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波 | 文
据诺贝尔奖官网消息，瑞典斯德哥尔摩当地时间14日中午，201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揭晓，获奖者阿比吉特·巴纳吉(Abhijit Banerjee)、埃丝特·迪弗洛(Esther Duflo)和迈克尔·克雷默(Michael Kremer)，以表彰他们“在减轻全球贫困方面的实验性做法”。
我在2006年的时候曾请迈克尔·克雷默参加过一个我主持的国际会议，另外在美国经济研究局组织的会上也曾与阿比吉特·巴纳有过几次交流。他们把田野实验的方法引入到发展经济学当中，引进到减贫的问题中。在他们看来，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要像医学一样要做实验，尤其是通过田野实验增加经济学的科学性。因此，对于解决贫困问题，他们认为应该从微观的小事情一点点做起，就像工程那样，而不是用大而空的理论。
比如克雷默做过一个实验，在发展中国家，很多小孩子因为肚子里闹蛔虫而无法正常上课，这导致这些生病的孩子成绩不好，影响人力资本形成，进而也影响长大后的收入水平。通过实验的方法，克雷默他们给一组学生吃治蛔虫的药，一组不吃，实验证实吃药的孩子的学习成绩等表现更好。这种政策干预成本特别低，但效果非常明显。他们用类似这种的研究方法证明，有可能通过边际上的改进，来帮助解决穷人的一些问题。
他们三人的这种实验方法在发展经济学界影响很大。对于刚出道的经济学者，这种方法容易被接受，同时他们控制着主流的经济学杂志（埃丝特·迪弗洛是最权威经济学杂志之一《美国经济评论》的主编）。现在不做田野实验，发展经济学的论文很难在顶级经济学杂志发表，因此很多人跟风去做类似的田野实验。
但这种实验方法也存在明显的缺陷，也受到了很多的批评。在他们三人看来，随机实验才算最科学的。因此，好的发展经济学的研究也要尽量进行这种随机的实验。在一些小的贫困问题上，比如通过发放帐篷解决疟疾问题，给孩子吃防治蛔虫的药帮助孩子提高上课出勤率，这些实验是有效果的。但在很多政策问题上，无法做实验。如果研究只关注能做随机试验的题目，那么有可能只关注一些不太重要的问题。
另外，实验能否在更大范围推广复制也是个问题。比如，发放蚊帐解决疟疾问题可能在非洲部分地区起作用，但在北非这些干燥的地区贫困人口根本不需要蚊帐。也有些地方发放的帐篷被拿去做渔网、披纱或者干脆被转卖了，导致了很多的资源浪费。而在执行层面上，他们的减贫方法也很难推广。比如，他们的博士生往往飞到一些国家的部分村子做实验，这些精英院校的博士生能力很强，实验结果当然很好。但如果把实验从一些村子推广到更大范围或者全国的话，即由点到面铺开的话，就要考虑到很多现实的问题：比如地方政府的行政能力。如果地方政府腐败的话，一个项目推广开来，很容易导致腐败问题，效果往往达不到试点时的水平。此外，免费发放蚊帐需要大量的资金，一旦援助方不再提供资金，这个减贫的方法就不能再持续下去，因为受援国没有一个自己的造血基础。
总之，实验的方法对理解一些贫困的机理很有帮助。但在具体减贫上，随机实验的方法只能在边际上解决一些小问题，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通过做随机实验来解决减贫问题的。中国在减贫上也做了很多的实验，但从来没有做过所谓随机实验。对于解决贫困问题，中国有句话“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真正解决贫困问题，要给贫困人群创造公平的成长和就业环境，调动这部分人群的积极性去发现机会，这些可能要比单纯的实验的效果和作用更好。
中国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也提供了一个脱贫的样本。在这个过程中，中国提供了很多的有效经验，比如由点到面、摸着石头过河式的改革。我们最初设立了蛇口工业区进行改革开放的实验，之后逐步推广到深圳、沿海城市，最终边干边学边总结推广到全国（2001年全面开放加入WTO）。这种循序渐进的改革有助于将风险降低到了最小，同时摸索经验，但这种改革很难做随机实验。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证明了，贫困问题的解决不是靠这种随机实验来解决的。
因此，中国的经济学界没有必要去迷信他们。他们的一些实验方法可以借鉴，可以当作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工具，但不能为了工具而工具。现在他们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我比较担心国内的年轻学者会跟风，会为了做实验而做实验，反而忘了总结这些年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内在规律和发展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