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权的艺术

2003年10月24日，重庆农妇 熊德明 从山上打猪草回家，在自家院子里遇到了温总理，在村民的簇拥之下，总理语重心长的询问：有没有亲属在外打工，工资好不好拿？

“我们家去年干活就没拿到钱！” 熊德明脱口而出。

当晚11点，熊德明家的桌子上就摆好了干部送来的钱，22张大红钞，那是他丈夫打了一年工后被拖欠的工资。 5天后，其他十几个村民也陆续拿到了被拖欠的血汗钱。

随后，国务院牵头掀起 农民工工资 “清欠风暴”，涉及资金高达1800多亿。当年年底，熊德明荣获“2003 CCTV年度社会公益奖”，获奖的原因是:“敢讲实话”。

讲实话如果管用，多半是碰到了讲话有实用的人。

就如电影《武状元苏乞儿》中星爷之所以能潇洒霸气地要饭，全靠碗底印着 四个 大字：“奉旨乞讨”。

熊德明出名后，天南海北的农民工都找了过来。有被拖欠二十年工资的民办教师请她陪着去上坊，有被霸占耕地的农民请她帮忙告开发商，还有人请她帮忙找对象。

名气越大，责任越大，2004年底，熊德明以“讨薪名人”的身份，出面替老乡到温州维权讨薪。结果忙活了四五天，什么都没要回来。事后熊德明总结讨薪经验，感慨地说：

“总理不可能天天到这里，我们也不可能天天去找他。所以打工还是不能打，打工还是怕拿不到钱。”

面对媒体，熊德明哭红着眼睛说：我想回去安安静静地养猪。

01

2003年“ 清欠风暴 ”开展前的两个月，福州大戏院在相关部门鼎力支持下，经过一年多艰苦施工，完成了修缮改建工程，成为居民休闲娱乐好去处。

参与当年改建工程的40多名农民工，东奔西跑，求爷爷告奶奶，经过近两年艰苦努力，依然没有要到被拖欠的工资。于是福州大戏院的楼顶，成为了他们跳楼讨薪的去处。

当年没有快手、 微博 和直播，农民工只能选择这种极端方式来维权。

2004年4月，跳楼式讨薪蔓延到了陕西西安，当地政府部门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当即做出决定：出台文件严肃处理 “扬言自杀、要挟他人”的扰乱公共秩序行为，抵制“以闹维权”，宣扬“法治维权”。

当地依法维权的代表是 姚胜余 ，一位1994年来西安打工的农民工。1999年，他向法院起诉，要求拿回已经拖欠五年的19万元工资。

法院多次探讨、缜密研究，历经前后8次判决，终于让姚胜余拿到了10575元，刚好够报销这几年讨薪的路费。

欠薪的零头都没要回来。姚胜余没脸回家，在西安当了七八年乞丐。

北京一家研究中心发现，当社会法治系统不健全，执行不力时，每讨回1000元，就要花去3000元社会总成本。

能要回来算不错了，如果钱没要回来，社会成本更大。

2013年7月，在陕西打工的25岁农民工小田，以跳楼自杀的方式喊出了自己维权的声音。床头留下了1元钱，工地还欠他3000元一直没给。

“以闹维权”并不是农民工的专属。就在西安号召依法维权的十五年后，一位女性读书人，走进奔驰4S店，坐在了那个让车主“打开激情枷锁，尽性释放，点燃激情”的CLS的擎盖上。

不过和农民工兄弟不一样，“尽性释放，点燃激情”的女车主这次录视频了。 视频第一句话就是：

“ 如果这事儿有的谈，我就不会做出这么不要脸的事。 ”

02

呵呵，我奔驰什么场面没见过？

2002年，为抗议维权困难，一奔驰车主在武汉野生动物园公开砸车呼吁，“如果中国消费者的问题得不到解决，今生决不再坐奔驰车”。

从2002年至2012年，奔驰累计被维权车主砸车抗议5起，用动物拉车游街5起，拉横幅贴大字报5起，到总部示威5起。

不过奔驰洋大人毫不畏惧，比如 2010年的“异味门”中，车主们闹了几个月，也仅得到一条新的车内地毯。

2011年12月，消费者卢先生的奔驰新车第二天就出了故障。 面对卢先生“态度差”的指责，奔驰4S店的员工诚恳地说：

“哪家好，你找他们，跟他们交朋友去啊”。

卢先生气愤地向法院起诉奔驰公司，要求赔偿和道歉，他手拿证据信心满满，结果两审都吃了败诉。

闹也闹不响、告又告不赢。 消费者们几乎都要气绝了。直到 2013年1月份，汽车三包政策才姗姗来迟，但这个政策既没改变消费者的弱势地位，也没改变维权的艰难程度。

西安奔驰事件中，女车主因三包问题和4S店多次交锋。 长期斗争中积累的宝贵经验在这里被奔驰挥洒的淋漓尽致： 有利于4S店的他们拿来搪塞车主，有利于车主的他们就说看情况而定。

被逼无奈的女车主，只好 成为第三类女人：既不在坐在自行车上笑，也不坐在宝马车里哭，而是坐在引擎盖上闹，然后 上传了一段自己都觉得丢脸的视频，才迎来了曙光。

17日早晨，有媒体称女车主和奔驰公司达成协议。 在更换新车、退还金融服务费之外，还无偿得到了10年VIP、补办生日、前往德国参观工厂等补偿。可谓是科技改变命运。

“以闹维权”插上科技的翅膀后，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果，老百姓维权也在传统的“告御状”模式外，有了新的模板。 这是中国互联网的一大步，却是商业文明的原地踏步。

鲁迅先生曾总结： 中国人的性情是总喜欢调和折中的，譬如你说，这屋子太暗，须在这里开一个窗，大家一定不允许的。 但如果你主张拆掉屋顶他们就来调和，愿意开窗了。

这段话后面还有一句： “没有更激烈的主张，他们总连平和的改革也不肯行。 ”此话精辟，跳到引擎盖上闹，要比坐在宝马车里哭管用一万倍，这才是维权的艺术。

03

当然，奔驰也不是只坑中国人。

2016年2月，奔驰在美国因气囊问题，紧急召回了84万辆车，而且向车主们提供了备用车等方案。

1年后，我国国家质检总局约谈了奔驰等公司，提出气囊缺陷。 但一直过了4个月，奔驰才提出了召回方案。 留给车主们满腔“对你付出了这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的备胎 感。

奔驰等各大汽车厂商对不同国家区别对待的现象，早已不是新闻。 肆无忌惮态度背后的原因，也早已不是新闻。

1995年，美国车主Core在宝马4S店里买到了一辆车顶小面积重新喷漆的汽车。 随后他向法院起诉。 几个月后，获得了200万美元的赔偿。

宝马公司不服，认为“只因一块看不到的油漆瑕疵就被判令赔偿数百万美元，不仅是不公正的，而且是违宪的”。

对此，法院郑重声明，“惩罚性赔偿的数额，应以足以制止被告今后的类似行为再次发生”。

2018年杭州中升之星奔驰4S店因欺诈销售，被法院判处“退一赔三”，累计270万元。 董指导我就问楚团长，为什么罚这么多还没警示效果？

他气愤地扔来了四双adibas的鞋： 网上买的，店主说500元一双，绝对是阿迪真品，假一赔三，然后直接寄给我四双破鞋，每双50。

此事过后，楚团长明显学乖了，比如在申请退还ofo自行车押金时，他就用英文写了封投诉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