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出生的人亲身经历了社会从繁荣转向衰弱的历程：经济制度变革，国有企业改制，大批国企职工下岗自谋生路，浩浩荡荡的“下岗潮”碾压着工人们的身心。出生在像石家庄这样的重工业城市，人们除了要承受心态上的失落，还要忍受重工业留下的环境污染。
资源丰富和经济繁荣的城市已经荣光不再，沿海的贸易投机者们取代了踏实的劳动者成为了时代的新宠儿。那些被遗忘或者是被抛弃的群体内心失落、愤怒、苦不堪言，因为他们曾经接受的教育是单纯的理想和浪漫主义，是积极的、向上的，而最后，满眼所见的，全都是金钱至上和欲望崇拜。
生于理想，死于欲望。是这一代人最真实的写照。
下岗大潮后，年轻的丈夫带着妻子南下卖淫，老一辈的硬汉们改行占个摊位做点小生意，中年妇女在家看看电视买买菜，日子也就麻麻木木地这么过着。
有一天，中年妇女独自去买家具被宰了，男人慢悠悠地蹬着拖鞋前来，他到了家具城一言不发，后来索性瘫坐在柔软的席梦思大床上，坐了两下，轻声说了句“啊，这床真软啊”。
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内心深处的欲望，淹没心底的景观。
1.
“今天是2001年4月29日，靳如超被执行死刑。靳如超，男，1976年在石家庄棉纺三厂五七劳动公司参加工作，1977年到棉三准备车间当工人。1988年因强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剥夺政治权利3年，1997年8月19日被减刑释放。2001年3月16日凌晨，制造了震惊海内外的石家庄特大爆炸案，造成108人死亡，38人受伤”。
新闻播出的时候，我刚收拾好行李，一回头看到老爹站在窗户边抽烟，日益肥硕的肚腩昭示着一种折腾不起来的无可奈何。我不知道老爹认不认识靳如超，因为他当时呆的是另外一个棉纺织厂。而且，他下岗很多年了。人老了忘性大，心也大，未必每件事都记得。
后来我才知道，其实他都记得。
老爹说要带我出去闯一闯，具体做什么工作，他没说。那一年我刚从哈尔滨学理发未果回到石家庄。原本我是不用去学理发的，只要像模像样念几句书，毕业了等老爹安排我进厂就行。就在我快毕业那一年，我老爹下岗了。那段日子饭桌上的主旋律庄严而肃穆，桌子上只有一碗豆腐和一碟花生米，老爹白酒一杯接一杯的往肚里倒。有时候还会拉上我与他碰几杯，把厂里当年开会聚餐时的照片拿出来看了又看，擦了又擦。
连同我老爹一起下岗的，还有我老妈。他们都是厂里的工人。没多久我妈就受不了这种生活，跟厂里另外一个老干部跑到国外去了。老干部稍微有点积蓄，从那以后，我再没见过我妈。那一年我辍学了。
老爹后来相继做过各式各样的工作：看门的宿管大爷、修鞋的工匠、推三轮车的人力车夫。每一份都干不长。给学校看门的时候每天都对刚放学的小学生念叨“活着有个什么劲儿”？家长们觉得他神经兮兮很快就投诉到校长那儿，他被赶出了学校。修鞋和推三轮车吧，抢地盘抢不过身形健硕的年轻人，没少被人欺负。
自己日子不顺遂也没忘了在我身上花精力，老爹利用他在厂里多年的面子和人际关系，四处求人，把我送去学修车。那时候修车是一个还算体面的职业，薪资不错。我嫌这活儿又脏又累，再加上修车的老师傅眼神不好使，每天我都很清闲，无所事事但又惶惶终日。
每天我最期待的就是下班后夜色慢慢降临的时刻。下岗工人们的日子并不好过，那会我们全家住在一个租来的房子里，做饭的地儿和睡觉的地儿中间只隔着一块布拉的帘子。帘子这头是一个接一个的床铺，我大舅、大舅妈、阿姨、姨夫、爷爷奶奶都和我们住在一块。
每当夜色降临，大家就会开始上演“活春宫”，各式各样嗓音的喘息声此起彼伏，好几次我从梦里醒来，看到我大舅骑在我大舅妈身上，发出粗暴的低吼。另外一边阿姨和姨夫也没闲着，偶尔我会听到布料撕裂的声音。
睡在我旁边的老爹翻来覆去睡不着，把裤子脱下来，再把手伸进两腿间，有规律的律动，由慢至快，越来越快，我也听到他刻意压低嗓音的呐喊。一声嘶吼以后，老爹疲惫的睡去，我学着老爹的样子，把手伸进被窝里……
2.
教我修车的老师傅年纪大了，儿女想接他去城里享福，于是他决定退休了。退休那天我和老爹敲锣打鼓的欢送他到县城口，再把他送上小轿车。轿车远去扬起一道道灰尘，我和老爹站在尘土飞扬中面面相觑。
老爹闭上双眼，他说他嗅到了铜香味。我暗自纳闷：“不是铜臭味吗”？“你闭嘴”！老爹大声训斥我，吓得我不敢吱声，也学着他的样子闭起双眼有模有样的享受起来，其实是尘土迷得我根本睁不开双眼，稍微一睁开，便会流下泪来。
后来老爹没办法，把我托付给远在哈尔滨的远房亲戚，让他监督我去学理发。老爹用仅有的积蓄给我那个没见过面的远房亲戚买了几瓶好酒，让我捎过去。
那个亲戚拿了酒以后，从此再没露过面。
学理发也不适合我，可能是我真的比别人笨？学来学去我连基本的头型都剪不会，和我同时间进来的同伴都已经成为剃头师傅了，就我一个人还寂寞地站在门口甩剪子招徕生意。连路过的小太妹都对我嗤之以鼻，把嚼得没味儿了的口香糖往我脸上甩。有时候口香糖狠狠黏在我身后的木板门上，有时候是黏在我衣服上。
理发店老板什么也不管，因为他每天比我们都忙，忙着和各式各样廉价的女人睡觉。“廉价”这个词是从他嘴里蹦出来的，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是可以被明码标价的。理发店的客厅后面有一个小隔间，他就经常窝在里头和各式各样的女人睡觉。事情结束后，有时候他会出来点上一根烟，嘴里骂骂咧咧“X你妈今天真不爽”，有时候走出来的时候他在伸懒腰，脸上带着满足的微笑，冲正在门口耍剪子的我嘿嘿一笑。
后来好不容易攒了点钱去服装店买件新衣服，挑来挑去没选着合适的，服务员不耐烦开始骂骂咧咧，最后恶言相向：“买不起趁早滚”。那天我给我老爹打了一个电话，什么都没说，只是哭。把我老爹吓得不轻。
后来好不容易攒了点钱去服装店买件新衣服，挑来挑去没选着合适的，服务员不耐烦开始骂骂咧咧，最后恶言相向：“买不起趁早滚”。那天我给我老爹打了一个电话，什么都没说，只是哭。把我老爹吓得不轻。
后来和老爹一起南下，带着假金链子大摇大摆去服装店买衣服的时候我又哭了。因为售货员小姐在我没选到满意的衣服出门的时候，礼貌地弯下身来朝我45度鞠躬，并附上了一句“欢迎再次光临”。
那句“买不起就滚”对我内心造成的伤害不容小觑。因为从那以后，除了剪头，我四处找活干，给那些曾经欺负我看不起我的小太妹当保镖，跟着她们去学校打群架、闹事、撑场面，再鼻青脸肿地回来。
也想过去当男公关，那时还不叫男公关，就是陪酒的，招聘广告上写着日薪好几百，我蠢蠢欲动。结果发现那活儿一般人还真干不了，我一个雏儿，人家要都不想要。
就是那时候，我开始和一帮社会上的小混子成天厮混在一块。他们经常带我去歌厅找小姐，去大排档喝酒吃烤串。歌厅里的小姐真的只陪酒，80块钱送瓜子花生和啤酒。
开三轮车的小老头为了证明自己雄风不减还和我们抢小姐，我们总为了这事打群架。
单纯的打架似乎已经不能满足我干坏事的心，我开始砸车、抢劫，绑架那些富人家的小孩儿，把他们的女儿绑架到一个没人的旧工厂废墟里，用比手指还粗的麻绳将他们绑起来，再告诉她们，“这个世界上还有很多穷人吃不上饭”，还告诉他们，“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
她们的父母找到她们的时候惊慌失措嚎啕大哭，我也躲在暗处哭。
造的孽太多，哈尔滨已经呆不下去了，我爸只好把我拎回石家庄。
3.
2001年，中国神舟二号无人飞船发射成功，北京赢得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中国加入WTO。但我和我老爹的生活却每况愈下。
有一天，他告诉我，他在厂子里的老同事给他推荐了一份工作，待遇很不错。具体情况他并没有明说，在靳如超被执行死刑的那一天，我们坐上了南下的火车。
和我们一同前往的，还有春天。老爹说春天也要去那儿工作。春天是一个白白嫩嫩的小姑娘，巴掌大小的脸蛋，细细的胳膊，单眼皮，笑起来的时候，还有两个浅浅的梨涡。老爹帮助春天逃票，半夜，春天挤到我们这节车厢来。在狭窄的卧铺车厢李，我闻到她身上好闻的体香。老爹让她睡我的床，我坐在床边，把脚垂下来，眯着眼休息休息。
被子下面有耸起的小山峰，那晚，我梦遗了。
我们三个来了广州的一个小县城。也就是那时候我才知道，老爹要把春天送去卖淫。
而老爹，要去给一个老鸨当保镖，说是保镖，其实不用打架，钱货交易，大家都很斯文，老爹只需要盯着点儿警察就行了。至于我，属于机动人员，我是保镖，是交易中介，是托儿，有时候还是摄影师。
我们住在一个城中村里，姑娘们干活的地方就在我的对面楼，楼下是菜市场和便利店。每天傍晚我穿过带着腥臭味的菜市场回到家里，看对面楼层里的灯光明明灭灭。每灭一次，又一个纯洁少女心陨落了，我想得还挺浪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