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是怎样堕落为野蛮的

无声无光 · 公众号 · · 2024-04-13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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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明堕落为野蛮，只需要一个月时间。

1933年2月，希特勒上台之后，立刻着手清除德国社会生活中他所痛恨的那些痕迹，以此创造一个他所要的“新秩序”。 此前可能谁也没想到，当黑暗降临时，文学艺术居然是第一批牺牲品。

事实上，这早就有迹可循。1929年，纳粹党在图林根州选举中获胜，慕尼黑政治警察局前局长威廉·弗里克博士得以出任该州内政和教育部长，他极力反对包豪斯等现代艺术，下定决心清除所有“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还禁演了布莱希特的剧作。

这在当时被普遍视为过激行为，此人也于1931年4月在一片反对声中遭解职，然而不到两年，他居然出任纳粹德国的内政部长，以更强硬的手段卷土重来。

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仅9个星期，纳粹党下属的“德国文化战斗联盟”便在一次公开会议上宣称：

“如果认为国家革命仅仅是政治和经济层面的，那就好了。革命首先是文化层面的！……艺术不是国际化的……如果有人要问：自由还剩下什么？那他会告知那些削弱和破坏德国艺术的人是没有自由的……在根除、粉碎那些破坏我们命脉的东西时，我们绝不会懊悔、绝不会感情用事！”

极端民族主义的剧目《施拉格特》是新政权的一次自我庆祝，剧中有句话很快成为纳粹语录中最知名的格言之一：“听到文化这个词……我就想拉开布朗宁手枪的保险栓！”这句话露骨地道出了一种新的野蛮精神：“总体战”是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文化在暴力面前什么都不是，甚至还不如无。

《文学之冬》所展现的，就是这昏暗时代降临的第一幕：书名原本直译就是《1933年2月》，逐日还原了希特勒上台之后对德国社会文化生活（尤其是文学）的系统性摧残、打压和破坏，而当时那些作家们，又是如何各自做出艰难抉择。——不像我们这些后人， 当时没人知道这个冬天将持续多久，不知道自己能否活下来，甚至不清楚什么样的选择才是对的。

《文学之冬：1933年，希特勒统治下的艺术家》

[德] 乌维·维特施托克 | 著

陈早 | 译

万有引力 |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4年1月

正如全书开篇所言：“这不是英雄传奇，而是命悬一线者的故事。他们中的许多人要么不愿承认危险，要么低估了危险，要么反应得太慢，总之，他们错了。今天翻阅史书的人自然可以说，谁在1933年不明白希特勒意味着什么，谁就是傻瓜。但这样说是脱离历史语境的。希特勒的罪行难以想象——倘若这句话有意义，也首先是对他的同代人而言。希特勒和他的人能做什么，他们无法想象，最多只能猜测。 难以想象，也许正是文明破灭的原因。 ”

确实，这就是问题所在：尽管纳粹确实叫嚣了很多年，但人们仍然猝不及防，因为他们的所作所为超出了文明人的底线——越是文明人，就越是难以置信他们会干出那样野蛮残酷的事，那超出了他们的日常经验。你或许也知道乌云正在聚积，但想不到一切来得这么快、这么狠。当人们反应过来，已经错失了最好的应对时机。

现实证明，在这样严酷的权力打击之下，没有哪个采取异议立场的艺术创作者是安全的。普鲁士艺术学院院长马克斯·利伯曼曾为兴登堡总统画像，身为德国最受尊敬的画家之一，他在本国艺术圈人脉极佳，原本觉得几个右翼的叫嚣动摇不了什么，直到他赫然发现，仅是其犹太血统就足够让他身陷险境。

画家乔治·格罗兹因为多年来尖刻地讽刺纳粹党，遭受了筋疲力尽地诉讼，虽然没能伤到他，但其处境越来越不妙，更无法靠讽刺唤起大众，最终不得不离开自己深爱的国度。——这是他最后的机会，在踏上美国土地8天后，冲锋队拿着斧头站在了他的公寓和画室门前。

面对这样凶残的暴力，失去了法律保护的知识分子们没有多少选择，越来越多的人不得不沉默。 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德国作家托马斯·曼为了免受政治攻击，完全退入文学。埃里希·凯斯特纳试图搜集第三帝国生活的材料，作为小说的素材，但这些笔记没能派上用场：“‘千年帝国’不具备创作伟大小说的条件。”

布莱希特在《逃亡者对话》中有一句感慨：“决定是今天逃走还是可以等到明天所需的智力，可以让你在几十年前创造出不朽的杰作。”

留下来的那些文学家不得不面对政治无所不在的渗透：任何作家都必须表态，到底是支持那些代表德意志精神的作品，还是那些与时代息息相关、世界通行、以欧洲眼光重新定义国内传统的文学？

当然，这看似有选择，实则根本没得选：答案是早就规定好的，争论与其说是对话，不如说只是起到了分辨敌我立场的作用。

也就是说，这在本质上是一场 内部“净化”运动 ：任何不符合纳粹党关于“民族精神”的事物，都将被系统性地清除，而这与对犹太人、同性恋者、残疾人等社会边缘群体的种族清洗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就是锻造一个“纯洁”的共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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