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3日，芒种影像课程在上海举行。
一线记者、摄影师陈杰讲述了自己的心路历程，并用个人实践告诉大家如何挖掘新闻事件背后的故事。
人物介绍
陈杰，2003年11月11日《新京报》创刊之时，就开始在《新京报》任摄影记者，报道过诸多国内重大突发事件，先后做过摄影部的副主任、主任，因为是做行政的工作，失去了内心对自己行业追求最核心的东西，从2006年到2014年担任此职位期间，越发困惑。
2014年他决定离开摄影部主编岗位，并给自己的要求是：成为最勤奋的一线的记者。不仅作品高产，而且诸多一系列重大环境和社会问题报道引起巨大反响，促进问题解决。
但是仅仅作为一个勤奋的按快门的摄影师是不够的，有更多的东西用摄影充分的表达，他要从日常的报道里面脱离出来，他说自己几乎不做日常的报道，做自己想要做的报道，就是独立的影像调查，把影像和事件的调查结合在一起，尝试着突破自己。
关注环保
我第一件事就是做了环保，这个大家都知道是腾格里沙漠，这是我离开主编岗位，大概是一个多月的时候，我很着急，因为你从一个摄影部主任到一个摄影记者，我需要的是自己寻找题材去做，大家对未知的东西都很困惑的，所幸我还是积累了一些资源。
实际上我做了第一篇腾格里沙漠冒着巨大的风险，这个不是采访现场的风险，是证据的风险，影像的特点就是影像就是证据，每一张直击现场的影像都是证据，每一张照片都是违法的证据，还有更有力的文字作为背景，把它阐释、解释，把违法的事实讲清楚这是最重要的。
所以腾格里的过程非常复杂的，这篇报道做出来之后，高层第一个批示是调查事实，一旦一个问题批复是调查事实的时候，地方政府会各种方法来驳斥你，利用各种伪证反驳你，其实这些照片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虽然报社为此承受巨大压力，但，我们的评论部在报道之后通过社论等形式连续发声，持续跟进这个事件。
腾格里沙漠污染事件，在内蒙古乃至整个西部掀起了环保风暴，并成为最高检督办的案件，这个事件两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底，腾格里沙漠环境污染问题彻底按照国务院要求整治达标，24名官员受处理，相关污染企业责任人被判刑，并处以罚金，至此，最高检督办的腾格里沙漠污染案件 ，也相应“摘牌”。
2014年7月到2015年底，我先后做的一系列重大环境问题影像调查报道，触动高层，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最终得以推进问题解决。
《金沙江畔山村与污染为邻》68岁的代文德把记者带到自家的石榴地，他挥起锄头挖开林地边的杂草，顷刻间，白色灰尘将他笼罩。二十多分钟，他挖开了大约十分之一亩的杂草覆盖的林地，原本的一片绿色草地变白。
中国的环境问题，不仅仅是企业污染、监管乏力的问题，还有制度设计的问题，中国粗放的发展模式和低标准的环境污染评介标准，是“罪魁祸首”。
当然，制度缺陷下的人性暗黑必然蔓延，各种的利益的嗜杀，带来令人震惊的后果。
深入调查新闻事件发生背后的故事
通常情况下，我到一个地方考察不是拍照片，是先做几天的调查，对违法的事实进行摸底，然后再拍证据，排完证据以后再按照我们图片的要求精益求精的拍影像和事件中人物的故事等等。我们过去到一个地方，有的时候在没有充分调研的情况下，拿起相机就拍，凭着感觉走，实际上你并不知道你为什么这么拍，应当做更多的做详尽的调查之后，再拍，就有目的性和把握问题更准确。
例如日本核泄露事件，2011年3月11日日本大地震第二天我就抵达了日本，，每天做大量的动态报道，所报道的内容按照事件的发展递进。我的习惯是，遇到任何重大突发事件第一要务是抵达核心现场，当时日本地震我们是第一批抵达核心区的外国记者，我当时到日本的时候，看到有很多中国记者都在东京等候，到灾区只有租车，而日本出租车司机都拒绝前往，因为他们收到的信息是灾区道路中断。我当时找到了一个台湾的私人车辆，他答应带我进去，不过一天要支付8000人民币的车费和人工费。我当即拍板赶赴灾区。
5年后，我再赴灾区，是采访5年后依然被隔离的20平方公里的被福岛核电站爆炸污染的区域，而且我做了深入调查，这个片我做的对比，这个地区是污染区和非污染区，我采访了唯一一个在福岛生活的松村直登先生，他为什么在这个地方，除了其他主观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心疼在辐射区的许多动物没有人照料，一开始有几百头牛，还有羊、猫、狗等等，还有鸵鸟、野猪，他使用世界各地募捐给他的钱，从北海道每年进大约8万美元的牧草，每天开着卡车去喂这些动物，现在日本的首相夫人也是他的粉丝，而且首相夫人还专门冒着核辐射的危险，到了他的住处，看望他，并为他题辞。
《日本核辐射下的“死城”》在距离福岛第一核电站6公里左右的一处大型超市内，食品满地都是，过道布满蜘蛛网。
实际上，我在报道一个宏大的事件时，往往会找一个小的切入口，关切事件中典型的人的命运的变化，松村先生有老婆和孩子，他把他们送到没有辐射的地方安居了，他留下来了，一年年过去了，东京的医生告诉他，他体内的受到的辐射是全日本最严重的，但是，他没有选择离开，是因为，只有他能够照顾这些动物，而且，他习惯了这里的生活，也无所谓生死，他说，如果他选择出去，也许会给别人带来恐慌，也许自己会陷于饱受歧视的环境里，基于这个原因他一直留在这个地方，他觉得他什么时候死都无所谓，他照顾的那些动物同样受严重辐射，一个个相继死亡，他说，埋完最后一个病死的动物，就不再有遗憾了。
《日本核辐射下的“死城”》红色的藤蔓爬入了一处住宅内。
反观国内，日本核电危机时，中国国内核电专家表态说，中国是第四代的核电，比第三代的日本核电安全得多，是绝对不会出现日本这样的核危机，其实，日本在发展核电的时候，也曾说过自己的核电是绝对安全的，但是，灾难说明了一切，在自然面前，人类的自大不堪一击。日本核电危机，应当是我们的镜鉴。
日本核危机事件能否化解，依旧遥遥无期，我会持久、长期的去关注，因为认知是在不断地变化，观察问题的能力是越来越强的，未来可以呈现的东西越来越多。
持续跟踪报道新闻事件
我会对一篇报道进行持续性的追踪，例如关于悬崖村的报道，这篇报道出来后，高层很重视，地方官员也立刻行动起来。
悬崖村报道之后，我接着又返回悬崖村，做追踪报道，我想知道之后孩子们怎么去上学，当地的官员要求村干部告诉孩子的家长，不能够再带孩子走天梯了，而是绕道十几公里的险峻山路，我跟随孩子们的后面，走在这条充满艰险的道路上，一路上有泥石流区，滑坡区、有山洞、趟溪流、过断桥，6个多小时的行程，孩子们渴了在路上找溪水喝，饿了到经过的村子里吃土豆。
“悬崖村”72户人家居住在1400多米的悬崖上。村里人要去山外，必须顺着悬崖攀爬17条藤梯，其中有两条长约100米，几近垂直。
多走了十几公里就是因为绕开天梯，孩子们非常疲惫，有的都累的虚脱了，有的孩子鞋都走烂了。为此，我连续做了几篇报道，包括对村民为什么不搬迁也做了报道，包括儿童节孩子们怎么过的，儿童节，悬崖村的孩子跟平常在家里一样，干家务活、放羊等等。
当地政府迅速招标了修路的施工公司，在8月份动工修钢梯，到11月份修好，在钢梯修好前，学校不再给孩子放假回家，采取了全寄宿制，孩子们的食宿都是政府补贴，等到钢梯修好了以后，孩子再走安全的钢梯回家。
2016年11月，"悬崖村"的孩子们第一次攀爬着新天梯回到悬崖上的家。
修钢梯过程，孩子想家，学校就通知家长下山看孩子。包括凉山州对整个梁山，教育部、农业部、国家扶贫办等等所有联动起来，因为总书记也过问这个事儿，后来凉州进行普查，有19个类似的悬崖村，政府对涉及的19个悬崖村的近2000多个孩子全部纳入全日制寄宿，一是对他们在学校的生活条件进行改善，二是对这19个悬崖村的道路条件进行改善。
11月份钢梯刚修好，第一个邻县的新娘嫁进悬崖村，虽然修了钢梯，但是一两千台阶也是非常辛苦的，新娘自己爬上悬崖村，虽然也是在农村长大，这样艰苦的路却是第一次走。不过，相比以前的悬崖和藤梯，不仅省一大半的力气，省一多半时间，而且一路是安全的。
一个报道就可能是一个杆杠的支点，有时，作用不可估量。
“悬崖村事件，某种意义上是促成凉山彝族自治州历史的转折。”
“也许报道改变不了什么 但要相信报道可能带来的改变！”
干预现实的尺度
1. 矢量的东西不够引人瞩目，斜坡定律体现的不够典型。
2. 事件，事件中的人物，人物的冲突。这三个要素都欠火候。
3. 证据不足，或者说没有足够震撼人心的违法证据。
4. 各种外力的干扰（表达或者监督受限的现实）。
扎实的报道，不但是推动改变的先决条件，而且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
过去记者和律师在一起沟通往往是关于刑事案件的，现在，在中国，记者、律师、环境公益组织、环境问题的专家，在关于中国环境问题上的推进，已经形成了一个合力，这是非常好的现象，记者在这些方面的支持下，不至于盲人摸象。所以，记者要利用好这些资源，大家有机会可以多拓展自己在这些领域的“朋友圈”。
影像与社会学结合
对易于用影像表达的事件，以呈现核心矛盾的影像，来揭示问题。
主要针对如环境问题、社会问题、重大突发事件。
摄影记者具备的技能：影像表达水平、问题观看视角、调查方法、证据与法律意识。
那么，摄影师的镜头记录的，不仅是事件的逻辑，更重要的是影像的说服力，也就是构成影像力量的是——影像表达水平和核心矛盾典型细节。
影像调查，可延伸的方向与深度——影像社会学研究和影像人类学记载。
那么，这个要求更高，如果影像调查是一个城市的社区，那么，影像社会学研究就是对整个城市的剖析。
我觉得影像调查报道和影像社会学研究是非常好的方向，也是我未来的方向，当你报道的时候你会发现局限性太多了，因为你做的报道是呈现事实，你用更多的文字很难表述出来，你用人类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认知的话，你遇到问题的时候，你观看的视角，你所呈现的东西更丰富，所以对我来讲，我的瓶颈无非就是个人的认知水平问题，你越深入到事件背后的时候，你个人浅薄就会暴露出来。
所以我们要提高自身的认知水平，借鉴更多专业领域的观察和研究问题的方法。
新闻要有人文价值
曾经有一个著名摄影师说过，“我看不惯一些摄影人，到了一个地方，就急于拿起相机就拍，那是无礼的侵犯。”你首先要站在旁边观察、了解，如果想记录一个人文的东西，必须跟他有很深入的情感的交流，对文化的认知再去拍摄。
“好的作品，一定回归本源，回归故事本身。”
“真正好的作品，绝对不是取巧，说得夸张些，多数情况下，你得折腾得死去活来。”
我们试图穷尽一切摄影语法，来描述一个惨白的故事。我们沉迷于对技术天马行空的解构，而忽视的是内心的构建。
我们迷信权威，迷信任何舶来品，对所见的东西一知半解。
我们缺乏对国外优秀照片背后文化的理解，更肤浅于对本土文化的解读。
摄影有两种，一种是对摄影本体的，他拿起相机拍是因为内心的积累，他讲的是人文的东西，或者你对事件了解的东西，你要真正的去报道，你要呈现一个东西的时候，讲述一个东西的时候，对这个问题要了解，你如果仅仅表达个体的东西你到现场按一下快门就走了，摄影本身就是侵犯他人的行为，有时候人类学者也是这样的，但是侵犯的过程当中，我们要在研究范畴范围内，职业范围内尽可能的让你自己保有敬意的态度跟对方交流、沟通，这样你的影像才是有道德的。
安德烈·塔可夫斯基的这句话特别能观照我们当下现实“我觉得，我们这个时代一大令人悲哀的事情就是，彻底摧毁人类意识中关于美好的一切。当代大众文化，讨好消费者的“假体文明”，将残害我们的灵魂，阻止人追寻自身存在的根本意义，妨碍人认识作为精神存在的自我。”
他的这句话，显然适用批判我们当下摄影现象和更多文化现象。
个体的力量从哪里来？ 和摄影人存史的自觉
与阻碍你挖掘真相、报道真相、的种种力量的博弈？
与限制你践行记者职责的某种意识形态的抗争？
来自所掌握的确凿证据？来自我背后平台的支持？
这些是你内心力量滋长的基础，但还有另外一种驱动力，比如，我参观过的德国媒体的启发，我觉得他们其中一家媒体的信条特别能概括媒体人的应当推动政府的应做的：“不要怕告诉人们真相，人们有承受真相的能力。”
还有一个启发，来自于一个影像人类学者的工作智慧。他记录一个东西，批判一个文化、一个体系的时候，他不吭声，他只是通过一个事件中的典型的人物的讲述，他把过去不同时期的历史贯彻起来观察和挖掘，所有的变化都体现出来。这些都是来自他对历史的认知，和个人的视野，他显微镜的观察方式，让如常的东西，现出这个时代的各种原形，他看似庸常的采集，实则包涵他个人历史的用力记载。
没有什么东西是不可以表达的，你要智慧的表达，不要非得对抗某种东西，所有的东西都会呈现在你的面前。
用历史的眼光去观看，我们现在记录的东西一定是未来不可或缺的东西，现在你忽略掉了就存在了，但是你一旦遇到它就要记录下来，这个东西的记录，不仅仅让你职业生涯有更多的作品，更多的是你个人的积累，个人的生长。
所以，作为媒体人，我们要从最初的单纯追求发表，过度到独特的历史观下的存史自觉。
结束语
我们的人生和我们的思想，是不断从一个场域到另一个场域，是一次次自我退场，这个退场，是选择你该做的事情而放弃重复的自己。选择退场，要在行动、思考和积累中完成对自己的一次次否定。反观我这三年，我已然在自我退场。
这次的经验分享，更多的是呈现困境。对于不同形式的表达者来讲，你最远只能看见车头灯所照之处，但是你可以就这样一路走完全程。也就是说，我们完成的是对自己一次次困境的突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