止庵：蒙克画中的男人

文 | 止庵

在“大自然”这题目下谈论爱德华·蒙克，首先就想到他最著名的《呐喊》（一八九三），画中的人显然是被大自然的景象给吓坏了：诡秘，紧张，仿佛有鲜血汩汩流淌，似乎它的存在就是个坏兆头，就是要向我们展现种种令人不安乃至精神崩溃的景象，而且凶险还仅仅是些微的显露，预示的是整个世界行将毁灭。

▲ 《呐喊》

对蒙克来说，大自然作为人类生存的背景，即使不是他们内心极度恐怖的根源，至少也是整个恐怖氛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再来看他另外一幅《忧郁》(一八九四至一八九五)，大自然虽然未给那个郁郁寡欢的人什么刺激，但也不能予其以丝毫安慰。这可以说与《呐喊》构成了人与大自然的关系的两极。

而在《林荫道上的凶手》（一九一九）里，大自然萧杀，寒冷，落寞，对光天化日之下发生的凶案，对遭遗弃的被害人——大概《呐喊》、《忧郁》里的人物都相当于他罢——全然无动于衷，与面无表情、即将扬长而去的凶手的态度正相一致。

值得留意的是，《呐喊》、《忧郁》里的人物和《林荫道上的凶手》里的死者都是男人。也就是说，这里所展现的实际上是大自然与一个男人之间的关系，或者说是一个男人对于大自然的感受。在此同样用得上曾经说过的话：所有男人无疑都代表着蒙克本人。

蒙克描绘“男女之战”的作品不少是以大自然为背景，我们可以明确感受到大自然的倾向性，譬如《别离》（约一八九六），那个偏于画面一隅，倚树而立，手捂胸口——他的手上像是沾满血迹，似乎捂住的是流血的伤口——的男人，与那个占据着画面中央的舒畅自在的女人相比，显然后者更属于大自然。

与此类似的还有《废墟》（一八九四）。即使显示男女间不无和谐之相的《生命的舞蹈》（一八九九至一九○○），也是以三个处于人生不同阶段的女性为主体。《公园里的情侣》（一九○四）看似更加强调这种和谐关系——虽然男女衣着强烈的黑白对比，又像是对此的一种反讽；但无论如何，前景的女人头像提示我们，这毕竟还是属于她的世界。

再来看看蒙克笔下女人与大自然的关系。在《海滩上的英格尔》（一八八九）、《风暴》（一八九三）、《夏夜的梦》（一八九三）、《心声》（一八九六）、 《来自大海的女人》（一八九六）、 《红与白》（一八九九至一九○○）、《突堤上的女孩》（一九○一）、《在海滩上起舞》（一九○○至一九○二）、《桥上的姑娘们》（一九○三）、 《盛夏》（一九一五）、《埃克利的院子里拿着南瓜的女孩》（一九四二）等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女人置身于大自然，无拘白天抑或黑夜，盛夏抑或严冬，不仅毫无隔绝紧张之感，甚至完全与之融为一体，这充分体现于她们所流露的情绪，所摆出的体态，她们的形象与周围其他形象的协调，她们的肌肤和衣着的色彩对于整个环境的呼应与补充，等等方面。

有些画里，空中悬挂的一轮月亮或太阳在水面映出一条又长又宽的倒影，被论家认为是男性的象征，但这也只能说明他们的存在，而她们对此坦然自若，毫无惧色。

然而在蒙克笔下，特别是在晚年的他笔下，还有另外一种大自然。在《星夜》（一八九三）、《白夜》（一九一○至一九一一）、《太阳》（一九一○至一九一一）、《黄色的圆木》（一九一二）、《克拉格勒悬崖》（一九一○至一九一四）等作品中，景色或晦暗沉郁，或明净灿烂，但无不极具壮观，饶富魅力。可见蒙克有时也能让自己痉挛的神经稍稍松懈下来，他眼中的大自然就都变了样子；或者说，这回他暂时将自己的目光移到人世间之外，尤其移到他一向纠结的人与人之间、男与女之间的关系之外。

▲ 《黄色的原木》

《火车的烟雾》（一九○○）中虽然画了火车，《岸边的红房子》（一九○四）中虽然画了房子，而且都处于视觉中心位置，但都构成自然景观的一部分，画家并未暗示其中涉及什么样的人的生活。蒙克依然以其特别粗犷有力的画法来画大自然，但所有的“力”都不再是针对“人”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不再是针对“我”的。

▲ 《火车的烟雾》

蒙克如此描绘的北欧风光，是他在“大自然”这一题目下对于现代美术史的最大贡献。不仅是题材上的重要拓展，在美学上亦有突出建树。此前印象派画的都是步履可及之处（蒙克早期受到印象派影响时，画的也是类似之作，如《圣克劳德的塞纳河》，一八九○；《雨中的卡尔·庄尼》，一八九一），而如今蒙克笔下，才说得上是“真正的大自然”。

蒙克的传记中说，“以前他将自己的作品标为他的‘孩子’，现在他将他的风景画称为‘自然之子’。”回过头去看《呐喊》、《忧郁》，对于在现实生活中受苦受难的我们来说，这种有别于我们世界的另外一个世界，恐怕还是遥不可及；而画出它们的蒙克，又未免弃我们于不顾了。

【注】本文题图为《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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