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百家，他最懂管理，影响后世2000年！

管仲是先秦诸子百家中管子学派的代表人物，尊称管子。管仲的言论主要体现在《管子》一书，它以管子政治实践为脉络，集纳了管子和先秦社会的治国思想和智慧。如“利民”、“富民”、“顺民”的治国思想，“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的政治原则等，都体现了深刻的民本思想，蕴含着丰富的管理思想。

如果说孔子的最大价值在于文化，老子的最大价值在于哲学，韩非子的最大价值在于法学，孙子的最大价值在于军事，那么管子（管仲）的最大价值应该在于管理。《管子》的为政之道为我们现代企业也提供了许多管理智慧，德法并重管理之道，德化要“德行必有所是，道义必有所明”，法治要“正法直度”，“令则行，禁则止”等等。

管子是春秋时代霸政传统的实际开创者。他的政治实践，不仅完全改变了齐国的内政及春秋初年各诸侯国的政治格局，而且影响此后齐国乃至各诸侯国的政治选择和政治进程。

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他是春秋时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政治家。他的管理思想，不仅独具特色，而且因其高超的智慧，至今仍有极高的借鉴价值。

以人为本的“人性管理”

人本管理是中国古代治道的传统，管子的人本管理理念无疑是对这一传统的自觉践行，进而做出有自己时代特色的发挥。管子有句言：“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明管子已经充分意识到人性是由不同层次的需求构成的，只有首先满足那些基本的需求，人性的发展面才能逐步展现。

管子认为创霸事业的开创，一定要以人为本，实行人本的管理，遵从人道，尊重人性；在于经营民心，争取百姓的支持，从民所欲。“以人为本，本治则国固，本乱则国危”。“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

没有民主意识的“民意上通”的环节，宏观经济管理就无法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运行体系。特别强调，作为管理者就应具有一种化人性弱点为积极力量的能力，具有一种遵从民欲民利本性的管理正能力。

对于更具体去做才能进一步获取民心，管子提出了“四不”方案：一是“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指不强干徒劳无益的事，应量民力而行。二是“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以其所恶也；”指不要追求无法得到的东西，不勉强人民百姓去做他们所厌恶的事。三是“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时也；”指不要使自己处于那种不能持久的地位，不贪图一时的侥幸和短期的功效。四是“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指不做不可再行的事情，就是不欺骗人民。

总而言之，对于管理者而言，只有得了人心，实行了人本的管理，管理活动才能有显著的成效。就是说，作为被管理者的民众都希望生活地快乐、富贵、安适、家庭子孙幸福，管理者就要想方设法满足他；民众都不希望生活在痛苦、贫穷、颠簸、家庭绝后的状态里，管理者就也要设身处地去根除。因此，对于现代的管理在政策方面，必须优先考虑如何满足人性的基本需求。

知人善任的“人才措施”

管子倡导以法制措施管理人才，不少内容体现了这一思想，并且贯穿于人才的选拔、使用、赏罚的全过程。齐国不但在国内招贤纳士，而且设以重金要职向他国寻才，对于贤能的人才，齐桓公与管仲不分贵贱，均予选用。

更为难得的是，作为一国之君或一国之相，管理的最权威者，在选用人才时却能每每亲临现场察看，当面询考，并去乡间打探，逐个过问，具有这种爱才亲贤、贤士至上的精神，齐国能够称霸诸国也就并非偶然。

那么管子的选贤标准又是什么呢？管子认为国家选贤任能，要举拔有德者给予爵位，不选无德之人；举拔有才者就任为官，不选无才之人。并把德行置于功劳之上，不因年龄而埋没人才，安排职位上不搞论资排辈。在这里，注重德才兼备，不论年份，实属难得。

管子在《立政》篇中提出了用人应作三方面的审查和考虑。他认为管理者必须明白审慎用人的三项要求：首先是品德是否与其权位不相称；其次是功绩是否与其薪禄不相配；最后是能力是否与其官位不相称。

同时，把“自知之明”与“知人之明”发挥地淋漓尽致，所谓知，就是知道自己的能耐到底有多大，强项在哪里，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同时也知道他人的强项和优势在哪里，做到知己知人；所谓明，就是根据知的信息来判断各自的位置应在哪里，进而安排各自合适的岗位。

管子还深知“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道理，认为在人才的管理中应会用人所长，容其所短。无论选人、用人、考评人，都不能以一时之得失来给人作出定论，要想做成大事业就必须学会容忍人犯错误，并深深地理解人，学会站在他人的角度看问题。

管子在选用人才上严格求真的态度，实事求是的思维，以及开放公平的胸襟，对当今企业选拔真正的人才以及加强人才的管理都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内外关系的“管理修炼”

在管子的思想中有一条，是说如果一个人上升到一个超出了他的智慧所能驾驭的权威位置，那么他和他所管理的人都会遭殃。这样的思想告诉我们，当你拥有一定的权力之后，你应该在管理中关注内外部的关系，并且继续修炼你的智慧，以适应这种权威的需要。

管子认为，对于如何处理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是管理活动是否有效的关键所在，在这个问题上，管子不赞成管理者对被管理者采取硬性制服的方针，而主张以善德服人，争取人心的归服。

《管子》中的《小问》篇中记载着这样一段管仲与齐桓公的著名对话：齐桓公想要战胜人民，使人民屈服，向管仲询问良方，管仲则回答说，要想战胜人民，其实很简单，可以让官吏书录刑律，谁能揭发有罪者就予以赏赐，经常审查并严行诛杀，这样人民就被制服了。

但这种君胜民的眼光是“小道”的狭窄眼光，不是创霸所需的“大道”胸襟。靠强制方式来制服人民，显然不是通行天下、图霸列国之“大道”。结果就只能使人民害怕而不亲近国君，这样很快就会殃及自身。虽能制服民众，但不会长久。

齐桓公所说的“胜民”就是要制服民众，使其就范于自己的控制之下，这显然是一种硬性粗暴的管理。管仲则认为，要使国家长治久安，不能只考虑一时的安定，一时的治理，“行天下之大道”不能采用“胜民”之说，而是要用善意去滋养人，以身作则，用美德去增进他人的教养，采用一种软性人文的管理，这样才能使人心悦诚服，这才是君王领导者的大道。

另外，作为齐国宰相，管仲常提醒部属：管理者在管理行为中决不能居高临下，盛气凌人，视民如草芥，而应以诚示人，以情化人，以善养人，这样的管理才是得人心的管理。

他还还根据每个管理位置的不同而列举了领导人应当慎重处理的几个问题：

一是虽然有较好的品德但是仁爱人民并没有达到最高境界的人，不可能让他掌握实施国家大政方针的权利。

二是对待贤能缺乏谦恭忍让精神的人，不可能让他占据尊贵的职位。

三是当必须实施刑罚时，遭遇亲贵便回避姑息的人，不可委任他统帅军队。

四是不热心于农业生产，不重视开发地利而忽视赋税收入的人，就不能让他治理一城一地。

这是巩固国家的四件大事，是国家安危的根本。他认为每个管理位置都会有相应的德性和才干的要求，德称其位，才适其职，这样的管理结构才是合理的，反之，管理活动将陷入困境。

管理目标的“和谐共赢”

“和谐”一词最早出现在《管子》。该书《兵法》篇说：“畜之以道，则民和；养之以德，则民合。和合故能谐，谐故能辑，谐辑以悉，莫之能伤。”意思是说，用“道”养兵，人民就能和睦；用“德”养兵，人民就能团结。和睦团结就能协调，协调就能一致，协调一致就能无敌于天下了。

管子认为：“只有人事与天道相互协调，天地间的美好事物才会产生出来。”只有和谐，国家才能安定，政令才能贯彻，社会才能长治久安。

要想管理好国家，就必须解决国家存在的问题；要想解决问题，就必须知道问题所在；而要知道问题所在，就要大兴调查之风，因为没有调查就掌握不了社会的真实情况。特殊的情况还得需要特殊的方法处理。

于是，从国家管理的角度出发，在特定的背景下，管子设计了“四民分业定居”的国家管理模式。具体做法是：在天气还冷的时候，就修整土地，农时到来就耕耘播种。在降雨之前就铲除杂草，等待时雨。时雨一来，就带上各种农具，早晚在地里干活。这时，农人脱下常服，头戴草笠，身披蓑衣，漏出发肤，一身泥水，竭尽四肢之力，从事农作。工匠们查看好的木材，考虑四时的活路，分辨质量优劣，安排各种用具。

在评定等级、审计规格、裁断器物的时候，无不注意是否齐全和精致。这样，工匠们之间，互相谈论工事，展示成品，比赛技巧，提高工艺水平。商贾们观察年景丰歉，了解国内外情况，掌握四时需要，注意本乡货物，预测市场价格。他们负任担荷，赶牛驾马，周游四方；料定物品多寡，估计商品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贱买贵卖。

士、农、工、商这些不同职业的人们，各自从事特定的工作，并以之教育子弟，从小就习惯了这种生活，思想安定，不会见异思迁。因此，父兄的教导，不严刻也能教好；子弟的本领，不劳苦也能学会。

所以士人的子弟世代为士人，农民的子弟世代为农民，工匠的子弟世代为工匠，商贾的子弟世代为商贾。这些国家管理模式的问世，稳定了当时人们的身份、地位和社会等级结构，对安定国家起到了积极作用。

可见，管子追求的是建设和谐国家的远大目标，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提出的相关国家管理的主张，是非常深邃的。作为春秋时期天空中最为耀眼的一颗政治新星，管子的种种管理理念必将会给现代的管理者诸多启迪，进而使管理实施的幅度问题愈来愈引起人们的关注与重视。

作者：王运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