来向荣最终没有找到“心旷神怡”的对象，他在2000年左右为生活而结了婚。对方作为生活伴侣也难说是否尽职，笔者在2021年4月去看望高龄的来向荣，感到他生活的窘迫。

北大20年的戴罪学生，孤勇者来向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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