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阿拉伯之春后，中东地区动荡不断，突尼斯革命、叙利亚战火……人们远走他乡，身份随着故国一起陷落。为一席立足之地，他们通过程序，用文件、章戳证明自己的合法存在。那些无法取得新身份的人在幽暗之地徘徊流浪，或呐喊，或消亡。
单读作者晓宇，现于牛津大学攻读政治学博士，为解决德国签证问题，他三次出入德国驻英国大使馆，因繁琐的办事程序吃了不少闭门羹。怒气未消，突尼斯难民 Anis Amri 的面孔就在他脑海中浮现了。公证处的玻璃窗与来访者咫尺五米，而那是他们与一个国家间不可跨越的距离。
本文经由公众号：晓宇的世界图景（ID：luxiaoyu-worldviews）授权转载。
我，难民，五米外的国家
晓宇
连续三次，我五点半起床，登上牛津开往伦敦的列车，赶往德国大使馆解决签证问题。
七点半，我准时到达伦敦，和通勤的上班族迈进公交，昏昏沉沉地经过大理石拱门，海德公园和希尔顿酒店。下车后，还需快步二十分钟，这样勉强能在约定的时间达到使馆。
德国人只开放早上 8 点到 10 点的时段，且没有英国人允许五分钟迟到的宽容。
我不能直接进入使馆。所有赴约的人在大门对面的人行道排队，由安保人员招呼依次进门。
安保人员是印度裔，事实上，使馆所有的安保人员都是印度裔。站在门外，控制人流的印度小哥裹得十分严实。
“ Next , please ! ” 他每隔一分钟的宣言喘出白气。头顶上方，有两盏橘红色的取暖灯。
过了安检，锁上随身的手机，就正式进入德国的国家空间。唯一的电子屏幕上显示排号信息和滚动新闻。无声的新闻每隔三分钟重复一次，直到下一次更新。这像是中转飞机时漫长的等待，我没有耐心等它更新。
剥夺了电子产品后，剩下的是老人的咳嗽声和小孩的哭闹。总有一群孩子，等待解决他们的身份认同问题。德国大使馆喜欢用玻璃，在北京也是。你抬头就看到他们在二楼的办公室间穿行。
但这一层玻璃很厚，厚到我需要借助麦克风才能听到那边人说话。到我了，她同我用英文交流。
“你有这个文件的公证吗？” 她问。
“公证？我有德国签发的版本。” 我从窗口下递过去。
她看了一眼，“不行，我们还需要你英国版本的公证。”
“德国签发的时候不已经认证英国的了？要不然怎么签发？”
“不行，我们还需要你英国版本的公证。不能证明英国版本的真假。”她头也没抬，把话重复了一遍。
“你听我说了吗？我说…”
她用摊摊手的姿势打断我。
“去年已经在你们这公证过了。就是你们的公证处，他们还保留了文件。” 我尝试另一种途径。
“那是公证部门，和我们不是一个部门的。”
公证处和她坐的地方隔了两个窗口，不到五米的距离。
我再说什么，她也只是侧过身子摊摊手，然后默默地按下叫号器。
“ Next , please .”
我愤愤地离开了大使馆。令我措手不及的是，八天后如此的场景又发生了一遍。另一封官方文件的真假需要另一封文件来证明。这次我清晰躁动的声量吸引来了两位工作人员和四只摊开的手。
跺脚走出大使馆，我怒冲冲地围着使馆区的广场打转。萌生了对“ frustration ”的理解。不是精疲力竭，是满身情绪找不到发泄的目标。
我希望认识德国大使，在晚饭的餐桌上抱怨一番，用放之四海皆准的“关系”来解决问题。渴望越权，寻求精英，诉诸非制度的想法，好像在讽刺一名平日宣扬自由平等博爱的学生。反正我也不认识德国大使。
就在我的怒气还没在广场上消散时， Anis Amri 的面孔浮现了出来。
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念头。 Amri 是比我小一岁的突尼斯人。圣诞节时，他开车冲入柏林的市集，造成超过六十人的死伤。四天后，他在意大利被击毙，前一天刚过了二十四岁的生日。
他是一名被德国官方拒绝的难民。一个“忘恩负义”，恼羞成怒的难民。
但他的面孔在此时此刻的浮现，是因为我在可怕的一刹那，竟然感同身受了这位恐怖分子的“ frustration ”。 Amri 到欧洲是为了逃离一场“不公正”的牢狱之灾。在没出庭的情况下，他因偷卡车被突尼斯法院判刑五年。
沿着北非难民的传统迁徙路线，他乘船飘过地中海，落脚意大利。同时出发的另一艘偷渡船沉没，无人生还。
在意大利， Amri 因为偷抢做了几年牢，出狱后去了德国，是百万难民中向德国当局提交庇护申请的一位。一年后，他接到避难申请被拒的通知，他将被驱逐出境。这时候离他发动袭击还有半年。
Amri 不能被直接遣返回国。突尼斯起初不承认他是本国人，因为没有任何手头的文件证明。而在Amri没有拿到临时护照之前，德国也没有办法把他驱逐出境。德国和突尼斯政府的你去我来又耗了半年。
在此期间，Amri 是没有任何身份和庇护的人。在国家系统里，他不存在，除了监视他最终认定此人无害的安全部门。他绝望地给残障的父母亲通话，希望他们和突尼斯的警察沟通，让他能有正经的律师，早日回到突尼斯。
在一场看似绝望的等待中，Amri 再也忍受不了了。他在冬夜里开着卡车，冲向人潮汹涌的集市。
二天后，他的突尼斯临时护照寄到了。
我不是同情一位恐怖分子，也不认为已成的悲剧能以什么方式避免。但我在贝尔格雷夫广场如无头苍蝇乱转的那一刻，明白地体会到了一位难民的无奈。在完全陌生的语言文化环境，他们需要面对成堆的表格，不存在的文件证明，和一个面无表情的庞大的官僚体系。
他们感觉被欺骗了，这和默克尔“开放”的官方政策不同，这和在火车站欢迎他们的鲜花和笑脸不同，但这一遍遍地走手续和一天天的等待才是他们的日常。
极端化可能是一件轻易的事情，因为他们和我一样，没有任何对抗官僚体系的和平手段。
这是现代政治的一种困境：无论政策理念如何合情合理，也不能改变一个人的日常政治体验。我们不是从几百年的历史或是官方白皮书来感受国家的存在，我们通过每天和公共机构打交道来体验一个国家的政治。
无论愿意不愿意，我们接触的官僚代理了国家的权威。
韦伯笔下理想的官僚是中立理性的，不能通过一张脸或是一句话来信任别人。相反，要相信程序，纸质文件，证明和章戳。官僚系统打量着每一个在它面前的人，这种审查甚至不是出于官僚的本意。
韦伯提醒过理性铁笼的危险，密尔和莫顿也担心人际关系的消失和腐儒群体的滋生。深受其苦的卡夫卡不惜用城堡和审判两本小说来讽刺它。
官僚的危险不仅是把人变成面无表情的官僚，它消磨了和官僚打交道的主体本身的人性，要么归顺，要么以暴力混乱的方式来反对。
反对直指官僚划定的空间——这个空间内遵循高度理性和文件化的交流，是公共权威的流露，是无形坚硬的壁垒，是一个不愿跨越五米距离的国家。
然而，作为一个没有势力的和平主义者，我只能收回谢谢二字，以作是弱者的反对。
回到家，我一脸沮丧地看着安娜：“你的国家不欢迎我。”
安娜笑着回答，“怎么就上升到国家高度去了”。
即便上升到国家高度也于事无补。这样的分析未能缓解丝毫的 frustration 。我离一名够格的知识分子还是有距离。不能拿一套理论来解释，让自己的遭遇成了别人的事，成了社会的普遍现象，由而解脱，在智力上大获全胜。
我打电话给一位德国朋友 Lisa，去抱怨一下她的国家。没想到的是， Lisa 对自己母国意见更大。
“我男人的访问签证都申请不了。” Lisa 的男友是土耳其籍。非但如此，他还是库尔德人，和土耳其当局闹别扭。导师是一位顽固的自由主义者，刚被政府从大学里清洗。他正完成在英国一年的访学，还不知道回去后的形势。
“我被德国领事馆折腾得要命，结果他比我还烦。” Lisa 说男友受不了被当作是潜在罪犯的“审问”，一天到晚喊着不申算了。
“我让他申请难民得了。德国最喜欢不就是他这样的嘛，自由左翼，高等教育，少数民族，各项栏目都能打勾。”
“结果呢？” 我问。
“结果他更生气了。说宁愿马上回土耳其献身革命。”
“ The man has his pride .”
“ The man has his pride indeed .” Lisa 笑着肯定。
宗主国恨不得来的难民都是根正苗红，独立自主的人才，可这样的人会去申请难民吗？
一个为了在人群中选出他们建立的官僚体系，反而在第一轮挡住了他们。
人在得知有共同受难的同胞时，才能咬牙再多坚持一会儿，像在地主农庄劳作时集体的合唱。于是我第三次，在五点半起床，到了德国大使馆。
“你是第三次来了。” 她一板一眼地说。
“对。”
“这个方面”，她指指翻过的一叠文件，“你还有其它的详细文件吗？”
“没有。”
我能听到这个字被玻璃弹落，滚荡在国家空间里的回声。
她看看我。我微笑着，一言不发地看回去。
编辑 | 嫌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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