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注中国科技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朱晶教授也不太爱用“遗憾”这个词：“太具感情色彩，不适合理性的科学事业。”
她知道，在中国的特定时期，科学家往往会因为国家的需要，不断地转换研究方向。
出生于1921年，黄维垣院士上世纪40年代初研究的是通过干馏松木的办法制成松油来代替汽油——战争需要。40年代末，国医化运动后，盛行用现代科学的方法来研究中药。他的研究相应转向了中药葶苈的有效成分的研究。
上世纪50年代，在哈佛大学专注有机化学的他回国后，为了“两弹一星”所需的高能燃料，从甾体转向硼氢。紧接着又接受“111任务”，破解原子弹研制所需的全氟润滑油。
在朱晶看来，科学需求和国家需求的权衡间，始终是以科学事业的本质为核心的。那就是，发现并解决问题，增进人类对自然的理解。
朱晶试图把这批科学家放在一个更大的环境里去考量。要在整个科学世界里，找到他们的坐标。她想解答的问题是：什么造就了这些星星？
“科学家分两种，一种是很聪明的；一种是资质和我差不多的，我能获得这个成就，有很多地方值得年轻的科学工作者参考。”在录音的最开头，刘东生院士慢条斯理地说。这也是他录制自己一生故事的最主要目的，能对后辈有所启发。
这位“黄土之父”在混杂着电噪音的独白中坦承，刚到南开中学，他被英文教学弄蒙了。
小小少年只有利用暑假时间，查着字典一页页看。“没有高不可攀，全是一步一步到脚踏实地”。等到了学期末，他已经是头几名了。
他无法停止琢磨。“文革”期间，刘东生被下放到贵州做地方病调查。穷山恶水里，他发现了地方病与地质环境之间的联系。调查所积累的资料，都成了“文革”后这项研究的样本。
这种执着是共通的。大半个世纪来，钟世镇积累了47本笔记本和1000多条资料卡片，写满了阅读专业文献的笔记。
这些笔记里，前一段，20岁出头的他刚刚来到西安第四军医大学，正在摸索自己研究的方向，除了吃饭上厕所都在图书馆。后一段，文革刚刚结束，钟世镇已经人到中年。我国的研究被国际同行甩下一大截，他着急。
在张晓红看来，钟院士与古乐梅夫妻都是认真的人。那是有些不属于这个时代的认真。
每次访谈前张晓红都邮件联系，商定本次访谈要聊的内容。张晓红提纲中偶尔的标点符号错误，或是某一个人名的不准确，钟院士都会在文档上修改过来。邮件往来里，院士永远记得在年轻人姓名的后面，加上“老师”两字。
他不避讳谈论文革期间自己遭遇的改造，还带着一丝骄傲：“我在哪里都是标兵，扫厕所用扫帚不干净。我就用碎砖头刮掉污渍，池子都发亮。”
张晓红看见，那一刻，老人的眼睛也发亮了。
朱尊权院士对研究生的指导，细致到选题、实验仪器操作、文献整理、综述和论文写作，甚至文中表格的排列、英文字母的规范写法和标点使用。连称呼都一丝不苟，姓名后带“同志”。
他们自己接受的就是这样的教育。生于1919年的微波理论学家林为干院士曾在清华读大学时期拍摄了一张学年会考的照片，题字为“恐怖的场面”，他所在的那一个班，40多人里只有20人顺利毕业。
“这一代人，他们觉得科学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是容不得打趣的。”中国科学院大学教授罗兴波说。“他们有一种如今一代少有的坚持：一辈子做好一件事。”
在学生的眼中，洪朝生的口头禅就是“不懂”。“他不了解的东西都老老实实说不懂，并认真向人请教。但他自称‘懂’的东西都‘非常厉害’，国内几乎无人能出其右。”
令朱晶印象深刻的则是潘君骅院士的一封书信。在信中，他详细地请教一位同行，自己工作的公式和推导是否合理。朱晶觉得，这是全世界科学研究者都应该秉持的态度：有组织的怀疑。科学研究的结果不能拍脑袋决定，“一定要做到可重复。一定要做到准确。一定要经得起质疑”。
她记得曾在化学家陆仁荣先生的电脑边看到这样一句话，显然是先生对自己的终身提醒：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个人的际遇被排在科学和国家的需要之后。
“文革”结束后，朱尊权院士恢复了所长职务。这位新中国第一位烟草学院士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提高烟叶的质量上。他对曾经批斗过自己的人采取了一种完全不问过去、只谈工作和未来的态度。
他的双手顽强地工作着，敲打电脑，摩挲烟叶。没人知道，这双胳膊曾被造反派高高吊起，用雪水和烟头反复折磨，严重脱臼，一度失去了知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