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新诗诞生一百周年。
一百年来，中国经历的历史苦难及不断变幻的政治风云，让中国人觉得这一百年尤其漫长。但对我们写作的诗歌、我们笔下的白话文，对我们使用的汉语来说，一百年只是短短的一瞬。
新诗一百年，它最明显的成就，是催生了一个写新诗的庞大诗人群体，这些诗人通过对个体生命的感受与沉思，创造了不少优秀的诗歌作品，使新诗成为中国文学最重要的门类之一。
它制造的现代诗意，如今弥漫于小说、散文、戏剧及电影、广告等大众文化的各门类中。尤其是朦胧诗后的现代诗，最大的贡献，是让现代汉语意识到自己才是世界的主人。语言不仅不是人的奴仆，还是主人。这种颠覆，当然意义重大，让语言成为一盏自主的明灯，人成了被照亮者。
新诗对语言的改变，首先是思想的改变，包括思维模式和感受方式的改变。
在古人意识里，每个汉字都有独立的生命意志，像一个个活着的生灵，甚至有阴阳雌雄之分。在古代这些表意文字的背后，潜伏着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哲学基础。它相信天地有大美，相信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相信至诚才能与天地参，相信阴阳相生、虚实互补、知无知有，相信无我之境、以物观物、物我两忘。它相信“拈花一笑”的气韵与空灵，也相信“蚌病成珠”的长歌当哭。因此，古诗在传统文化中，一直是自成体系的小宇宙。杜甫说“诗成泣鬼神”，诗就是一个能与鬼神感应的通灵空间。诗因此在传统文化中拥有了无可比拟的地位。我们不难想象，一个充分领略过古诗魅力的人，刚接触现代诗时，会是何种感受。
新诗使现代汉语基本脱离了表意文字与单音词的思维模式。所以，我们看到新诗的基本单元变成了句子，而字和词只有在句子中才能成活。
这其实是在用西方表音文字的模式使用表意文字。由此，百年新诗创造了两千多年来古诗所没有的新诗意。但是，因整个时代缺少对文言、古白话及表意文字思维本质的反思，新诗虽对现代汉语的改变贡献巨大，但大多数民众对其表现并不满意。
这种不满意，也体现在新诗的诗界内部。诗人们既高度活跃，又严重分裂，难以达成对新诗历史和标准的共识性认知。新诗既无法得到来自历史传统的权威支持，诗歌的“拒译性”，也使人们对来自西方的学术支持，大多持不信任态度。在当下新诗领域，几乎没有可清晰辨识的规范与共识，也没有经过充分论证、得到大多数诗人认同的理论系统，更不存在带有正当性和权威性的研究范式和研究活动，一切都处在高度无序的状态。由于一百年时间太短，新诗也基本没有奠定自身在中国文化中的自主性。新诗学，于是演变为一种带有“斗争”或“团伙”意识的新诗政治学。
新诗的生产虽极为活跃，但却让人难以看到真正有价值的成长，越来越多的诗人陷入了“诗意匮乏”的困境。如果借古诗的历史来比较，新诗可能还没有走到它的“诗经”时代。
语言似乎是现代诗人唯一的信念，但有时更像他们争夺话语权的旗号。他们似乎在重新命名事物，但已丧失了在命名中探索自己存在、使命与苦难的才华和勇气。他们的很多命名是功利的，会随着时代的改变而改变。所以，这个时代真正的好诗人不多，活跃着的更多是一些“诗歌运动家”。从他们的诗中，我们往往看到的是阴郁、琐碎、无病呻吟甚至是猥琐，而绝少看到朴素、高贵、纯净与博大，更难感受到诗人健全的心智透过语言向我们袭来的纯粹和高迈的精神气质。
诗歌运动造就了中国新诗，但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把中国当代诗歌带至了悬崖边缘。中国当代诗歌史已演变为一部“诗歌观念运动史”，一代又一代的诗歌运动，使得诗人们只有语言趣味，绝无道义立场，让人不再相信其诗歌中的良知，甚至怀疑他们的世俗生活。
此外，新诗在对汉语的音韵与声音之美上的探索与发现极少。
在中国古代，诗歌呈现的声音与音韵之美，甚至比诗歌表达的含义更重要。语言的音韵之美，曾是评判文学好坏的重要标准之一。在古代中国，诗乐关系极密切，形成了一个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声音系统，“语言”之声常常演化为音乐最基本的创作元素。音乐总是效仿人声，而不是像西方那样，人声是效仿乐器的声音。这一点，在传统戏曲中表现得最明显，因各地方言音调不同，而音乐和曲调是跟着人声走的，所以才会有三百多个地方剧种。
一百年对语言的成长来说，确实太短，所以目前的现代汉语，几乎可以说还没有诞生它音韵学。
对现代汉语的音韵体系的建立和音韵之美的发现，无论是在诗界内，还是在诗界之外，都没有看到什么有价值的建树。很显然，表意文字要呈现声音之美，比表音文字难度更大，同时完成音与意的超越也更难。所以，我们今天回头看“五四”的白话文与新诗运动，不能不说它对文学语言只完成了精神启蒙，但同时也有一个副作用，就是对汉语声音的忽视和遮蔽。
现代文学语言在声音上是完全凌乱的，而现代汉语对声音的无知，已成为六十多年来，留给诗人最痛苦的文化遗产。这不仅使现代文学远离了声音之美，也使之成为一种反声音的案头文学。今天所说的口语诗，仍是书面口语，而如何发现声音和语言的关系，不只是现代语言学的难题，也成为了诗人面临的一个共同问题。
诗歌要体现语言的声音之美，原本是一个文学常识，也是诗歌区别于散文最重要的一个标准。但由于新诗越来越注重传达复杂的经验，对声音之美的探索显然要少得多。好在电子媒介的普及，正在让人们回到一个可口口相传的“电子口语”时代，今天“说”和“听”，正变得比“写”和“读”更普遍、更易传播。诗歌、寓言、谚语等，原本就是口语时代，也即印刷品流行前那个时代的经典文本样式。
“电子口语”时代的降临，显然更适合诗歌的传播。电子媒介在转瞬间，能把我们的声音送到想去的地方，也能在转瞬间听到我们想听的东西。
它大大扩展了我们的“说”和“听”的范围，为人类打开了新的感知大门。人们正重新感受荷马那个“口语”时代所经历的一切。我相信这种变化，在未来对新诗的某些观念也会构成新的冲击。
新诗一百年，诗界大多在谈成就与贡献，但我们多谈一些问题的目的，仍是期望新诗与新诗人们，在新诗一百年之后有更好的成长。
去年岁末，我受邀作为主编之一编选《中国新诗百年典藏》诗选。当时我粗列了一个名单，竟超过三百人，都是中国诗坛，在不同时代产生过一定影响力的诗人。这甚至是一份较苛刻的名单，入选诗人不仅具有自己稳定的、个人化的诗歌风格，还需有一定知名度，且大致能经得起时间的检验，至少今天读起来不觉过时。
可见，新诗有过一个多么庞大的创作群体。
要从这三百多个诗人，选出十位最具代表性的诗人，难度可想而知。除非由一个评委会投票，否则个人无论怎么选择，都不公平。显然只有缩小评选的范围，才能使结果趋于公正。因而，我把所有仍在进行新诗创作的诗人，排除在了候选名单之外。仍在创作的诗人，一是未到“盖棺论定”时，二是距离我们太近，没有经过大时代的淘汰，对他们诗歌价值的认知，难免带有更多的个人主观成分。
这种排除法，使评选容易多了，于是诞生了这个新诗百年十大诗人的名单：胡适、戴望舒、穆旦、艾青、牛汉、洛夫、北岛、顾城、梁小斌、海子。其中七位诗人已经逝去，洛夫、北岛、梁小斌三位诗人，也基本停止了新诗创作。当然人活着，就可能写诗，但我觉得他们的诗歌价值已经定型，即使写出新作，也不大会影响到诗学界对他们诗歌成就的判断。
我的评选标准主要两点：时代影响和诗歌技艺。但这两个标准，无法靠数据支撑。评选者依凭的，无非是自己对诗歌史的了解及个人的阅读与写作经验，难免带有个人偏见。一百个诗人眼中，就有一百部诗歌史，让其他诗人来选，或许会有所不同。我遗憾的是，虽经反复思考权衡，终因名额所限，冯至、郑敏、昌耀三位诗人未能进入最后的名单。
在新诗百年之际，我们回顾新诗，目的不只是回顾新诗的文学价值，还为了提醒世人和诗人注意，这个世界上，还有一部诗人撰写的历史。在常识中，历史似乎从来是统治者撰写的，但谁又敢说诗人不是历史最终的保存者？
中国自古就有“诗史观”，诗人把真理的片断从现实中分隔出来，诗人把心灵的奇迹从时代中爆破出来。他们呈现的历史，不是封闭的、直线的、同质的，而是对人类良知那种神秘之物的凝视。诗人编撰的这部历史即包含未来，也会让我们重获过去。
这十位诗人的诗都让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品格，它们不对生命删繁就简，它们不携带虚假的官方记忆，更不会忽略那些时间中失败的事物、那些被伤害过的事物，那些散落各处、无名又无形的踪迹。这或许是一部与流行的公共话语完全不同的历史，但他们呈现的却是这一百年的心灵史，也携带着一百年来中国人的个人意志与生存真相。
新诗一百年，一直试图肩负这样的使命，对每一事件的回溯，对现实和心灵的每次审视，诗人们都渴望为历史寻找到第二次生命。诗人们期望，那已经死亡的过去，通过诗歌能获得了另一个躯体。这一次是由诗人意志创造的躯体，所以它无法被毁灭。只有当这个世界上，任何事件或任何苦难，在诗人充满良知的凝视中，都不再落空时，诗歌就有可能创造出比历史更广阔的视野。在那里，每一次受难都将以复活告终，每一种悲伤都在被引向更大的善。
那个时候，人们不能不说，历史只有在这样的诗歌、这样的心灵中存在过，才是真正的复活。因存有这样的理想，我们纪念新诗诞生一百年，并选出十位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和他们的作品。愿这理想也永存于所有诗人的心中！
胡适
（1891.12.17-1962.2.24）
生于徽州绩溪，诗人、文学家、思想家，白话文的主要倡导者。他1917年发表的白话诗，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批新诗，《尝试集》也是中国第一部新诗集。旧时凡出一行，就有一行祖师爷，新诗一百年，胡适是大家公认的祖诗爷。他曾借龚自珍的一句话诗自谓：“但开风气不为师。”这个自我价值判断，用来评价胡适新诗成就也合适。胡适平白如话的诗歌风格，是他“诗体解放”的自觉追求，如他所说：“有什么材料，做什么诗；有什么话，说什么话。”开一代风气，可谓厥功至伟。
一念
我笑你绕太阳的地球，
一日夜只打得一个回旋；
我笑你绕地球的月亮，
总不会永远团圆；
我笑你千千万万大大小小的星球，
总跳不出自己的轨道线；
我笑你一秒钟行五十万里的无线电，总比不上我区区的心头一念！
我这心头一念：
才从竹竿巷，忽到竹竿尖；
忽在赫贞江上，忽在凯约湖边；
我若真个害刻骨的相思，便一分钟绕遍地球三千万转！
戴望舒
（1905.3.5-1950.2.28）
生于浙江杭州，诗人、翻译家，代表作《雨巷》，著有诗集《我底记忆》。他当年曾被称为现代诗派的“诗坛领袖”，1929年的《我底记忆》被文学界视为现代诗派的起点。他诗的感受有古典意味，但表达又有一定现代性，是较早对东西方诗歌有融会贯通意识的诗人。在新诗的音韵上有所探索，诗风独具一格。
我用残损的手掌
我用残损的手掌
摸索这广大的土地：
这一角已变成灰烬，
那一角只是血和泥；
这一片湖该是我的家乡，
（春天，堤上繁花如锦幛，
嫩柳枝折断有奇异的芬芳）
我触到荇藻和水的微凉；
这长白山的雪峰冷到彻骨，
这黄河的水夹泥沙在指间滑出；
江南的水田，你当年新生的禾草
是那么细，那么软……现在只有蓬蒿；
岭南的荔枝花寂寞地憔悴，尽那边，
我蘸着南海没有渔船的苦水……
无形的手掌掠过无限的江山，
……
穆旦
（1918.4.5-1977.2.26）
原名查良铮，生于天津，诗人、翻译家，著有诗集《探险者》等，译有普希金、雪莱等诗选。他在1940年代，就受西方现代主义影响，加上汉语深厚功底，写出了较成熟、表现人类苦难经验的现代诗。可惜其后被政治运动打击，只能潜心于翻译。1980年代在他逝去后，很多现代文学研究者将其视为现代诗歌第一人，所获评价越来越高。他的同代诗人袁可嘉认为，穆旦“是这一代的诗人中最有能量的、可能走得最远的人才之一”。
我歌颂肉体
我歌颂肉体，因为它是岩石
在我们的不肯定中肯定的岛屿。
我歌颂那被压迫的，和被蹂躏的，
有些人的吝啬和有些人的浪费：
那和神一样高，和蛆一样低的肉体。
我们从来没有触到它，
我们畏惧它而且给它封以一种律条，
但它原是自由的和那远山的花一样，丰富如同
蕴藏的煤一样，把平凡的轮廓露在外面，
它原是一颗种子而不是我们的掩蔽。
性别是我们给它的僵死的符咒，
我们幻化了它的实体而后伤害它，
我们感到了和外面的不可知的联系和一片大陆，
却又把它隔离。
那压制着它的是它的敌人：思想，
（笛卡尔说：我想，所以我存在。）
但是像不过是穿破的衣服越穿越薄弱越褪色
越不能保护它所要保护的，
自由而又丰富的是那肉体
……
艾青
（1910.3.27-1996.5.5）
生于浙江金华，诗人。早年代表作有《大堰河——我的保姆》等。1957年被划为右派，创作被迫中断20多年，后成为归来派的代表诗人。艾青1940年代，在大众中就有一定的影响力，他记录了那时的苦难中国，笔调悲壮、感情沉郁而饱满，是较早探索新诗散文节奏的诗人，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诗风，易让大众共鸣。
我爱这土地
假如我是一只鸟，
我也应该用嘶哑的喉咙歌唱：
这被暴风雨所打击的土地，
这永远汹涌着我们的悲愤的河流，
这无止息地吹刮着的激怒的风，
和那来自林间的无比温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连羽毛也腐烂在土地里面。
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牛汉
（1923.10.2-2013.9.29）
生于山西定襄，诗人。早年为“七月派”诗人，1955因胡风案被拘捕审查，中断写作。1979年代末重新写诗。他一直被视为中国诗坛的硬汉，非同寻常的苦难也丝毫没有改变他蒙古族人的率真。他的诗一如他的人格，虽然多以草木鸟兽为题材，但却创造了一系列体现生之尊严、渴盼自由的意象，成为中国苦难历史的隐喻。
改不掉的习惯
聂鲁达伤心地讲过
有一个多年遭难的诗人
改不了许多悲伤的习惯——
出门时
常常忘记带钥匙
多少年
他没有自己的门
睡觉时
常常忘记关灯
多少年他没有摸过开关
夜里总睡在燥热的灯光下
……
洛夫
1928年5月11日生于湖南衡阳，诗人。1949年到台湾，1954年与张默、痖弦创办《创世纪》诗刊，对台湾现代诗发展有过重要影响。他早期的诗作有超现实主义意味，后期诗作多直面现实，虽然语体风格多样，但都带有明显的“洛夫印记”。
顿悟
刺藤向天空投射
那墓地，茫然如我们
已死的与未死的，都在寻求一种顿悟
一种月光照在草叶上的
单纯
我们曾舍命爱过，真的
一枚自杀未遂的榴弹可以作证：
一颗早晨欢呼而至
晚上就呼啸着坠入海中的太阳可以作证
而我们自己能证明什么？
散步、唱歌，以及给领带能证明什么？
我们曾爱过，因我们曾再三死过
在一座久久未曾温柔过的城中
在铁轨捆住大地鞭打之后
……
北岛
1949年8月2日生于北京，朦胧诗的领军人物，《今天》诗刊的创办者。他对中国新诗的价值不言而喻。他早期诗作，既有个人英雄主义情结，也有独特的思辨和对人性的反思，诗风冷郁沉静，对一代中国人都产生过重大精神影响。
宣告——献给遇罗克
也许最后的时刻到了
我没有留下遗嘱
只留下笔，给我的母亲
我并不是英雄
在没有英雄的年代里，
我只想做一个人。
宁静的地平线
分开了生者和死者的行列
我只能选择天空
决不跪在地上
……
从星星的弹孔里
将流出血红的黎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